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谕缘起于西汉的戒敕。《文心雕龙》称：“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戒敕是皇帝用来“敕戒州部”^[1]，即戒敕州部、刺史及三边营官的文书。后来，凡皇帝对地方官员有所训诫、诰谕，皆用戒书。魏晋南北朝基本沿用汉制，北周时曾将该文种改称“天敕”。唐代，作为皇帝文书的一种类型，敕的使用非常广泛，基本可概括为四种用法：一是在官府增减官员，废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员等重要政务时使用，称为“发敕”或“发日敕”。为了表示重视，发敕都是由皇帝亲笔填写日期。二是应官员奏请，皇帝专门颁发命令时使用，称为“敕旨”。三是皇帝训诫百官时使用，称为“论事敕”。四是由尚书省粘连牒文而发出的敕书，称为“敕牒”。宋代在敕的使用上，基本沿用唐代，但又增加了用于诫励百官、晓谕军民的“敕榜”。唐宋的敕书都署宰相的衔名，“敕”字也由宰相代画，表皇帝同意之意。

明代敕谕的使用，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因革。依据功能，可以将明代敕谕的使用分为三种类型。

①作为公告性文书使用的敕谕。

敕谕作为公告性文书，与诏书有一定的区别。诏书的公告范围广，一般是诰谕全国臣民的；而敕谕一般是皇帝针对某事件，在某时、某地向一定范围而颁发的公告性文书。

第一，皇帝对臣民有所训诫时使用。

主要用于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灌输忠君爱民的思想，培养封建社会各个阶层的道德意识。具体用法有二：

一是以敕谕对天下百姓宣讲国家政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就水利设施的修建政策，以敕谕公告：

凡天下陂塘湖堰，可潴蓄以备旱熯，宣泄以防霖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勿妄兴工役，掊克吾民。^[2]

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针对百姓启蒙，颁《谕幼儒敕》。在敕谕中，朱元璋训诫天下百姓，希望他们读书知礼，不要虚度光阴。敕谕中对国家启蒙政策的目的、读书方式以及所读之书等问题，提出具体要求。文曰：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朕于暇中，观幼儒权官人，皆空度光阴，略不见志出于群者，且诸人年俱未满三十，所读之书不解旨义，其于字也少知运用，束手闲目，一日一日而已。呜呼惜哉，孰不知光阴不待，人之逸也，所以自幼渐壮，自壮渐老，自老渐衰，自衰至于殁终，无立行名身之道，而乃同于常民耳，可不嗟乎。于是命内官给纸笔，令其各日进先儒古文一章，特以习熟，期将来之善作，或四书一章，使诣前而讲，以观利钝，导迪理道也。明日人皆以文书来进，其文多韩柳书，皆孔孟，朕听观之间展转艰问，其幼儒多寻行数墨者有之，粗知大意者有之，细察寻行数墨者，岂不同于愚夫者也，其粗知大意不究其精者，是同于无志也，何以见？盖于马退山茅亭记，见柳子之文无益也，而幼学却乃将至，且智人于世动以规模，则为世之用，非规模于人，而遗之于世，亦何益哉。其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构亭于马退山之巅，朝夕妨务而逸乐，斯逸乐也，见之于柳子赞美也，其文既赞美于亭，此其所以无益也。夫土木之工兴也，非劳人而弗成，既成而无益于民，是害民也。柳子之文，略不规谏，其兄使问民瘼之何如，却乃咏亭之美，乃曰因山之高为基，无雕椽斫栋五彩图梁，以青山为屏障，斯虽无益文，尚有实，其于白云为藩篱此，果虚耶？实耶？纵使山之势突然，而倚天酋，然而插渊横亘其南北，落魄其东西，岩深谷逈，翠蕤之色缤纷，朝莺啼而暮猿，啸水潺潺，而洞白云岚光杂蕊，旭日飞霞，果真仙之幻化，衣紫云之衣，着赤霞之裳，超出尘外，不过一身而已，又于民何有之哉？何利之哉？其于柳子之文，见马退山之茅亭，是为无益也。其幼儒无知，空逾日月，甚谓不可，戒之哉！戒之哉！

二是以敕谕对一定身份的人群进行训诫。某些具体的人群具有特殊的身份，其在社会的地位不同，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不同，皇帝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完全一样。皇帝用针对性很强的敕谕，对这些人进行单独训诫。如太祖针对被荐举的人才颁发的《谕举到人材》敕，即为此类敕谕。再如《谕太学生》敕，是朱元璋专门为训诫太学生这一特定人群而颁发的，文曰：

仲尼之道，上师天子，下教臣民，始汉至今，曾有踰斯道而久于世者乎？朕统一寰宇，育夷夏之烝黎。偃兵未久，创业未周。惟学校之设，国之首务。十五年春，命工曹会百工以构庙学，逾五月工曹奏工已成矣。是以至师于是来，生徒以受业期在育，君子必履仲尼之道，以助后嗣，共安天下之苍生。今师生皆至，若不敕以学道之志，明以乱常之宪，则恐养非君子，用非贤人，徒劳民供，所以志于学者，志在谦柔恭谨，毋纵血气之刚，人我之骤，固守仲尼所云四非之笃，慎日经旬，以逾岁月，不变其所学，则贤人矣，虽齿落而头童，何忧乎身不易耶。迩闻生徒多刁党，尚此志者纷然，特紊命教之道，大伤学规，于斯不才，非独时累于身体，将必常宪而不原，若体朕意而学者，饭至而食，汤至而饮，昼惜寸阴而进业，暮然灯而求精，有时问道于师，必跪而请授，若非此礼而问道，则绳愆厅纪之。特敕礼部条陈，警戒诸生勉之，故兹敕谕。^[3]

