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江苏地方文化史:救亡图存与新文化的勃兴

江苏地方文化史:救亡图存与新文化的勃兴

时间:2023-10-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期间,还有大批扬州文化人在全国各地为抗战胜利,为国家的自由民族进行了不懈努力,作出了杰出贡献。一救亡图存的抗战文化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国民对此也有着高度警觉。23日下午,扬州各界民众在扬州中学大汪边操场召开“江都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成立义勇军。日军暴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抗,抗日救亡运动遍及城乡。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兴文化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扬州第一个播火者是恽代英。

江苏地方文化史:救亡图存与新文化的勃兴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砥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民族精神扬州作为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犬牙交错、重点争夺的复杂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形态也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多样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正是在复杂的斗争中日益强大起来的,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在乌云密布的沦陷区,还是在晴空朗月的根据地,或者是在波谲云涌的争夺地,都十分重视文化,以文化为武器,宣传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素质,促进了新文化的成长发展,为夺取政权以后的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期间,还有大批扬州文化人在全国各地为抗战胜利,为国家的自由民族进行了不懈努力,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 救亡图存的抗战文化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国民对此也有着高度警觉。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扬州,9月20日,私立扬州中学(今扬州新华中学)首先罢课,随即省立扬州中学等其他学校也宣布罢课。校园内建立了“师生抗日救国会”“日本问题研究会”“东三省问题研究会”等许多抗日团体。23日下午,扬州各界民众在扬州中学大汪边操场召开“江都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成立义勇军。10月16日,扬州绸、布、药、广货、钟表等18个行业,停市一日,决心反日,不卖日货。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闸北进攻中国军队,扬州抗日救亡运动再度高涨,扬州中学学生创办了《民锋周报》《新世纪周刊》等,宣传抗战。1933年,扬州一批在外地的大学生和知识青年组织了晨鸣社,与圣三一堂合并图书馆,逐步形成读书会,交流思想,评论时局,传播先进文化。10月,扬州中学部分学生与社会青年约百人成立了江都世界语学会。“语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组织,书记胡愈之。仪征十二圩是盐运码头,有二十万民众,一二八事变后,民众自发组织成“十二圩各界支援淞沪抗敌后援会”;绥远抗战爆发,成立了“支援绥远抗敌后援会”,并召开万人声援大会;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他们组织请愿团赴驻镇江国民党省政府,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七位爱国领袖。(68)

1937年12月14日,日军侵占扬州,各县城相继沦陷。1939年12月17日至27日,侵略军十天中制造了万福桥、仙女镇河北街、天宁寺三大惨案。日军暴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抗,抗日救亡运动遍及城乡。

在各种抗日民众团体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江文团”。1937年10月19日,扬州一些热血青年,借赴沪参加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之机,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联系,在郭沫若夏衍、钱俊瑞等支持下,组织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筹委会,接着在扬州召开隆重的成立大会,推举卞璟、陈素、江上青、潘树声等为常务理事。11月中旬,他们动员了一批进步的中小学教员、店员和青年学生,组织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简称“江文团”),一行十八人,打着团旗,途经江苏仪征、六合、江浦,安徽和县、巢县、含山、合肥、舒城,走一路,宣传一路,唤起民众,沿途不少人加入江文团。他们在途中还自编了团歌,江上青作词,沈风作曲。歌词的内容是:“我们爬过一重山,又是一重山,走过一条河,又是一条河,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我们踏着坚定的步,唱着救亡的歌。我们是铁的队伍,是热情的一伙,要举起抗战的旗帜,要掀起抗战的巨波,要燃烧起抗战的烽火,我们不畏风雪,不怕艰苦,要振起精神,喊破喉管,让大家都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铁蹄踏破和平的梦,伤心东望可奈何,可奈何?只有宣传、组织、训练、武装了群众,才能重整山河。”1938年1月,到达当时安徽省政治中心六安,在中共长江局领导下,在六安以及周边省市县进行抗战宣传。后根据组织安排,大部分人被派到广西部队作政治工作,江上青等三人则到皖东北做开辟新区工作。至此,“江文团”集体活动结束。江文团从成立到结束,半年多时间,在四省十六个县市以及军队进行抗日宣传,这在抗日斗争史上,在扬州的革命斗争史上都留下光辉的一页。(69)

图7-3 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旧址

(黄建军摄)

