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在北京公开复辟帝制后，段祺瑞开始在天津秘密组织讨逆军。起初他曾想去南京与冯国璋联手行动，后经再三权衡还是放弃了。

经过段祺瑞与手下亲信幕僚的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以驻天津南郊马厂的第八师和驻天津以西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作为主要策动对象，并与驻兵保定的直隶督军曹锟联络。这些军队都靠近北京，有把握打垮张勋的辫子军，并在短期内结束战斗。当然，困难也不少，主要是这些军队都不属于段祺瑞的皖系，而是接近于冯国璋的直系，段祺瑞不能以一纸命令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旗帜下。后来还是通过一些特殊关系，花了不少银子，终于把这些部队归拢到了自己的麾下。

一切准备就绪，段祺瑞于7月1日晚偕同梁启超等行抵马厂。2日接见了黎元洪总统的密使，接受了国务总理任命。3日上午8时，第八师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公举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同一天，段祺瑞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任命段芝贵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以梁启超、汤化龙、徐树铮、李长泰为讨逆军总部参赞。当天，段祺瑞发表反对复辟通电，并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布告。布告中特别提及：“我大总统手创共和，誓与始终，两日以来虽在樊笼，尤叠以电话手书密达祺瑞，谓见幽决不从逆，责以速图光复，毋庸顾忌。”说明讨逆于情合理，于政合法。4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逆檄文，历数张勋胁迫逊帝复位，扰乱共和民国的种种罪行。以上文件均出自随同段祺瑞身旁的梁启超手笔。

发生在北京与天津之间的这场文电交锋颇为耐人寻味，北京的文电均出自康有为手笔，而天津的文电则出自梁启超手笔。康有为、梁启超二人有师生之谊，两人同为“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变法失败后身为“康梁乱党”首领同时遭到清政府通缉，辛亥革命后又几乎同时由海外回国，投身国内政坛，但所选择的路径已经有所不同。如今，二人站在相互对立的营垒中，各为其主，各写各的文章。

7月4日，冯国璋、段祺瑞发出联名通电，表示二人“已整率劲旅，南北策应，肃清畿甸，犁扫逆巢”。7月5日，段祺瑞由马厂回到天津，此前朱家宝已被赶出直隶省长公署，段祺瑞将省长公署作为自己的司令部，在那里部署讨逆军事。7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代理大总统职权。同一天，冯国璋、段祺瑞联名任命倪嗣冲为南路讨逆军总司令，所有沪、杭、赣讨逆各军，均归倪嗣冲节制指挥。倪嗣冲前几天还表示接受皇上授予的“巡抚”职务，并命人悬挂龙旗，改用“宣统正朔”，此时摇身一变成了讨逆英雄。对于前几天的所作所为，他解释说，他的防区和辫子军防区接近，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军事行动，他有临时应变的必要。同样摇身一变的还有前面提到的福建督军李厚基，他前几天不仅致电皇上接受福建“巡抚”任命，还定制了大批龙旗，准备遍插福州街头。7月3日，福州日本领事到督军署请李督军表达对复辟问题的态度，李厚基兴致勃勃地说：“中国有采取君主制度的必要。从此老百姓可以过太平日子了。”他还说：“关于这个问题，徐州会议早经决定，各省督军一致赞成，大事决无不成之理。”然而造化弄人，形势很快急转直下，第二天，又是那位日本领事在另一个场合遇到了李厚基，李督军的口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大骂张勋不识时务，说他本人誓死拥护共和。还有那些曾在徐州会议签字同意复辟以及通电接受伪职、悬挂龙旗的地方军阀，此时纷纷变脸，由拥护复辟，变为拥护共和。以前那些骑墙观望的地方实权人物此时也争先恐后地发表通电，表示反对张勋复辟，拥护冯代总统、段总理联手讨逆。一些无法离开北京的“朝廷命官”也通过各种途径向冯、段阵营传话，表示自己虽“委身曹营，心乃向汉”。如被“朝廷”授予民政部左侍郎、京师巡警总厅厅丞的吴炳湘就多方托人给段祺瑞传话，说北京地方治安由他负责，保证不出问题，他是坚决反对帝制的，一有机会，他就起来反正。类似吴炳湘这样的人物很多，双方还未交兵，张勋已经处于众叛亲离之中。

段祺瑞的讨逆战事从7月7日开始，到当月12日结束，前后共打了6天，中间还有4天的屯兵不进，实际战事只有2天。

7月6日，西路讨逆军由吴佩孚率领集中于卢沟桥，东路由段芝贵率领开进黄村，在丰台的辫子军陷于腹背受敌中。张勋只带了不到五千辫子军北上，这些兵有的进了城，有的在城外。用这些人在京城撒野，威胁总统和国会绰绰有余，用来作战就显得太少了。张勋原本认为各省督军站在自己一边，冯国璋、陆荣廷、段祺瑞至少不会反对，所以，压根没想到会有战事发生。如今战事真打起来了，他只能硬着头皮应战。

