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0年前，笔者在收集整理石少华摄影作品的过程中，在原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的档案册中发现一组标题为《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的照片印样，共有9张，每张配有文字说明。石少华拍摄的是华北电影队后期制作的9个工序，册页上按照“洗片子”“晒片子”“剪接”“写字幕”“画卡通”“录音说唱”“配音乐”“录音机”“拷贝机”的顺序依次贴放。另有两张残页，分别对影片制作背景和“剪接”“写字幕”的文字介绍，有部分涂改。从残存的信息看，残页像是草稿，但档案整理者只将其中各工序的介绍编辑后誊到了册页上。

这组照片没有在晋察冀画报社存在时期编辑出版的刊物中出现过，也就是说，这次拍摄并不以时效性的发表为首要目的。但奇怪的是，作为历史影像，它们也并没有被纳入中国电影史或摄影史书叙事而广为人知。作为党在战争年代的文化事业的影像记录，这组片子远没有延安电影团工作照的传播范围广泛。这是什么原因呢？

档案册页上的红色数字编号“506”从侧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晋察冀画报社的专职档案整理和管理工作始于1946年4月成立的资料组，但由于缺乏系统化专业知识和急于求成，资料组早期工作对抗战八年积累的底片及其原始信息造成了巨大破坏，直到1947年上半年，资料室在画报社主编赵启贤、章文龙指导下，按影像题材把底片档案分为“军事”“政治”“社会政策”“经济财政”“文化”“史地”六大类，每大类又按影像内容细分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小类。^[4]在一份由章文龙1947年6月拟定“抗日战争底片分类目录表”里，“506”是第5大类“文化”里的第6小类“电影幻灯”^[5]。然而，这个类目的使用时间很短。1948年5月，华北军区成立，原晋冀鲁豫军区的人民画报社、冀中军区的冀中画报社与晋察冀画报社合并为华北画报社，相应的底片资料也合并到一起，加上不断根据战时政策宣传动员需要的拍摄所得，原分类目录已无法涵盖新增影像内容。于是，1948—1949年间，华北画报社资料室做了新的底片分类目录表，分8大类104小类。虽然新目录趋于现代知识生产归类法，但却也完全弃用了原目录编号，“506”在新类目中成了“宗教信仰”，原文化大类中的“电影”和“摄影”被重组到“文化教育”大类中，编号403。^[6]新中国成立后，华北画报社改为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职能进一步专门化，相应的底片资料分类在“军事”“政治”上继续扩充，档案整理和利用的重心也随之转移，“文化教育”大类中不再有“电影”。虽然编号506还存在，但被归入“社会政策群众活动”大类，而且成为这一大类中唯一只有编号没有内容标注的空白项。^[7]

革命影像档案的归类变化，使得编号“506”下的底片发生了三次变动，而最后一次的空白，更有可能是因为底片内容过于繁杂，无法用一两个词组概括，而不是因为条目下面没有资料。《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组照档案册页上划掉的编号，恰好是底片资料经历过上述某次重新归类的证据痕迹。脱离了类目描述的编号506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它们能否被检索到，完全取决于亲手为它们归类的资料员的记忆。一旦这些人调岗或离开，这一编号下的底片就会被遗忘。即便它们的拍摄者、被摄对象甚至见证者还能描述出画面，要让它们重见天日，只有从头查看所有底片档案。

根据档案册页和散页上的文字描述，笔者认为，这组照片的第一次归档发生在1947年6月后，华北画报社做出新底片归类之前。相关的时间线索体现在第一张残页的文字里：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在上级的领导和技师秦彦、苏河清、高明［敏］及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把一个近代化的电影工厂，改变成一个手工业的作坊。全部机器共一千二百斤，载在一辆胶皮大车上，可巡回制作。他们从创造机器到完成“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有声新闻影片共费了三个半月的时间。此片全长一千五百尺，内容包括　一、钢铁第一营授奖式，二、解放定县，三、正定大捷，四、向胜利挺进。现正在前方部队、后方机关中巡回放映，颇得好评。兹将他们的制作过程的一部分介绍如下。(www.daowen.com)