针对各级或各类官僚人群进行训诫而颁发的敕谕，也是这类敕谕的典型。训诫官员的敕谕，一般就官员的职守、操行提出要求，宣扬忠君爱民思想。如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颁发《谕群臣务公去私》敕，是对全体臣僚的操守提出的要求。在敕谕中，朱元璋针对有些官员“但见身受重名，怀私在职，或忘理众务，心在贪商，或贿赂公行，不知身名之重，俸禄之优，以致杀身”的现状，训诫众官，称：“惟在怠尚志，务易利，专速达，此所以人心也，启之未尝善行之必殁身，以其利之易厚，不知害也，道之说日行月纪，终身不忘兼善之德，务欲超出建崇功累广业，行斯数事身名世家厚禄，其德似薄，其达似迟，斯小人之见若是也。昔圣人以为无上之道故行之，是以孟子专尚志，小人难之，今之官吏有不才者，巧以舞文，奸以弄法，紊乱条章，是致身不名世，家不丰荣，殁身而后已，其立心尚志，有何艰哉，故兹敕谕。”^[4]

作为皇帝的公告性文书，为了达到广泛传播，晓谕臣民的作用，还将皇帝敕谕刊印成书，颁发给有关官员。嘉靖朝，大学士张璁就上奏，建议刊发皇帝敕谕，称：“臣捧到敕谕一通，内备载事宜，率由左祖宗旧章，革除近年宿弊。内外臣工，孰不警惕！但传播不远，信从无由。臣欲将原捧敕谕翻刻成书，分播两京及内外各衙门，仍各翻刻颁给各官，俾咸知宣扬德意，勉效忠诚。”^[5]

第二，皇帝对大臣进行颁赐、表彰、施恩时使用。

敕谕作为对大臣进行表彰、施恩等礼遇性的文书使用，是明代敕谕文书使用的一个特点。敕谕的这种使用方式，是皇帝对大臣十分隆重的一种礼遇，表示皇帝对事件或领受敕谕大臣的重视。应该说这种情况下敕谕的使用，其形式比内容更加重要。明人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异典述八》中，比较集中地记载了明代在表彰、恩遇、颁赐等方面使用敕谕的方式。分析这些记载，可以基本梳理出敕谕在颁赐、表彰、施恩方面的使用情况。

一是以颁敕谕表示对考满官员的特殊恩典。据《明会典》记载，“凡文职大臣考满，有赐宝钞羊酒者，以品级为等。其有赐宴及敕谕者，出自特恩。”^[6]永乐时期，尚书凡三年考满者，仅有赐羊一牵，酒十瓶，钞千贯，而不能得褒奖敕谕。只有达到九年考满者，才能得到赐敕奖谕，并赐宴内殿。此后，这一制度延续下来，规定唯有内阁大臣一品之官，九年考满者，才有奖谕和赐宴。但到嘉靖朝，大学士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都不待九年考满，而六年满，则有赐敕奖谕。万历朝，张居正辅政期间，帝眷优渥，其九年考满之时，以十五年考绩对待，赏赐、恩典异于前人，并赐敕谕表彰。敕谕曰：

元辅卿亲受先帝遗嘱，辅朕十年，四海升平，四夷宾服，实赖卿匡弼之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兹历十五年考绩，特于常典之外，赐银二百两，坐蟒蟒衣各一袭，岁加禄米二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钦承之。该吏礼二部，疏上加上柱国太傅，支伯爵俸，荫子尚宝司丞，给四代诰命，仍赐敕奖谕，锡宴礼部。^[7]

二是以敕谕表达对致仕官员的表彰和特殊恩典。嘉靖初期，群臣论荐，认为正德朝因论劾刘瑾而被迫致仕的大学士刘健、谢迁，以及户部尚书韩文，虽然后来都被复官，但旌典表彰的级别不够。于是嘉靖帝“特遣行人赍敕”，对他们进行特别的表彰。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颁赐刘健敕谕，敕曰：

皇帝敕谕，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刘健，朕惟人臣之事君，得志行道，树功烈于当时者固难，而名遂身退，康宁寿考，始终一节，足以系天下之望尤为不易。卿资禀醇正，器识恢宏，粤自早年，究心理学，上探河洛之传，登名贤科，蜚声艺苑，劳勤懋着，闻望弥隆，遂以硕德长才受知于我孝宗皇帝，简自圣心，擢居政府，朝夕献替，不诡不随，培植人才，爱惜善类，宣达民隐，慎守彝章，延访于便殿，赐问于平台，危言谠论，裨益弘多，是以致弘治十有八年之间，政事清明，实惟卿与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于顾命之际，推诚付托，至切至专，卿感激知遇，益切劳瘁，故当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随事纳忠，曲为匡救，其毅然不可回之气，往往形于辞色，厘革宿弊，斥逐群小，直道难容，告老而归，高风大节，播在天下。中遭权奸横加谗抑，旋复昭雪，人皆钦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体履康泰，全名盛福，求之当代，实鲜其伦，惟昔宋之名贤如司马光、文彦博辈，皆卿乡哲，揆其始终，进退之大义，抑亦不多让焉。朕嗣承大统，图新治理，顾兹尊贤优老之典诚不可缓，惟卿累朝旧德，实轸朕怀，矧夫公论明扬，至再至三，亦可见卿之贤于人远矣。兹特遣行人赍敕至家存问，仍赐羊酒，命有司月馈官廪八石，岁给舆隶十名，用表异数。卿其体朕至意，颐养天和，茂膺寿祉，用表仪于天下，非特卿一乡一邑之光而已。朕又闻老臣体国义，不忘君，卿有嘉谟至计，尚无所隐，以辅朕之不逮，期于海内乂安，共享太平之福，而卿亦有令誉于无穷矣。钦哉故谕。^[8]