在以往的交战中，张勋一贯采取叫别人的军队打头阵，自己的军队留在后面督战的战法，如今他在北京又一次照搬这套老战法。当时，北京城除了他带来的不到五千辫子军，还有四个师的驻军，此外还有宪兵、警察和少量航空兵。而冯、段的讨逆军虽然说起来有所谓东、西、南三路大军，实际在前线作战的主要还是原驻马厂的第八师和驻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就前线实际交火的部队来讲，张勋这边的人数并不少。

7月7日，张勋派吴长植的一旅和田有望的一团由京城开赴丰台，支援腹背受敌的丰台守军，并派辫子军二营督后。令张勋没想到的是，吴、田二人的部队刚出城便倒戈降了对方，驻南苑的第十一师李奎元旅和第十二师刘佩兰旅也随即倒戈，与讨逆军一道进攻辫子军营地，停在南苑机场的航空学校飞机也飞到丰台上空向辫子军阵地投掷炸弹，炸死、炸伤辫子兵数十人，还误中一个贸易市场，误死误伤十余人。当年的飞机所投炸弹较小，准确性不高，但给予参战双方官兵的心理影响甚大。辫子军何时见过这种阵势，一个个狼奔豕突地向后逃跑，讨逆军东西两路轻而易举地在丰台会师。

以上就是第一次“讨逆战争”。这次战争，双方在丰台阵地只有一小部分前哨发生了为时不久的接触。虽然互有交火，但战火不猛烈，京汉铁路和京津铁路的火车仍然能够安全通过丰台，说明战斗的破坏性并不大。辫子军的溃败，主要是由于北京驻军临阵倒戈，当然也证明辫子军的战斗力一般。

在南苑机场的飞机轰炸丰台辫子军阵地的同时，另有飞机还进入北京上空，在紫禁城里投了三颗炸弹。一颗落在隆宁门外，炸伤了一个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颗落在御花园水池里，炸死了几条小鱼；还有一颗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这次突袭之后，刚刚热闹喧嚣了几天的紫禁城一下子安静了，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议政大臣们也不见了踪影，整个“朝廷”笼罩在恐慌的气氛中。

据考证，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实际参战，参战的是南苑机场的航空学校。张勋在北京策动复辟后，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一方面将校内人员眷属送往天津暂避；另一方面召集航校教员、学员、办事员等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大家群情激愤，表示宁肯战死，决不附逆。会后，秦国镛校长又秘密联络驻南苑一带的十一师、十二师师旅级各长官。此时，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已经表明讨伐张勋的立场，并被段祺瑞任命为中路讨逆军总司令。7月5日，南苑航校得陈光远命令，正式参加讨逆战事。当天下午6时，学员张斌驾机飞往永定门一带侦察敌情。7日早晨，学员李士怡驾机飞入北京城内上空投掷传单，学员马毓芳驾机飞往黄村、卢沟桥、永定门一带侦察敌情，学员何士龙驾机飞往长辛店向西路讨逆军司令曹锟通报前方敌情。随后，航校飞机又参加了丰台的战斗，还对皇宫实施了突袭。他们直接炸死、炸伤的辫子兵数量并不多，但给予对方极大的心理震慑。

仅仅经过了一场小打小闹的交火，张勋的威风就大受挫折，复辟派惶惶然感到末日的到来。张勋致电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督军，请他们实践诺言，赞成复辟。他在电报中说：前荷诸公莅临徐州会议，首先由张勋、赵倜、倪嗣冲、李厚基及诸代表揭出复辟宗旨，坚盟要约，各归独立。因此弟带队北上，经多方运筹，终于大功告成，奏请皇上复位。当下务恳诸公飞速赞成，以践前约。张勋在字里行间透着指责各省督军背弃前盟的意思，但到了这个时候，再说这样的话，还能有什么用？张勋还想再从徐州调些辫子军进京支援，但段祺瑞通知交通系统的人，将徐州车站附近的空车皮全部调走，徐州的辫子军根本动不了窝。

7月8日上午，原驻北京城外的第一师第一旅张锡元部攻进了朝阳门，接下来有可能发生巷战。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匆忙跑去会见张锡元旅长，声明北京各城门已由“中立”的步军统领江朝宗接管，请该部退出朝阳门。原来，经过前一天的战事，张勋自知兵力单薄，故将辫子军集结于天坛、紫禁城及南河沿住宅三处，让步军统领江朝宗派“中立”部队防守各城门。张锡元旅长将这一新情况向上峰作了汇报，上峰同意撤兵，张锡元旅遂于中午退驻朝阳门外。于是，在北京城便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驻守内城的辫子军悬挂着五爪黄龙旗，城外讨逆军悬挂五色旗，当中还有一个不挂旗的“中立区”，江朝宗仍用“九门提督”的名义发布各种“安民告示”，末尾既不称“大清帝国”，也不称中华民国，只是标出大清与民国两种日历的日期。(www.daowen.com)

