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主义在天津投资开设的工厂偏重于出口加工和城市公用事业。其中的先农房产公司、英商济安自来水公司、法国电灯房、山海关汽水厂等有中国人少数投资。这些公司虽有股票印发，但性质都属于投资凭证，还不是流通买卖的。国人开设的工厂，原先投资的官僚军阀富商因政局变迁、经济状况和财产继承等变化，有些户以股票求售。此时，有原来经营兑换铜元、杂钞、外币兼营彩票奖券的裕大、顺兴等钱铺，它们在主业之外兼营一些股票，代客买卖，挂牌市价，收取佣金每月各家都能有几笔成交，主要的是北京自来水公司、恒源纱厂、寿丰面粉厂。售主大都是没落的本主或其后人，买主不外是本地新兴的商业资本家，或是与各该企业主持人有关系的内幕知情人，或是外地来本市的财主。同时，本市经营外汇交易和国外金公债的永盛洋行、瑞隆洋行，顺带买卖外国股票、英租界工部局债券等，所以中国人之间的外股买卖，如济安自来水等股票偶有交易也归这两家代办。这两个方面成为本市中外股票交易和经纪人的萌芽。
一九二七年后，国民党政府连续多次发行了国库券和公债（库券为期较短，大致为二、三年、逐月分次还本；公债为期较长，以抽签方式抽中的一次还本），用以吸收社会资金，从经济上巩固其统治。当时，投资于库券公债的收益高于一般存款利息，再加库券公债本身的市价涨落，引起了大户的投机兴趣，首先在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出现了证券投机的风气。在此以前，上海已有了洋商股票交易的场所，名叫“众业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2025年），大部份是洋人和外籍犹太人组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华商上海证券交易所。前者垄断了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工厂企业股票以及在香港、印尼和马来西亚的企业股票，后者则独占了政府发行的库券公债的交易。
以上影响所及，吸引了天津的下台军阀、官僚、富商财主们，也认为证券交易有机可投，时刻以上海的动态为马首是瞻，促进了这既是资本剥削又有投机赌博的新行业之发展。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华北各地调集来津的游资逐渐增多，当时工商业因受时局影响，呆滞不振，而公债投机亦受政局动荡而疲软，迄在低价上徘徊。游资为寻找出路，有些人注意到证券（主要是大工业、企业、银行的股票，如济安、先农、恒源、寿丰、启新、滦矿、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等）。以金城银行的股票为例，当时除每年度发付官利六厘之外，还发给红利八厘，共合一分四厘，而存款利息，一般是定期不到一分。相比之下，股票收益优越甚多，因之交易量增加，成交活跃，不但出现了“跑合人”，后来更发展成为经纪行。
在这个时期里，还曾发现过日本人的工厂派人来裕大银号（即证券行），用华人的化名，委托收买华商纱厂的股票，插手华商纱厂的股东会，以达其控制的目的。
三十年代的末期，本市当时主要的华商证券经纪行有以下几家（按成立先后为序）：
（1）隆泰行。由叶刚侯、王立孙、穆季直等组织，叶、王两人与启新各有渊源。王立孙不久亡故，叶刚侯在一九四一年转往久安信托公司任副理。穆季直势孤，乃于一九四三年由林凤钧、雍鼎臣、李典臣、陆松年等接办。
（2）大众信托公司。开办于一九三九年，初期资本为五万元，翌年增资，实收二十二万元。董事长董汉槎，经理杜韵笙，董事有刘希武、尔子宜等。业务尚好。在一九四八年结束。(https://www.daowen.com)
（3）联兴行。王栋人开设，不久归鲍士俊等接办，业务不多。
（4）久安信托公司。一九四〇年组成，成立的动机是久安的股东和同时兼为启新、江南、滦矿、耀华诸公司的股东有大量的股票在手，设置了自己的机构不仅便于买卖，还能赚取佣金。主持人为副经理王心逸。
（5）新华银行证券部。该行经理俞君飞，是江南水泥公司的董事，也是天津银行业投入启新系统而后来居上的人物。该证券部属于最活跃的一家。主事人为沈季琴。
（6）广安行。张维栋、周伯瑜、于紫忱等创办，以后由周志久继承其父周伯瑜经营主持，营业甚盛，在同业中首屈一指。该行在一九五〇年清理停业。
（7）中华平安公司（China Securities Co.，Fed.Inc.）。该公司是美商注册，董事长周志俊，经理言镕甫。虽与久安同属启新系统并同在一楼办公（现解放北路43号，从前仁记洋行小楼），但平安除买卖本市股票外，主要业务在经营美股和物品买卖，兼营房地产交易。一九四八年公司迁香港。
一九四一年春，新华银行经理俞君飞，久安经理言镕甫、大众经理杜韵笙，连同隆泰、联兴共五家，成立联合营业处，地点设在新华银行二楼，约定每家各派去一人联系业务，办理货款交割手续，五家之间互不出佣金，对客户则统一按成交额千分之二·五计收佣金，形成为非正式的业规之一。
以上各家都兼营上海众业公所的洋商股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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