从嘉靖朝开始，凡是以礼致仕的内阁大学士年届八十者，尚书年届九十者，皇帝都赐敕谕存问，以示皇帝对这些大臣们的“眷念至意”。上述赐刘健的敕谕，就是在刘健年届九十之时，由河南巡抚、都御史“备彩币羊酒，亲诣其家宣谕”的。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致仕大学士毛纪年八十，“山东抚按以闻，诏以纪辅弼旧臣，年登八十，德寿并懋，其赐以羊酒，抚按官及门存问”。这一制度至“万历九年（1581年）为盛”，当时，“少师大学士徐公阶八十，太傅居正等为请诏，以阶辅佐皇祖，翼戴先帝，忠勤端亮，茂着劳勋，今年登八十，足称荣寿，准卿等奏写敕，差官存问，……以示优礼”^[9]。颁赐给徐阶的敕谕云：

朕闻古者公孤在朝，则坐而论道，更老在学则宪而乞言，惟尊贤尚齿之仪，实褒德劝功之典，睠言耆硕，着有勋庸，世咸仰为达尊，朕岂靳于殊数。卿才优王佐，学擅儒宗，早驰誉于清华，历试功于盘错，简知皇祖，晋陟台司，履忠顺以事一人，持廉靖而先百辟，当佥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维新，惩贪污而仕路肃清，奖忠直而真材汇进，申明典制，多安边裕国之筹，默运枢机，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际，宣上德于弥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图而抚方夏，保予冲子升储贰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黄扉遽，乞闲于绿野后，先多绩朝廷，资其典刑，终始完名，寰宇想其风采，自天纯佑，俾尔寿康，届兹八旬，敛时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实惟盛世之祯祥。朕祗遹先猷，追惟旧德，粤稽功载，申赐宠章。兹特遣行人涂时相赍敕存问，仍赐银五十两，大红纻丝蟒衣一袭，彩币四表里，以示朕眷。於戏，卫武虽在耄勤，箴儆不忘于国，晋公已解机务，安危犹系其身，惟我宗工，不殊前哲，其茂绥蕃，祉慎保修龄，尚谋黄发之询，用慰苍生之望，钦哉。^[10]

三是以敕谕对大臣丁忧、居守等情的恩典。有明一代，大臣有丁忧、居守、殁后等情，皇帝往往赐敕谕表示慰籍。洪武中，布政使魏鉴、臧哲、徐中、知府李亨，丁忧家居，朱元璋“念其居官勤慎，各赐敕奖谕”。永乐末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以母丧乞归守制，仁庙慰谕之”。正德十年（1515年），杨廷和奔丧，行人吕律护送，“赐敕书，给驿，礼部郎中祝銮谕祭”。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闻父丧，神宗及两宫太后更是多有恩赐，并赐敕谕。^[11]

四是以敕谕表达对大臣勇于任事、直言陈事的褒奖。仁宗以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敢于言事，“皆有敕奖谕”^[12]。嘉靖五年（1526年），由于天灾不断，世宗令有司修省，并要求大臣上言利弊兴革之事。为此，大学士杨一清上《为应制陈言修省以回天意疏》，提出几项主张，如“祭告以竭修省之诚、宽恤以宣修省之泽、听言以尽修省之实、用人以资修省之益、革弊以祛修省之害”等主张和建议。为了表彰杨一清直言上奏，嘉靖帝特颁敕谕，予以褒奖，敕云：

近该礼部类奏四方灾异，有旨令诸司痛加修省，会官议拟利弊与兴革事宜。卿方在告，有所论列，具言修德弥灾之要。朕以卿言或未尽，诚或未伸，凡政体民情，欲卿一一直指开导，期于上下一德，阴阳各适，上回天意，下安民心，所以望卿者至矣。

昨诸司以会议修省事件来上，朕斟酌可否，已有处分。而会议之未及与采择之见遣者，卿又具疏开陈，以匡朕之不逮。朕览之甚悦。惟祭告一事，以郊禋在迩，不必再举。其所谓宽恤以宣修省之泽，听言以尽修省之实，用人以资修省之益，革弊以祛修省之害，皆令所司如卿所论。查议施行。而其关系朕躬者，朕自能勉行弗怠。盖以卿所言，切于时弊，中于事情，非空言而无补也。

朕惟大臣之谊在于竭忠摅诚，忧国如家，乃为能尽厥职。昔宋范仲淹以先忧后乐为志，仁宗尝诏使条陈时事，仲淹以时所宜先者上之，遂成庆历之盛。今卿应制陈言，以仲淹自待，可谓忠诚体国，无愧于大臣矣。是用赐敕褒嘉，以答卿之忠。自今以后，卿益宜竭心匡辅，知无不言，以赞襄太平之治。

朕昭受天命无疆惟休。卿亦有无穷之闻，愿不美欤。故谕钦此。^[13]