扬城的士大夫阶层则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了救亡图存的决心。陈含光,1879年生于扬州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10岁能赋诗,16岁以第一名入选秀才,23岁中举。民初入清史馆,纂修清史。两年后辞职回扬,隐居不出,以诗画自娱。1935年受聘于扬州国学专修学校,授骈体文,深受欢迎。日伪期间,深居简出,一再拒绝日伪政府宴请,以卖书画度日,自刻闲章曰“沦隐者”。曾恭谒史可法墓,撰《吊明史阁部文》。遇日军强索字画,则事先毁笔、破砚、裂纸以避。日军投降,书联“八年坚卧,一旦升平”,以示庆贺。鲍娄先,原名曲襄,又名奎,号星南,别号南漘散人,娄先为其笔名。祖籍歙县棠樾,因业盐,几世居扬。17岁获县试第一名。武汉师范学堂毕业,任扬州两淮中学、江苏省立第八中学等校国文、国画教员。后往上海盐商周扶九家坐馆,得与吴昌硕、王一亭等交往,书画名闻上海。抗战期间,表示决不做汉奸,宁可饿死,也不捧鬼子饭碗。扬州沦陷初期,占领扬州的是日军第十一师团步兵第十旅团少将旅团长天谷真次郎,伪维持会长拟请鲍娄先画一幅《百桃图》,并题上“天谷将军教正”,送天谷。娄先生作枯树一株,干瘪毛桃两只,以狂草书上款,“天谷”二字若“天哭”,维持会长吓得没敢送。著名评话艺人王少堂曾受韩国钧之邀,到抗战部队讲“月下授刀”,即周侗向武松传授刀法,连讲数场。一批年轻的评话艺人直接参加了新四军等抗战部队。在沪上的扬剧艺人1937年12月因日军飞机轰炸,转至汉口演出,参加了田汉组织的“中华全国戏剧讲习班”,被编为“抗日杂剧四队”。

二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兴文化事业

中国共产党在扬州第一个播火者是恽代英。1927年扬州第一个党组织成立。1937年,中共扬州支部建立后,抗日团体激增,影响较大的有:江都抗日民众宣传团、晨鸣社战地服务团、晨鸣社圣三一堂图书馆读书会、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等,他们在党的直接指导或影响下开展救亡活动。

新四军挺近苏北后,惠浴宇组建中共苏北工委,1940年7月成立江都县抗日民主政权。嗣后又扩大建立江高宝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除了团结各界人士抗日,在思想文化方面突出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进行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1942年冬至1943年春,苏中第一行政区开展了“三冬(冬防、冬学、冬耕)”运动。冬学,就是以识字班、夜校为主要形式,以唱歌、演戏、读报等俱乐部活动为辅助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1945年春季以后,大部分县基本上做到乡乡有乡学,村村有村学。

二是发展教育事业。抗日民主政权十分重视教育。在干部教育、成人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初等教育等方面均有较大较快发展。干部教育方面,有抗日军政学校,地点在江都,前后共办了3期,每期3个月,学员为军队和地方干部及青年学生。苏中公学,在宝应曹甸,主要招收知识青年和地方干部。建设公学(后改为“建设专门学校”),在宝应郑渡。1945年春开办,设财政、文教两科。第一期财经科招学员200名,文教科招220名,修业年限预科一年、本科两年,课程除国文、史地、数理、外语等公共课,分别再选修2—3门课。成人教育方面,主要是冬学。中等教育方面,创办了苏北中学、高邮县中学。师范教育方面,江都筒易师范三年培养数万名干部和师资。安宜师范两年不到培养500多名基层干部。“三联师”在宝应,1944年春,为避免遭受日军“清乡”损失,由泰兴乡师、泰兴高师以及公任中学、联合中学、泰县一中、二中、靖江沪光中学的一部分学生共400多人,组成三分区联合师范,1945年春,大部分学生被分配到苏中行署各机关和苏中一专署工作。初等教育方面,主要是改造私塾,增办小学。(70)

三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宣传。抗战时期,部队有流动宣传队、武装宣传队、政工队、剧团。不少团员来自上海,均有一定文艺特长,有的还曾参加过剧团或经过专业培训。各地抗日民主政府县有文工团,区、乡有农民剧社。报纸有《前哨报》《前哨画报》《人民报》等。同时,军民还创作了不少剧作、歌曲、舞蹈诗歌以及民歌、民谣

抗战胜利后,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的江都、樊川、高邮、宝应、兴化、溱潼、沙沟等县(市),第三行政区的甘泉、仪征等县,都把发展文教事业摆上了解放区政权建设的重要位置。1946年4月27日,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到会的有宝应、高邮、江都、兴化四县县立中学及雪枫大学、界首乡师、建设专门学校的学生代表近40人,中学教师代表4人,分区党政军领导陈光、俞铭璜、陈扬、曾涛等到会讲话。

