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樊城退军后，江陵、公安丢失的消息也已经确认属实，关羽迅速回军意图复夺荆州。曹操“闻羽走，恐诸将追之，果疾敕仁”[15]，即有意让关羽保存一定军力和孙权相斗。
江陵、公安沦陷意味着后勤断绝，刘封、孟达又不愿出兵，关羽所能依仗的只有麾下的败军。而吕蒙则开始在江陵大肆收买人心，“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16]，并隆重款待关羽派来诘问的使者，允许使者在城内四处走动，和被俘的将士家属会面，将士家属还委托使者送信报平安。
纵观中古时代甚至近代的战争，每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重合时，士兵往往会爆发巨大战力，反之亦然。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伤亡最为惨重的不是虎门关天培、定海葛云飞等爱国英雄的炮台保卫战，而是意想不到的八旗军镇江捍卫战。英军攀登进城时，八旗军在武器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不惜身抱英人共同跌下城墙。试想，这些八旗军世代居此，祖坟、家眷皆在此地，他们不以死相护，谁又会为他们保家呢？钟会灭蜀后起事难成，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魏军将士家眷尽在北方，不愿为他卖命。而对关羽个人而言，“后院起火”的教训也非首次，当年先主刘备与袁术交战，吕布趁机袭取后方徐州，失去后方补给和家属的刘备军立刻陷入绝境，《先主传》裴注引《英雄记》中亦载“备闻之，引兵还，比至下邳，兵溃”。此次吕蒙厚待使者、抚恤百姓同样是深谙此道，意在不战而屈关羽之兵。使者返回后，关羽军将士“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17]，在还没有开战时就已丧失斗志，关羽被迫西保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不久之后，没有斗志的军队发生溃散，关羽和儿子关平、都督赵累等十几人弃城逃亡，被吴军大将潘璋的司马马忠于章乡（今湖北当阳东北）擒获杀害。
戏剧性的是，吕蒙在取得荆州不久也得了重病。孙权把吕蒙接到公安，征召名医来为其治病，但吕蒙最终还是因为病情恶化、医治无效而去世，时年四十二岁。在这一年当中，孙吴虽然拿下了荆州，但却也凋零了不少大将。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让读者宣泄因关羽之死所产生的怨气，将吕蒙描绘成是在庆功宴上被关羽魂魄附体所杀，算是榨干了吕蒙最后一点可利用的价值。
客观地说，关羽戎马一生，早年在万千军中刺死颜良以及襄樊之战时被庞德射中面颊，都说明其在作战时常冲杀在第一线，是一员十足的勇将。他以荆州不足三郡之地与魏、吴对峙多年，也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北攻襄樊的水淹七军虽是天公作美，但关羽凭此役威震华夏，其身为武将的功勋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峰。而后人也对孙权背盟袭击友军一事痛加责骂，为一代武圣的关羽因疏忽大意而最终身首异处倍感惋惜，民间也有“大意失荆州”一说。
但倘若仔细推敲，将关羽“失荆州”一事归咎于“大意”的说法并不牢靠。陈寿评价关羽“刚而自矜”，即其为人自负、轻视同僚，不愿与黄忠同列受封，见武侯称赞自己才干高过马超后“省书大悦”都是明证。
如果说马、黄远在蜀地，对他们的轻视不会对关羽造成太大的影响，可对于朝夕相处的部下倘若依旧是摆出一副刚而自矜、傲慢轻视的面孔，那么必然会导致部下离心离德，所以后来在关羽北攻襄、樊时才出现了军资供给被延误的恶果。另外，被关羽轻视的糜芳并不能算是普通的将领。刘备飘零半生，屡战屡败，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关、张、赵三人始终誓死追随他外，糜竺、糜芳兄弟同样对其不离不弃，从刘备统领徐州时便开始追随。《三国志·蜀书·糜竺传》载糜家“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是徐州境内有名的富商。后刘备遭吕布偷袭徐州无所依靠时，糜竺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同时“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正是依靠这些资助才能再度振兴。曹操也看重二糜，想收为己用，以许官相诱，但二人均不为所动。刘备平定蜀地后封赏昔日旧部，对糜竺的赏赐与厚待无人可比，又拜糜竺为安汉将军，官位甚至在武侯之上。后糜竺之子糜威任虎贲中郎将，即相当于今天保卫中央首长安全的中央警备团团长一职，从中也可看出糜氏家族与刘备关系的亲密程度。可以说，虽然糜竺没有武侯一样的才干，糜芳也不及关、张那样的骁勇，但在刘备心中，二糜和武侯、关、张等人一样，都是历经坎坷、患难与共的心腹之臣。可即便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糜芳依然遭到关羽的轻视：糜芳镇守的江陵曾经失火烧毁大量军械，内心畏惧，害怕受到关羽的责骂；糜芳与将军傅士仁供给迟延，关羽扬言将其治罪。此外，荆州治中潘濬与关羽关系也不融洽，日后原长沙郡守廖立在其败亡后更有过“（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18]的贬低之语。