五是对地方官员功绩的表彰和嘉奖。地方官勤政爱民，政绩突出时，皇帝为了表达对其的嘉奖，除了予以升官外，有时还颁赐敕谕，以示特别表彰。洪武朝，丹徒知县胡孟、通县县丞郭伯高、广德州知州杨翰、金坛县县丞李思进等，任职一方期间，官声优越，“为耆老奏保也”，所以，特颁敕奖励，“俱留复任”。此外，建阳知县郭伯大、县丞陆镒伯，“以政绩也”；常熟知县成曳奇，“以执府悍吏也”；崇德知县、毕辉县丞齐抟，“以治奸顽也”；苏州府知府王观“以捶死奸吏也”等，这些地方官，或政绩突出，或勇于任事，或为民除害，皇帝都“遣行人劳嘉”，予以升职，并颁敕奖励。^[14]

第三，谕诰外藩属国的君王或使臣时使用。

明初，在对外关系上，明朝延续历代封建王朝强国固本、四方臣服的国策，大规模派遣使臣四出，进行外交活动，推行睦邻友好政策。在对外关系中，主要使用两种皇帝文书，一是在告知大明朝开国，或册封藩属国国王等重大事件时，使用诏书。二是在处理通贡、遣使、纠纷等具体事件中，对藩属国的国王或使臣使用敕谕。如洪武朝，安南国发生弑君自立事件，陈叔明弑前国王陈日熞自立。陈叔明怕明朝得知他夺位之实情，前去征讨，所以，派遣使臣阮士谔到明朝入贡，也有借进献窥探明朝态度之意。明太祖决定不干涉其事，特颁敕谕给安南使臣，转达此意，敕曰：

尔阮士谔入贡来朝，久驰山川，其劳甚矣。今命尔归复达尔邦，当与叔明言：昔者安南国君陈日熞荒昏，以致灭亡，然既亡之，后国中多事连年，今王若不德胜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务以仁治国，毋以虐为。^[15]

同时，对入贡之事的处理，朱元璋又特颁给安南国王陈叔明敕谕，敕曰：

敕谕安南国王陈叔明，前者为入贡之礼繁，所贡之物广。然广则广矣，以物度之上，不足以备内廷之供，下无利于军民，往复劳苦，致生嗟叹，为斯止贡三年一至，至必贡微情厚，乃国王之大体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数来无诚，物广寡用，安得万里，神交者耶。且王居遐荒，山川阻险，封疆之际，密迩中国之边陲，若欲互生情爱，福及黎民，则送往迎来，毋必自悔。若泛常施以小诈，将非重则轻，大体一失，祸不招而自至，又非无事而生事。今王不如我约，贡物之广，劳民从事，行移字异，莫辩真伪阮士谔，非人国王之为也。今陪臣行人归，特谕王知，迩来朕中书御史台，朋党相尚，事觉已行诛毕，因是王知，故兹敕谕。^[16]

第四，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事务中使用。

明代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中，遵循恩威并施的政策，朱元璋指出：“治蛮夷之道，必威德兼施”^[17]。在经济上实行朝贡和互市，在文化上以教化为主。这些政策基本上都是以颁降敕谕的方式进行发布和传达。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遣内臣“赍敕谕”，对四川土司的乌蒙、乌撒诸部长进行军事威慑，称：“西南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贡中国。朕受天命，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建昌诸部长犹桀骜不朝。朕已遣征南将军颍川侯、左副将军永昌侯、右副将军西平侯，率师往征，犹恐诸部长未喻朕意，故复遣内臣往谕，如悔罪向义，当即躬亲来朝，或遣人入贡，亟摅诚款，朕当罢兵，以安黎庶，尔共省之。”^[18]同时，对蒙古元朝的残余军事力量以颁降敕谕的方式，以示怀柔。如颁给元丞相鲁尔的敕谕，敕曰：

洪武十一年六月、七月、九月三次遣人北行，两为吊祭，一为与卿等行礼。自去至今，杳无归者，正念不知存亡，忽十月二十四日边将送至平章谔勒哲布哈。朕于边将甚是可怒，见遣使道经本处，而乃擅将平章取来，岂不失信邻邦。为此令平章谔勒哲布哈回，恐路途有阻，特差内臣一名同行，直抵丞相下处，见了才方是好。且内臣存亡，或送北行，或就彼诛戮，或使南来，卿以智量之。^[19]

此外，在宗教事务的处理中，也使用敕谕。明代统治者把佛教、道教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重视宗教政策和僧侣的管理，对佛、道基本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所以明代皇帝多有对有德的僧、道及寺庙、道观颁降敕谕，予以宣扬。下例为洪武朝朱元璋颁给善世禅师班的达的敕谕，敕曰：

禅师自西而来，朝夕慕道，务在济人利物，朕观禅师之立志也，努力甚坚，其岁月之行也甚深，故得诸方施供，善者顶礼，恶者欢心，前者东达沧海，而礼补陀旋，锡钱塘而暂禅天目，西游庐岳中国之名山，遂禅师之意已达，复来京师，驻锡钟山之阳，日禅岩穴，禅师之所以玄中仰观俯察，志在神游八极，惟神天昭鉴迩者。朕建陵山前，闻禅师欲徙禅他往，被无知者所惑，乃曰非旨不前，是致踌躇。朕今敕禅师，凡欲所向，毋自猜疑，当飞锡而进，锡止而禅，乐自然之，天地快清，净之神魂，岂不道成也哉。^[20]