为了迎接解放,扬州城地下党组织联络各界进步人士也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8月,根据苏中区敌工部意见创办了扬州联合图书服务社,形式上像个小图书馆。先设在萃园桥,后迁至左卫街。图书中思想内容进步的占相当大比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夏衍、高尔基、伏契克等人的作品都有。两年多时间,每月租借图书的读者至少有一百多人,前后读者千人以上,阅书次数一万五千册次以上,经销《世界知识》《民主》《周报》《展望》《观察》《文萃》等进步期刊,一万册以上;选销生活书店、知新书店、开明书店、读书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苏商时代出版社等单位出版的一些进步图书,如肖洛霍夫著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等也至少在一万册以上。连胡绳著的《思想方法论初步》、翦伯赞著的《中国史纲》等都时有销售,为了装点门面,售书架上始终放两本蒋介石著的《中国之命运》,但从开业到扬州解放,从未有人买过。1948年底,从高邮新华书店进了一批领袖像和解放区图书。扬州一解放,联合图书社立即门庭若市,盛况空前。(71) 地下工作者或亲自,或委托朋友保护平山堂,保护叶园和史公祠。《平山堂图志》木刻板200多块、法藏寺藏《大般若经》版本、平山堂厅堂楹联、鉴真纪念石碑、史公祠的书画文物,以及平山堂、观音山、叶园的珍稀林木等,都得到有效保护。解放时,史鉴呈送一份叶园树木花草清单,总计2029株,清清楚楚。可以说,他们都是古城扬州的有功之臣。(72)

三 为民族存亡、自由民主不懈努力的文化志士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有一批仁人志士、英杰才俊,他们从扬州走出去,以他们的笔墨、文才、气节影响了中国,乃至于世界。突出的有江上青、盛成、许幸之、朱自清等。

江上青(1912—1939年),1927年秘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直接转为共产党员。曾两次被捕,受尽折磨,而信仰不变。在十二圩初中和扬州平民中学任教,以传播革命种子为己任,不少学生和社会青年受其影响,先后踏上革命征途。抗战爆发,率“江文团”入皖后,1938年受党委托,担任国民党安徽省第6区专员公署秘书长,兼任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推动创办了“皖东北军政干部学校”和《皖东北日报》,充分利用公开身份,促成抗战局面,使我八路军新四军得以在此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江上青疾恶如仇,遂成敌伪顽霸之眼中钉,1939年8月29日,外出灵璧工作归来,途经泗县小湾村时,惨遭叛乱武装袭击,壮烈牺牲。这一事件激起了广大民众和一切爱国人士的义愤,推动了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江上青才华横溢,也素为同道称赞。如1935年他愤于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填《浪淘沙》词:“隔雨听芭蕉,孤馆牢骚,破书囊里恨无刀。关外马蹄惊塞野,鼙鼓频敲!”(73) 《言志》:“浊世才先敛,浮沉类转蓬。将军猜骨肉,阁老媚夷戎。畏见强邻犬,惊闻破寺钟。雕虫唯觅句,学剑吐长虹。”(74)

盛成,仪征人。1899年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他参加五四运动,担任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联合会会长。与周恩来、王若飞等赴法勤工俭学,加入法国文人协会,以一本法文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轰动法国文坛。抗战期间曾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武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1938年4月国民革命军取得台儿庄大捷。盛成与郁达夫受命到前线慰问,巧遇美军史迪威上校,从而最早地把这一战役的详情向世界推介,为此后之美国援华抗战做了铺垫。(75) 盛成在抗战时对外宣传上立下大功。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收复台大的工作,遂留在台湾。1978年才辗转回到北京。

