李林甫“柔佞多狡数”，靠着巴结逢迎的手段爬上宰相高位，他因为权倾朝野而闻名天下，也因为杀伐果断而让世人胆寒。有人为李林甫的一生做了一个定论：“口有蜜，腹有剑。”
李林甫读书不多，但却有着过人的投机钻营的技巧，在位期间，着力于堵塞言路，打击异己，所以最终他以反传统的方式，坐上了宰相的大位，把持唐朝政局十九年。
李林甫从亲缘关系来讲，他还是唐高祖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的舅舅姜皎，是帮唐玄宗登基大统的功臣之一。正是凭借姜皎的帮助，加上自己的努力，李林甫才能够顺利地来到太子身边，并很快当上了国子监的一名官员。
国子监云集了天下英才、宗室权贵之子。李林甫不失时机地给那些人以力所能及的好处，以便结交和网罗一大批门生故吏，不久之后，李林甫便奠定了雄厚的政治根基。
在姚崇和宋璟这样的贤相辅佐下，唐王朝取得了开元之治的伟大成就。然而，一个依靠几个人而屹立而起的王朝，很难同用制度法律约束下的盛世一样来得长久。因为开创唐朝盛世虽然有明君贤相的重要因素，但是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创立，符合国情的军队制度和土地制度更是盛世的保障。
随着时局的发展，均田制和府兵制都遭到了破坏，新近创立的募兵制虽然有一定的实际作用，但执行者才是关键，由于制度的不严格执行，致使原本掩藏在帝国内部的危机逐渐显露了出来。隐藏在繁华之下的深度危机，如同一颗会生长的毒药，逐渐生根发芽。
正在唐玄宗苦思自己国家发展的前途之时，李林甫不失时机地走入了唐玄宗的视野。
李林甫为人处世有一个特点，即注重原则秩序，不管人情世故，他认为国家的一切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秩序，要实现这种秩序井然的面貌，就必须以法治国。李林甫最终顺利地进入了唐玄宗所领导的政治中枢，开始了他左右天下、只手遮天的为政生涯。(https://www.daowen.com)
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再次加封张九龄为金紫光禄大夫，累官封他为始兴县伯。为了遏制张九龄权势的扩张，李林甫向唐玄宗推荐了自己的心腹牛仙客，此人是小吏出身，没有经过正规的科举，因此颇受进士出身的张九龄的歧视。事实上牛仙客在治理地方上很有一套，他在河西节度使帐下任职时，节省公费过万，他所管辖的仓库充实，而且其中储备的器械也很精良，可见他治理得当。唐玄宗打算提拔他做尚书，谁知却遭到了张九龄的严重反对，于是玄宗只能暂且压下此事。
第二天，李林甫对玄宗说：“牛仙客有宰相之才，如何不能做尚书？张九龄是书生酸腐顽固的见识，实在是不识大体。”玄宗对于张九龄生出了不满。
此事反映了张李之争的本质内涵和唐玄宗治国思想的转变。张九龄和李林甫的冲突，看似是单纯的相位争夺和政治上的争权夺利，事实上其后存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因素。张九龄代表传统儒家士子，而李林甫则代表着看似不学无术却注重实践的法家人物。二者一个注重名节名声，一个关心实际和利益，最终的斗争必然会爆发。
张九龄和李林甫之间本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唐玄宗眼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不一样；再往深一点考虑，张九龄出身于平民，有着书生意气的政治理想；而李林甫则是传统的贵族，要维持贵族的特权。维持官僚政治，是他们这个阶层最为原始的诉求。很不幸的是，这两种政治理想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与不恰当的地方交汇，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张九龄彻底地输给了李林甫，从大唐的中枢地位上摔了下来。
在英国学者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中，对于张九龄有一番评价：“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也就是说，之所以张九龄和李林甫会在中枢机构中爆发那么大的矛盾，与张九龄的个人性格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似乎与中国历代所认为的张九龄清和风度背道而驰。
在唐玄宗早期执政过程中，君王和大臣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相对的平等和轻松，对于张九龄的风度，唐玄宗由衷地赞赏。只是随着晚期唐玄宗的安于怡乐，对于掌控的重视，唐玄宗对于张九龄的政治风格不再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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