②作为皇帝发布命令的行政文书使用。

皇帝在日常政务处理中，与有关衙门或官员沟通，或向有关行政机构及官员发布命令、要求时，多使用敕谕。敕谕是明代皇帝最常用的行政文书之一。有时也称为“制谕”，或简称为“谕”，“凡颁命四方，……有制谕”^[21]。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诏令杂考》中，记载了大量明代皇帝的指令、命令性文书，在“制谕”、“敕谕”的用法上，基本没有区别。这也说明这是具有同一种功能的文书的两种不同名称。在具体使用上，基本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皇帝直接向有关官员发布命令时使用。

明代皇帝利用敕谕、制谕，直接向有关官员、将领传达命令、要求、决定等。如《谕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江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等》敕，是针对移民耕作之事，要求李善长等人加以监督，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敕谕：

古有移民之道，为产少而食多，所以狭乡之民，产少业薄者，被迁至所在，使得其安，生理且厚，可见昔君养民富国如是，诚为良法也。前者元祚移豪杰起荡废，中土民不聊生，朕与卿等帅六军东保江左二十有一年，立纲陈纪，平荆楚，定吴越，中原席卷，将如律，民无犯，华夷一统，惟淮甸沃壤，尽为萧疏。前者移江南民十有四万诣凤阳，使各农田而实，地以壮，京畿恐斯民之众下人不能驭，特留卿等督责其事，而提调之。近闻南安侯俞通源惰事弗勤，辟田之役，拟作三月，通算日工一，夫止辟四分，皆不及半亩，于斯情状未审何如。方今霜天在迩，正当二麦种下之时，若一夫不及十亩，则通源有异方之行，必辽海之外未知悦乎。卿等开国老臣，特示以利害，惟卿督责之是便。^[22]

当有关机构或人员不能恪尽职守，工作中出现差错、稽延等现象时，皇帝用敕谕提出批评、责问。如洪武朝，中书省和礼部在处理占城入贡的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朱元璋颁《问中书礼部慢占城入贡敕》，予以严厉指责，敕曰：(www.daowen.com)

九月二十五日午时，直门内使报，占城国王所进象马至于承天门，合无发付，何该朕闻，知甚难容辅弼者，且朕居中国抚四夷，若夷有诚，从者必以礼待之，若肆侮者，必异处之。前者爪哇非礼，所以贡物不以礼受，但拘收而已，使者囚之。其占城来贡甚诚，王非侮我，行人方物既至，则当陈设晨朝，以礼而进。今不令使者进献，为何？宰相之职，出纳朕命，礼接百僚，今以重事视为泛常，岂不法所难容。特敕尔等自思，果何理道哉！

又敕问中书、礼部，必欲罪有所归。古有犯法者，犯者当之，此私罪也。今中书、礼部皆理道出纳要所，九月二十五日有慢占城入贡事，问及省部，互相推调，朕不聪明，罪无归着，所以囚省部概穷缘由，若罪果有所归，则罪其罪者，仍前推调，未得释免。^[23]

洪武朝，在武力征服云南过程中，太祖向征战中的将领们以敕谕或制谕的文书形式，发布了大量命令，下例为其中之一：

敕谕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往往人来皆说，各处守御卫分好生无粮，以朕远料云南，莫若大将军拨下，止守云南大理、楚雄、临安、曲靖、普安，其身子里守御处所，如东川芒部、乌蒙，除乌撒见守少存，其余且休占住军，都发去厮杀，等得漫济畏服了，然后将东川卫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令东川人民供给，其乌撒，令乌撒人民供给，务要岁足军食，七星关立一卫，或乌蒙或芒部，合令那处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自永宁迤南至七星关，分中札一卫，令六诏羿子等蛮人等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若如此，道路易行，军士势排在路上，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若分守各处，深入万山，蛮人生变，顷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符至之日，诸将当美饮食，抚军士，将诸蛮尽行平定，方敢旋师。如敕奉行。

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制谕”这一文书形式，也是皇帝发布命令时经常使用的。下例是洪武初期朱元璋颁给徐达、冯胜等人的制谕：

皇帝制谕征北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冯胜、邓愈、汤和，朕起布衣，尔等备知。近为浙江左丞胡德济怯阵，本将军合为之事，又乃行枷前来，此非古将之风。尔等岂不知穰苴庄贾克期会军之令，却从军中解往京师，以君问彼之罪。若以凡慢功之人，一一解来天子处治，人必料将军不敢擅自杀人，人皆慢功，则将军之威名何如？常言曰，阃外将军令，若将军为立千万年美名，凡有犯者，不必送于天子，须当以斩砍自由，若胡左丞至京师缘治国与治军不同，念其救信州之勇，守诸暨之功，不忍诛之，似此将军难以率众。今后但有犯令者，将军当依令斩砍，自由可依奉施行者。

洪武三年四月初五日。^[24]

第二，皇帝与部院衙门交流时使用。

敕谕是皇帝与部院衙门交流时常用的文书形式之一。皇帝责成有关机构、衙门制定政策、解决问题，或对其提出要求、发布命令等，一般都使用敕谕。如洪武朝向中书省颁发的《谕中书赈济京城孤老》敕，即是命令中书省赈济京城百姓，文曰：

今春雨雪霏霏，经旬不止，严凝之气切骨。朕思昔居寒微时，当此之际，衣单食薄，甚是艰辛。此时居九重，衣貂裘，觉寒若是，其京城孤老，又不知何以度日。尔中书下府尹令，各三等给盐，以十斛为上，如敕施行，毋稽。^[25]