张勋自知他的辫子军难以抵挡讨逆军的进攻，便派所谓的“外交部大臣”梁敦彦央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梁敦彦到日本使馆的时候，还到黎元洪的住所表示谢罪。另外，段祺瑞也不希望在北京城里动枪动炮，便于8日派汪大燮、刘崇杰等外交人员入城与各国公使接洽，请他们转达张勋四项停战条件：（一）取消帝制；（二）解除辫子军武装；（三）保全张勋生命；（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同时，派军事人员傅良佐、曲同丰入城办理遣散辫子军的问题。

当时，各国驻华使节经常在一些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上指手画脚，国内的一些军政官员遇事，也经常请外国公使出面表态支持，以显示自己背后有实力。这次事件又是如此。各国公使推荷兰公使为代表，将讨逆军的四项条件转达给张勋的“外交部”，并表示承认张勋为“国事犯”而加以保护。

“国事犯”是一个西方法律术语，是指侵害国家根本性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国家安全的犯罪。按照西方法律制度，对于“国事犯”，别国有保护之例。

面对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张勋知道大势已去，但他还想通过外交渠道的谈判，争取能率领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到徐州，以图东山再起。他命梁敦彦向荷兰公使表达了这个愿望。

同一天，张勋、雷震春、张镇芳等人向溥仪提出辞表。溥仪批准解除他们的职务，并发表“圣谕”以徐世昌组织内阁，在徐世昌未到京前，由王士珍代行阁务。当然，这不过是张勋自弹自唱的一出闹剧。

当天，张勋又对外发表通电，重申当初策划复辟时，徐世昌、冯国璋等人都曾参与其谋，各省督军聚会徐州时，大家对复辟“尤深赞许”，所有这些“俱有可征”。言外之意就是告诉讨逆军，不要逼人太甚，否则弄到最后大家都下不了台。

张勋闯了大祸，到兵临城下的时候还想一走了之，确实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把北京的这个烂摊子一股脑儿地推给徐世昌和王士珍，也是看到这两人都是北洋派所推崇的元老。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仍认为北洋派并不是真心反对复辟，只是反对由他来包办复辟，如果换了徐世昌或者王士珍来辅政，那些反对复辟的人可能又会转变为赞成复辟。只要徐世昌或者王士珍肯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就可以重回徐州，重整兵马，东山再起。为此，他一再打电报并且派人到天津迎接徐世昌进京“辅政”。但前些日子还与张勋密谈想当“摄政王”的徐世昌，此时却不愿再往火坑里跳。不过，徐世昌与“内务府大臣”世续一直有信使往来，徐世昌请世续转告溥仪：“切不可再见外臣，致生意外。”并说，关于中华民国初年约定的清室优待条款，他在外“已屡设法转商前途，仍当竭力维持”。

从7月9日起，北京城被讨逆军和近畿军四面包围，参与复辟的军政官员纷纷外逃，有人成功逃脱了，也有人在途中被捕。被称为复辟“文圣”的康有为仍然扮作农夫，躲过沿途军警搜捕成功逃脱。有些人就很不走运，如曾积极追随张勋谋划复辟的奉天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在天津东站被捕，复辟派核心成员张镇芳、雷震春在丰台车站被抓获。

10日，在北京城里的王士珍、江朝宗劝告张勋接受解除武装的条件，张勋不服气，用歌谣式的言辞答道：“我不离兵，兵不离城。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意思是仍然要带着辫子军回徐州。这一天，他又发表了一份通电，痛斥北洋派军人背信弃义、出卖朋友。他说，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张勋一人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端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俱在，非可讳言。”第二天，张勋在自己的南河沿住宅接受一位西方记者采访。他态度镇静，说复辟一举是执行北方各省督军的共同意见，冯国璋有亲笔信，段芝贵、徐树铮参与鼓动，段祺瑞不是不知内情。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有他们的签名手折在此。我决不向他们投降！”

张勋直到复辟活动彻底失败，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仍觉得很冤枉，一直认为自己推动的复辟活动是经过徐州会议讨论，与会者都表示赞成甚至都签了名的。而且，他认为冯国璋、段祺瑞事先都预闻其事，而且都表示赞成，至少没有表示反对。后来他失势了，这些人一窝蜂地出来讨伐他，是背信弃义，是出卖朋友。他之所以会有这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有他自己的原因，也是受了身边幕僚蒙蔽的结果。

我们前面讲过，张勋为了推动复辟，先后召集过四次徐州会议，但这些会议并没有进行过认真讨论，都是张勋或者他的参谋长万绳栻一个人讲，大家在下边听。会议所形成的决定，其实只反映了张勋的个人意见，其他人只不过是随声附和而已。再说冯国璋和段祺瑞，当初袁世凯搞帝制他们都避之唯恐不及，如今怎么可能赞成张勋出来搞复辟？所谓冯国璋赞成复辟，是他身边幕僚故意伪造的假象；所谓段祺瑞赞成复辟，是徐树铮故意扯谎，骗他上当。而他之所以会屡屡上当，错误地理解了别人的心思，说到底还是他自己鬼迷心窍，一门心思地想复辟，看谁都像支持复辟的样子。

张勋兵败被围，自知大势已去，但就在那里硬撑着，不投降，不肯交出武装，那么，讨逆军怎么办呢？真的就拿他没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