重要的是，按照正常逻辑，倘若与共事的下属素来不和，那么就不要为其指派重要职务。但糜、傅二人都是郡守，分别镇守江陵与公安，廖立在孙刘荆州争夺战前任长沙郡守，治中潘浚掌管荆州政务，无一不是身居要职。如此自相矛盾的做法更加印证了关羽的自视甚高，这种举动早已为荆州的迅速沦陷埋下祸根。
《襄阳记》中记载，吕蒙袭取荆州时唯一抵抗的是最不起眼的零陵郡（郡治泉陵，今湖南零陵县城）。零陵郡北部都尉习珍假意投降，而后举兵抗吴，在战败后带着几百人撤到了山中，孙权遣已经投降的荆州治中潘濬前往劝降，习珍答道：
我必为汉鬼，不为吴臣，不可逼也！
一个月后，粮食、弓箭都消耗殆尽的习珍自刎殉国。习珍仅是一名都尉，尚能大节不亏，抵御吴军一月有余；而糜芳、傅士仁等郡守的兵力必定多于习珍，江陵、公安又是坚城，特别是荆州军家眷所在的江陵——起初孙刘联军苦战一年有余才迫使曹仁放弃该城，其后该城又由关羽主持扩建，《元和郡县志》中亦有江陵扩建的记载：
荆州城本有中隔，以北，旧城也；以南，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于樊，留糜芳守城。及吕蒙袭破芳，羽远救城，糜芳已降，退住九里。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退人梦城。
换言之，关羽本人亦知江陵一旦丢失，根本难以收复。可以假设，倘若关羽对糜芳、傅士仁、潘濬这些部下能够善待有加，纵然一时大意抽空后方兵力，但江陵、公安绝不会在短时间内就被吕蒙攻陷；加上围困襄阳的步军与阻断汉水的水军犹存，关羽也可迅速回援，即使最终无法避免战败，却也不至于被吴人所擒乃至身首异处。日后蜀汉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府长史杨仪之间水火不容，武侯为解劝二人作《甘戚论》一文，其中就提到了“云长言斩糜芳而亡荆州，先帝每为此未尝不嘘唏而三叹”一事，可知刘备、武侯等人均认为关羽覆亡的主因在于将佐不和而非大意。说到底，因关羽的怙恃勇名，其面对优势的魏军依然发动襄、樊二城的收复作战，也为吴人的偷袭带来可乘之机；又因其刚愎自矜与部下不合，最终导致荆州丢失，自己也身首异处。害关羽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他自己长久以来刚愎自矜的性格缺陷，“大意”之说解释的，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罢了。
2017.4.9
[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
[3]《三国志·吴书·吕蒙传》。(https://www.daowen.com)
[4]《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5]《三国志·魏书·庞德传》。
[6]《三国志·魏书·庞德传》。
[7]《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8]《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9]《三国志·魏书·管宁传》附《胡昭传》。
[10]《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11]《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12]《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13]《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14]《三国志·魏书·赵俨传》。
[15]《三国志·魏书·赵俨传》。
[16]《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17]《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18]《三国志·蜀书·廖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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