敦促有关衙门行使职权，制定相关政策时，也会使用敕谕。如洪武朝颁发的《命中书议律敕》，就是命令中书省与刑部共同制定国家的法律制度。再如《命户部定俸禄》敕，是责成户部制定官员等级俸禄的命令，文曰：

稽古建官，略知等第，其于品级次序，自汉以上，未闻有是，所以汉官之制，以食禄列等差，其品之礼，始于魏，唐因之，以辨服色禄之重轻，亦法品赐食之。朕观古之无品也，则以禄为式，是尚质也，惟魏之定品是尚文也，其于文质之道，虽华朴之有殊，亦模范之可经，守之不紊，履之不烦。今也任官，惟贤食禄法品勒石昭示，命户曹司之，毋紊轻重之条，依期而给与之，斯至公之良哉，故兹。

针对某一问题的具体处理，皇帝也会用敕谕向有关机构发出自己的命令。如《命中书诛户部主事赵干过期赈济》、《命功臣祀岳镇海渎敕》、《谕辽东都司发回高丽百姓敇》等，都是针对非常具体的事件而颁发的敕谕。

明代皇帝用敕谕直接向有关机构或臣下发布命令的方式是非常多见的。敕谕的这种用法在文书流转渠道上有两种情况：一是敕谕的正常发布，经过合理的、完整的皇帝文书流转途径；二是敕谕的非正常性使用。皇帝抛开了内阁票拟或大臣会议的结果，也不经正常的批红、封驳等皇帝文书处理程序，而完全按照皇帝个人的意志，向有关部门或个人直接发出敕谕。如嘉靖朝，嘉靖帝倚重礼议重臣张璁，希望他入内阁，但遭到很多朝臣的反对。嘉靖帝不顾这些反对意见，“特敕吏部”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26]。敕谕的这种用法，在明朝也比较多，而且对朝政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详见“中旨与内批”部分。

皇帝直接向有关机构下发命令的文书，也有称为“朱谕”者，即皇帝用朱笔书写的敕谕。明末，崇祯帝朱由检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较多地以朱谕的方式发布命令。据明末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记载：“余尝见圣谕下部科者，黄槠，长仅尺，阔二尺余，界以墨印龙边，中押御宝，色鲜润。其所谕朱书，亹亹数百言，字皆行书，甚隽逸。”^[27]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之时，崇祯“回干清宫，朱书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来辅，东宫内臣持至阁。”当时崇祯帝“犹谓阁臣已得朱谕也”，谁知“内官持朱谕至阁，阁臣已散”，内官将朱谕“置几上而反，文武群臣无一人知者”^[28]。无奈之下，崇祯帝决意赴死，自经于煤山。

第三，皇帝做出人事任免安排时使用。

皇帝向有关机构衙门下达关于官员人事任免的命令，做出人事安排时，一般也以敕谕的文书形式进行。有时是直接向官员本人颁发敕谕，也有时是向有关衙门发敕谕，做出任免决定。如洪武朝《召前按察副使刘崧职礼部侍郎》敕谕，就是直接发给本人的任命通知，文曰：

奸臣弄法，肆志跳梁，拟卿违制之责迩者权奸发露人各伏诛，卿来，朕命官礼部侍郎，故兹敕谕。^[29]

罢免官员时，也向本人颁发敕谕。洪武朝废丞相汪广洋时，太祖朱元璋颁下敕谕，文曰：

敕谕怠政坐视废兴丞相汪朝宗，虽相从之久，初务事军中，凡有问，则颇言是非，不问，则是非默然不举。既入台省，迭至两番公政，不谋民瘼，不问坐居省台，终岁未闻出视，兴造役民处所工之巨微，茫然无知，有问无答，奉祀诸神所在，略不究心，自居大宰之位，并无点督之勤，公事浩繁，惟从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数十年来，进退人才，并无一名可纪，终岁安享大禄。昔命助文正于江西，虽不能匡正其恶，自当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隐匿，以致祸生。前与杨宪同署于中书宪，奸恶万状，尔匿而不言，观尔之为也，君之利乃视之，君之祸亦视之，其兴利除害，莫知所为，以此观之，无忠于朕，无利于民，如此肆侮，法所难容，差人追斩其首，以示柔奸。尔本实非愚士，特赐敕以刑之，尔自舒心而量已以归冥冥，故兹敕谕。^[30]

召离任的官员复职，也都颁发敕谕。嘉靖朝，以议礼起家的大臣张璁，宦海沉浮，居官坎坷，在入阁辅政的七年中，凡四起四落。张璁的每一次任职、罢免、复职，都有皇帝敕谕，有时甚至还有手敕。分析这些敕谕，可以从中获悉明朝皇帝利用敕谕安排官员任职、罢免以及复任时的使用方法。嘉靖六年（1527年），张璁以议礼大功，得到嘉靖帝的信赖，以礼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身份入阁参与机务，被付予辅政重任。但张璁与时任内阁首辅的杨一清相龃龉，二人相互攻击，互不退让，终成势不两立。同时，张璁也受到了朝臣的攻击，言官纷纷上奏弹劾张璁，说他“罔上行私，专权纳贿，擅用威福，广报恩雠”^[31]，要求世宗速加诛窜。杨一清对嘉靖帝施加压力，“再引疏退，且刺璁隐情。帝手敕慰留，因极言璁自伐其能，恃宠不让，良可叹息”^[32]，嘉靖帝为了慰留杨一清，掩众人之口，于嘉靖八年（1529年）八月十五日，向群臣颁下敕谕，罢免了张璁和另一议礼大臣桂萼，敕曰：