许幸之,1904年4月5日出生于扬州城板井巷。少年时,师从吕凤子学画,后两次赴日学习美术,受业于著名油画家藤岛武二。又两次奉召回国参加北伐和左联。在日期间,即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领导的进步美术家团体。1929年,他回国参加了左联、剧联、美联、文总的活动,组织“时代美术社”,并被推为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主席。抗日战争中,有三件事最足称赞:一是他担任电影《风云儿女》的导演,《义勇军进行曲》即为此片主题歌。(76) 二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幸之与吴印咸合作,摄制并剪辑了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次年春,在香港进行后期制作时,该片出品人将样片交送国民党当局检查,检察官以“宣传共产”为由将底片、正片全部销毁。许、吴二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囊括“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等真实战争场景的大型纪录片无缘与观众见面,在中国电影史留下一块不可替代的空白。(77) 三是1940年秋,受新四军邀请,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化工作。参与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初设的四个系中承担了文学、美术、戏剧三个系的部分教学任务;皖南事变后,完成了重新设计新四军臂章、将破旧的盐城大众戏剧院设计改建成“鲁迅艺术剧院”以及新四军后方医院的设计改建等工作,受到陈毅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长期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直到终年。邵大箴评价:“幸之先生是一位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人民大众解放事业的革命者,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诗人、戏剧电影编导、艺术史论家,是一位关注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爱护青年的社会活动家和艺术教育家。他在我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78)

朱自清,字佩弦,原名自华,字实秋。1898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东海,四岁随父到邵伯镇,6岁到扬州,省立八中毕业,他与扬州的关系,如古人所言“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故自称“我是扬州人”。18岁考入北大预科,后入哲学系,1920年提前毕业,先后在杭州一师、江苏省第八中学、中国公学、浙江省立六师、春晖中学、宁波四中任教五年多。1925年经俞平伯推荐,到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直到终生。1948年8月12日逝于北京。观其一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他创作新诗、创作散文,《背影》《荷塘月色》等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他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对群经、诸子、史书、集部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并努力转化普及,《诗言志》《经典常读》成为雅俗共赏的典范,更使人赞叹的是“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他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79) 。他反对暴力,反对暴政。为五卅惨案写过《血歌》。1926年他曾亲历“三一八”惨案,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强烈谴责北洋军阀。他反对侵略,坚信抗战必胜。在《北平沦陷那一天》他热切地写道:“只要人心不死,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80) 他有君子之风,也有严格的自我反省意识。他毕生追求平等自由民主,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普通平民的平等相待,更重要的是在大是大非上。他曾有专文论及封建士大夫与转型知识分子的区别,由朱自清执笔起草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电文》中说:“故真正民主国家,其政府对于个人价值与夫个人之人格与自由,莫不特别重视,对于全体人民之智慧亦莫不衷心信赖。”(81) 李公朴、闻一多争取民主自由被杀害后,他在《挽一多先生》的诗中写道:“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了个新中国!”(82) 嗣后他带头在抗议当局任意逮捕人民的十三教授宣言上签名,留下遗言,不领美国救济粮。朱自清的逝世,哀悼的诗文挽联布满校园。朱自清“集文艺、学术于一身,现诗人、战士之姿影”,他的逝世“不独一家一校之损失”,“实为文化界无上损失”。(83)

(1) 陈浦清:《陶澍传》,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8页。

(2) 《清宫扬州御档》第15册第四五〇〇条,第10509页。

(3) 《清宫扬州御档》第15册第四五七〇条,第10644页。

(4) 《清宫扬州御档》第15册第四五七〇条,第10644页。

(5) 《清宫扬州御档》第15册第四五一〇条,第10528页。

(6) 叶美兰:《柔橹轻篙——扬州早期城市现代化之路》,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7) 民国《续修江都县志》卷六,《扬州文库》第13册,第118页。

(8) 阮元:《<扬州画舫录>二跋》,《扬州画舫录》,第229页。

(9)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6页。

(10) 《水窗春呓》,第42页。

(11) 民国《甘泉县续志》卷二十二,《扬州文库》第16册,第314页。

(12)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0—781页。

(13)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49页。

(14) 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15) 黄丽镛:《魏源年谱》,第124页。

(16) [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序言》,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页。

(17) 转引自黄丽镛:《魏源年谱》,第166、187、192页。

(18) 《诗古微序》,《魏源集》,第120—121页。

(19) 《书古微序》,《魏源集》,第109页。

(20) 《筹鹾篇》,《魏源集》,第432页。

(21) 《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第960页。

(22) 《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第956页。

(23) 《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第960页。

(24) 陈兼、陈之宏:《译者导言》,《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第14页。

(25) 参见《包世臣年谱》,转引自刘平、郑大华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包世臣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2—535页。

(26)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包世臣传》,第13417页。

(27) 吴则虞、余滋兰:《包世臣的学术思想》,《光明日报》1962年5月11日。

(28) 包世臣:《复石赣州书》,《包世臣全集》第2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84页。

(29) 胡朴安:《包世臣传》,《包世臣全集》第1册,第202页。

(30) 刘师培著,万仕国点校:《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1册,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4648页。