从上段“现正在前方部队、后方机关中巡回放映”可得知，这段文字写于《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制作完成后。查阅影片创作者的回忆，后期制作从1947年5月电影队驻扎安国县中阳村后改造农家场院为厂房正式开始，6月29日完成制作，7月1日，作为党成立26周年的献礼，在军区前线指挥部机关首映，到7月14日前，已经放映了近30次。^[8]由此推测，石少华的组照虽然是在后期制作期间拍摄的，但画报社对这组来稿的整理和归档至少是7月1日后才进行的，这个时间，恰恰是画报社刚刚完成“抗日战争底片分类目录表”，而这组照片标号“506-1”至“506-9”，说明它们很有可能是资料员启用新表后，编入第5大类“文化”里的第6小类“电影幻灯”的第一组档案。

作为记录了华北敌后有声电影制作过程和条件的视觉文献，石少华的拍摄集中在对制作各步骤的展现上，其中又突出了制作者与他们的设备工具和工作环境。“洗片子”在一个背部全暗的狭小空间中进行，画面中有三人在配合，其中两人扶木架，一人上下手动拉挂在木架子上的胶片。“晒片子”的画面展示了木架的完整形态，它们是被悬挂到房顶上才有足够的高度在架子上挂冲洗过的底片。据电影队成员回忆，制作时“时逢炎夏，洗片只能靠一早一晚进行，而且又没有干燥箱，就在室内拴上绳子，把冲洗好的影片像晾挂面似的一条一条挂在绳子上，用人工扇着扇子，一方面赶走蚊蝇，一方面给片子吹风”^[9]。“剪接”是在一个挨着窗户的炕头上进行的，摄影师巧妙运用了透过窗户纸的逆光，既交代了剪接照明的光源，也借这个逆光让我们依稀能够看到挂在缠片器上的胶片影像。“写字幕”和“画卡通”也都重点突出了工作环境，一个利用炕头上的小桌板写，阳光照射到的墙上正好晾晒写好的字幕，另一个把一张半透明的玻璃片夹在砖头和木条搭成的画架上作画。这组照片中有两张——“录音说明”和“配音乐”——展示了这部有声影片的所有声音都是在露天户外较为空旷的场地一气呵成的，没有条件看着放映，用的是秒表计时。组照的最后两张是“录音机”和“拷贝机”，照片展示的重点是技师如何操作这两个设备。

残页上的文字和各个工序的说明，给我们提供了当时报道者关注的重心。首先是物质条件上的对比，将电影队在敌后物资奇缺、流动作战条件下的简装改造与抗战前大都市固定的、有自来水和持续供电的现代化电影制片厂做对比。其次是突出了电影队成员因地制宜、克服困难实现了有声电影制作的核心技术保障，其中技术性要求最高的是录音机和拷贝机的成功组装：技师“用无线电喇叭上的坏磁铁创造了一个摔不坏、用不坏的”录音毛基；把一台19世纪末法国产的“百代”35毫米摄影机改装成手摇发电拷贝机。从照片的光线效果看，摄影师为了展示手摇印拷贝片的过程，实际上拍摄的是一个示意图，因为真实的操作必须在暗房中进行，而且手摇速度是一分钟过140英尺（约合42米）的匀速动作，摄影师借助暗房微弱的红光是无法得到手摇动作如此清晰的图像的。最后是强调影片制作过程“接地气”，途径之一是征求看过电影的士兵和老百姓的意见，讨论他们看得懂和看不明白的描述，从中得出一些经验；途径之二是强调字幕的“新”和“中国化”，体现在仿宋体的字体和工农兵塑像叠加五星的队标设计上。

这组片子一直躺在档案库里，直到2018年石少华百年摄影回顾展上才第一次与公众见面。此前这组照片曾出现在纪念华北电影队成立50周年的内部资料《战火中成长的华北电影队》（未正式出版）中，其中的两幅后收入原华北电影队队长汪洋公开发表的传记。^[10]据汪洋回忆，当年手工制作的拷贝、录音、洗片设备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所踪，只有石少华在电影队制作影片过程中拍下的这组照片，成为“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仅存的视觉文献。^[11]汪洋此处所指不单是定格在画面中的设备和工作场景，亲历者们还辨认出了画面中的主要工作人员：担任剪辑的高敏（原名光本丰，日本人）和剪辑助手华彬，冲印晾晒胶片和操作手摇拷贝机的方文，画保南形势图动画的梁津，操作制片录音机的秦彦（原名清岛竹彦，日本人），参加配音和录音的张非、罗浪、抗敌剧社男女合唱队，还有为影片设计队标和字幕的肖野（原名小野泽亘，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