朕本藩服，以我皇兄武宗毅皇帝青宫未建，上宾之日，遗诏命朕入继大统，以奉天地社稷之祀，君主臣民。当是时，杨廷和等怀贪天之功，袭用宋濮安懿王之陋事，以朕比拟英宗，毒离父子之亲，败乱天伦之正。朕方在冲年蒙昧，致彼愈为欺侮。其时幸赖皇天垂鉴，祖宗默佑，以今辅臣张璁首倡正议，忘身捐命，不下锋镝之间，后遂致人伦溃而复叙，父子散而复完，厥功具载，莫可泯远。朕念璁等忠于王事，授以重职，擢居辅导，欲其全君臣始终之义之美。奈何璁等自居官以来，不思图终之难顿，忘谨始之志，自用自恣，负君负国，所为事端昭然众见，而桂萼尤甚。近以言官屡劾，朕不敢私论法本，当置诸刑典，特从宽贷璁，令还家怆悟，以资后用。萼夺其散官并学士职衔，回籍致仕，其余党分别区处，庶几仁之中义之公两尽焉。又照给事中孙应奎、王准、陆粲，居言官之列，有耳目之寄，既知大臣若斯，却乃坐观至此方行举劾，实非忠爱之本心，亦负朝廷之委任者也，应奎首为进言，姑免究，陆粲已究外，王准也着法司提了问，兹特谕尔文武群臣，庶令咸知朕意，其璁等既已处置了他每，罪固不可掩，而功尤不可掩，内外大小官员军民人等，不许乘此挟私雠奏扰，敢有违的，决行重治不宥。尚赖文武群臣协力同心，匡朕不逮。凡近日所行事务有未当者，都着条奏更正，可行的不许一概混开，勿得罔上纵私效仿为事。事或败露，法典具在，必罪治之尔。礼部便转行都察院刻布天下，悉使知之。故谕。^[33]

此敕谕颁下后，张璁罢职离京。但“舟行至天津”，嘉靖帝就改变了主意，对吏部颁下手敕，要张璁官复原职。而且还亲自给张璁发出敕谕，催他“前来复任办事”，敕云：

卿以通博之才，贞一之学，首建正议，赞朕冲人以成大礼。擢卿辅弼之任，裨益良多。近因人言，乃有旨着还籍，实朕俾保全之意。今辅导缺人赞理机务，兹命行人周襗赍敕前往取复任办事。敕至，卿宜疾速反途，上紧前来，勿得推延辞避。匪止误事，且违朕敕，负朕意，卿其钦承！故敕。^[34]

嘉靖十年（1531年），大学士夏言“恃帝眷，数以事讦孚敬”，言官也“交章劾之”^[35]，嘉靖帝又一次颁下敕谕，罢免了张璁，敕曰：

辅臣张孚敬，初以建言大礼，朕特不次进用，既而被人弹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于思，罔悛于性，朕心腹是托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任，岂惟待遇是隆，乃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媢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赖，专于忌恶，甚失丞弼之任，难以优从，着致仕去。^[36]

致仕回家一年以后，嘉靖帝又颁敕吏部，要张璁“急复任事”^[37]：

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张孚敬，比者奉命知建四郊各处工程等项，未加酬典，今因行取来京，着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少傅、尚书如故，照旧内阁办事，如敕奉行，钦此。^[38]

嘉靖十一年（1532年）三月，张璁复官还朝。八月“彗星见东井，帝心疑大臣擅权”，张璁第三次离任。次年，嘉靖帝三召张璁入朝，“特遣鸿胪寺左少卿陈章赍捧敕命，起取臣复任”^[39]。嘉靖十四年（1535年），张璁因病离朝。十五年（1536年），嘉靖帝“遣锦衣千户刘昂捧敕谕往视臣疾”^[40]。张璁第四次还朝，但由于病重，未能回京复职。这一次嘉靖帝给张璁的敕谕更加亲切，手敕内叙些家常，对旧臣流露出眷眷之情，敕曰：

卿以内阁元辅，朕所倚毗，顷因有疾，恳乞归休，朕察卿有不获已之情，乃特俞允送卿还乡。兹得卿来疏奏问并贺，省览之余，具悉忠爱，特遣锦衣卫副千户刘昂赍敕往视卿疾，如既愈，即便来京，勿负朕望，果未除，则当善自保摄，用副朕眷思之怀。复以手敕付昂，曰：敕旧辅孚敬，卿比以疾乞还允切，朕思昨得奏贺，朕躬平吉，圣母康泰，及择原选淑女内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期将近，已先册封为端昭二嫔，并河南李氏、京选王氏补为敬静二嫔。又朕于春三月躬行谒陵。礼奉慈车。率后妃礼成后。又于四月之吉。命工恭饰新七陵增造等项。朕自作幽宫于长陵左之阳翠岭（即十道岭更名），改小山一名平台山，以尊皇祖太宗尝御之地。前次并往金山拜皇高祖、妣章皇后、皇曾叔祖景皇帝二陵，奉圣母舟回京。今朕命使昂往视卿于家，卿如果疾未痊，便不烦以见，如小可，即星夜以行，急来见朕，副切思情，勿自负自弃，以致朕怀无已，卿其承之。^[41]