(31) 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0页。(www.daowen.com)

(32) 佚名:《咸同广陵史稿》,《扬州文库》第41册,第380页。

(33) 《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页。

(34) 同治《续修扬州府志》卷五《古迹志》,《扬州文库》第8册,第1512页。

(35) 佚名:《咸同广陵史稿》,《扬州文库》第41册,第379页。

(36) 臧谷:《小沧桑记》,见《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5页。

(37) 本节写作曾参考夏春涛:《清咸丰年间扬州文化所遭受苦的破坏》,夏春涛:《沧桑足迹》,中国发展岀版社2000年版,第11—19页。

(38) 汪鋆:《北湖避寇草》,《扬州文库》第41册,第468—470页。

(39) 方浚颐:《扬州课桑局记》,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三,《扬州文库》第8册,第1493页。

(40) 方浚颐:《湖上桑田记》,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三,《扬州文库》第8册,第1493页。

(41) 方浚颐:《扬州课桑局记》,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三,《扬州文库》第8册,第1488页。

(42) 蒋超伯:《重建平山堂记》,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五,《扬州文库》第8册,第1512页。

(43) 钱振伦:《移建安定书院记》,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三,《扬州文库》第8册,第1489页。

(44) 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45) 《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129页。

(46) 《扬州府袭击英国新教传教士往来文件(1868—1869)》附件2《扬州教士宣誓作证之声明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大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6》,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9页。

(47) 参见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扬州宗教》,《江苏文史资料》第115辑,1999年,第345页。

(48) 参见王虎华:《扬州宗教史话》,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149—150页。

(49) 《扬州府袭击英国新教传教士往来文件(1868—1869)》,《清末教案6》,第13页—14页。

(50) 郑鹏程、丁波等编著:《中国宗教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51)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50页。

(52) 参见刘建臻:《清代宝应学术述略》,《绿扬》,广陵书社2017年版,第85—86页。

(53) 参见刘岳云:《开方表序》,《开方表》,光绪二十三年成都自得轩主算书刊本,第1页。

(54) 民国《江都县续志》卷十,《扬州文库》第13册,第207页。

(55) 民国《江都县续志》卷十,《扬州文库》第13册,第3页。

(56) 民国《江都县续志》卷十,《扬州文库》第13册,第186页。

(57) 转引自蔡登山:《重数民国往事》,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5页。

(58) 汪东:《刘师培传》,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670页。

(59) 参见《仪征刘君师培留别扬州士人书》,万仕国:《刘申叔遗书补遗》,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38页。

(60) 有关江苏省扬州中学的历史,取材于《扬州中学校史资料长编·前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

(61) 叶美兰:《柔橹轻篙——扬州早期城市现代化之路》,第94—95页。

(62) 民国《江都县续志》卷六,《扬州文库》第13册,第119页。

(63) 刘梅先撰,赵昌智整理:《扬州杂咏》,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39页。

(64) 《扬州杂咏》,第41、11页。

(65) 朱自清:《说扬州》,《朱自清全集》第1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66)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谈峥、于海江等译,陆谷孙校:《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67) 本目写作曾参考宗金林《民国扬州旧事》(广陵书社2010年版)、顾一平《邗上杂记》(广陵书社2015年版)、扬州市政协《扬州文史资料》第10、11、23辑等图书。

(68) 参见中共扬州党史办:《中国共产党扬州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5页。

(69) 韩承芝:《唤起民众的“江文团”》,《江淮永志民族魂》,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6—62页。

(70) 参见《中国共产党扬州史》第一卷,第199—207页。

(71) 参见杨麟:《解放前后的扬州联合图书服务社》,扬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扬州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1月,第105—108页。

(72) 参见流平:《保护平山堂》,史鉴:《保护叶园和史公祠》,扬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扬州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1月,第59—70页。

(73) 申勤栓:《气夺山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7—88页。

(74) 申勤栓:《气夺山河》,第128页。

(75) 盛成:《旧世新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3页。

(76) 参见《许幸之画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77) 参见《许幸之画集》,第199—200页。

(78) 邵大箴:《序言——为时代而歌唱的艺术家》,《许幸之画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7页。

(79) 叶圣陶:《1980年重印<经典常读>序》,《朱自清全集》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80) 《朱自清全集》第4册,第404页。

(81) 《朱自清全集》第4册,第454页。

(82) 《朱自清全集》第5册,第117页。

(83) 《朱自清全集》第12册,第383—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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