③作为官员任免的人事性文书。

第一，作为人事任免性质的敕谕。

作为人事任免性质的敕谕，是明代敕谕中具有特定用途和功能的一种皇帝文书，也称为“敕书”，或简称为“敕”，是皇帝颁发给外任的高级文武官员的任命文书。如都察院都御史或部侍郎出任巡抚，监察御史出任巡按而赴各地莅事，必携敕书以随。《明史·选举志》在记述防边兵备等官的选举时也称：“率由选择保举，付以敕书，边府及佐贰亦付敕”^[42]。在这种敕谕中，一般都要申明官员的职权范围、任职要求、具体职掌，以及皇帝的训诫、教导和希望。杨一清在《关中奏议》中，记载了按察司管屯官员的敕书内所载其职掌范围，称：“按察司管屯官员，兼管稽考所属各卫所月粮、布花、马匹、草料及马价、钱钞、均徭、赃罚银物、预备仓粮等项一应钱粮奸弊，仍于本官敕书内载入。”③

如洪武朝《谕御史》敕，是针对御史的职责而发的，敕曰：

朕设察院，职英俊禄忠良，以为耳目之寄。今御史设员既多，必定一员守院内，则承号令发布于四方，纳四方之来文以达朕听，特分道十二，专十二人掌之，以知事之首尾。凡钦奉鞫审事理，与同本道诸御史详问明白，奏朕结绝。若本道御史有差，当自为果断，毋得因循不决，以招后愆。^[43]

再如，《谕各处巡检》规定了巡检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要求，文曰：

朕设巡检，扼要道，验关津，必士民之乐业，致商旅之无艰。然虽法古之，良能未经点督。今特差人诣所在，谕以巡防有道，讥察多方，有能坚守是职，镇靖所司，役满来朝，朕必嘉焉，故兹敕谕。^[44]

为了让各级官员对自己的职权范围更加明确，时刻牢记皇帝的教诲，明朝规定，要将这种行政法规性的敕谕文书镌刻在石碑之上，“立石碑于公署座右，昭揭圣谕，用饬后人”，让官员在官署中的每一刻，都能见到皇帝所规定的职责和要求，铭记在心。

第二，申明任职者的职权范围。

作为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文书，敕的主要作用就是申明任职者的职掌。如“各处镇守总兵官”在敕书内规定的职掌是“统领军马，防御战守”；“巡抚都御史”在敕书内规定的职掌是“抚安军民，禁革奸弊”；“镇守太监”的职掌是“托以腹心之寄”^[45]。由于职位的相对固定性，敕书内容中对职掌的规定也是相对固定的。如果职务有别，其敕书的职掌规定性也不一样。因此，敕书的撰写都有基本固定的格式和内容。任命时，只须将任职者的姓名写入敕书内即可。正德朝大学士杨廷和在《论镇守官敕书疏》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各处镇守巡抚等项官员，各有职掌，备载敕书，此系祖宗累朝旧制。臣等遇凡奉旨撰写，止是检抄旧稿，换新命职名”，这是一般正常的情况。如果遇有特殊情况，须在敕书内增加官员的职掌范围或加大官员的权力，“亦必该部议奏，得旨明白，开具印信手本，送到内阁，然后据其原行增入敕内，事毕随即照旧查改，未有该部无行，辄敢擅用已意撰拟”^[46]。正德朝，都御史宁杲受命巡抚宣府。由于宣府巡抚官敕书的职掌范围比大同巡抚官的权力稍小，宁杲就“谋欲易之如大同”，在敕书中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当时宣府镇守太监刘祥和大同镇守太监马锡“俱随驾在京”，也趁此机会要“以巡抚责任备载太监总兵敕内”，“将延绥、山西、宁夏、甘肃、陕西、辽东、蓟州各总兵、巡抚官本等职任、俱增入各镇守太监敕内”。为了达到目的，“司礼监日来催进稿，张锐送驾回，自涿州犹以为言。南巡还复申前命”，但最终大学士杨廷和“竟不敢从”。^[47]

第三，敕书的颁授和缴回制度。

敕书有严格的颁授和缴回制度。“颁敕必于御前”^[48]。领受敕书的官员，要“面见辞朝”，“赴鸿胪寺报名辞朝领敕”^[49]，即由鸿胪寺统一安排，面见皇帝，当面聆听皇帝的训诫，之后再持敕赴任。这一制度的目的，是“重皇命可以防诈传旁出之奸”。同样，“缴敕必于御前”，也是在鸿胪寺统一安排下朝觐皇帝，汇报其任职情况，目的是“达下情，可以防迟留隐匿之弊”。嘉靖十一年（1532年），嘉靖帝“免朝日久”，疏于朝政，欲废除皇帝面见领敕缴敕官员的制度，借口“领敕缴敕等项不系重大事情”，“一应领敕缴敕人员若俱于御前面奏，恐圣体于视朝之初，起数太多，未免烦劳，欲要暂于左顺门领缴。”这一偷懒的动议立即遭到了朝臣强烈反对，礼部上奏称：“以此为不系重大事情，则御前进奏之事无复有重大于此者也。且御前与敕，上勤天语，陛下慎重丝纶，特令翰林院学士捧下，今乃以为不系重大事情，恐非所以仰承圣谟矣。”在大臣的强烈要求下，嘉靖帝收回了成命，“敕书领缴，见辞官员，都照旧例行。如遇雪雨风寒，暂三五日免视朝，都着候待。若朝廷小有不豫，免朝日多，准今春该寺（鸿胪寺）奏准事例行着为令”^[50]。这一制度虽然没有被废除，但此后由于皇帝多长期缀朝，面见面辞领缴敕书官员之制的执行并不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