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又名《尚书》，后儒尊之为《书经》。先秦典籍引其文都称“《书》曰”，不称《尚书》。《尚书》一名，大致起于汉初。《经典释文叙录》：“以其上古之书，故曰《尚书》。”郑玄说：“孔子撰《书》，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盖言若天书然。”王肃说：“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后二说见于《经典释文叙录》自注。较之三说，以第一说为切要。

《尚书》大致出于各代史官之手，有的还是后人增补之作，具体的作者已不可考。《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汉书·艺文志》：“《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纥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尚书正义》引《尚书纬》：“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十篇为《尚书》。”孔子为《书》作传本不可信，“百篇”“百二十篇，“三千二百四十篇”云云，亦未可定。按理，孔子以《书》为教材，可能是曾经“编次其事”者之一，却不一定是最终的定稿者。据陈梦家《尚书通论》统计，先秦诸子有几部书其引《书》一百六十八次，佚文达一百一十条，由此看来《书》的篇目原本是很多的，留传后世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读《尚书》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今古文之分和真伪之辨。皮锡瑞说：“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以《尚书》为最先，亦以《尚书》为纠纷难辨。治《尚书》不先考今古文分别，必至茫无头绪，治丝而棼，故分别今古文，为治《尚书》一大关键，非徒争门户也。”^[28]

汉初所传《尚书》为今文。秦焚书之后，《尚书》难求，汉文帝时曾为秦博士的济南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把家藏的二十八篇《尚书》残卷口授于朝廷派去的晁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就是今文《尚书》。武帝时，民间献《泰誓》一篇，遂成二十九篇。

《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这就是古文《尚书》的由来。

最初今、古文《尚书》的分别，一是书写文字不同，一是后者比前者多十六篇。细察它们的由来，应是同出一源。伏生之书与孔安国之书及鲁恭王发现的书，原来都是古文，只不过伏生之书译写为今文，孔安家藏之书仍保持古文原貌而读之时用今文，鲁恭王发现的书与之相同，那么二十八篇今古文应无多大差异。多出的十六篇汉代既无师传；也无注释，逐渐亡佚。汉代的今、古文《尚书》之分并无多大影响。

然而现代流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却为五十八篇，容易使人误以为是古文《尚书》。据《经典释文》和《隋书·经籍志》，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枚（一作“梅”）赜（一作颐）忽然献上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二十五篇，唐代的《经典释文》和《五经正义》都采用了这个传本，于是沿习下来。但对这个古文《尚书》一直有人怀疑，清代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罗列一百二十八条证据，断定其为伪书。丁晏《尚书余论》乃证明作伪之人是三国时期的王肃。于是这个大骗局终被揭穿，多出的二十五篇被称为伪古文《尚书》，所谓孔安国的《传》称为“伪孔《传》”。《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为五十八篇，除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外，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个别篇目再作划分而成三十三篇，所以它是一个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本。

再进一步说，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也不是全真。现在能够见到的中国最古老的文辞是甲骨卜辞，产生于殷商中后期，中国从此有了信史。那么今文《尚书》中的虞、夏之书，就不完全可靠了，再从所记内容和文字表达水平看，显然系后人追记，至少不是当世史官手笔。即使比较可靠的商、周之书，也有后人的加工润色。但是，今文《尚书》中的虞、夏之书，包括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并不是前人凭空捏造，中国古籍亡佚颇多，秦汉之前或汉魏之前追记伪造之书所依凭的材料现今很多都不传了，不能简单武断地说它们完全伪妄不实。《尚书》的伪古文可以分清，《尚书》材料的真伪有些也许是永远无法解开的谜，有些参照先秦它书所引或通过考古发现还能还其庐山真面目。

另一个使人头疼的问题是《尚书》语言古奥难懂，就连“口不绝咏于六艺之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古文大师韩愈也说它“佶屈槨牙”。《汉书·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尚书》为史官按当时口语笔录而成，所以与后来的文言文差距很大，必须通晓古今语才能读懂。此外，当时的“成语”即习惯用法与后世的意义不同，绝不能拆开来讲。还有，《尚书》多错简缺简，后人按完整文章理解难免有误。对上古文字有专门研究的近代大学者王国维曾经说过他只能读懂《尚书》的一半，这不仅仅是谦虚^[29]。《尚书》读不懂的地方不必要望文生义胡乱猜测，当然也不能反对专家学者去努力“破译”。(www.daowen.com)

《尚书》是上古政治文献的汇编，记录了从尧舜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历史人物、事件、典章制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伪古文《尚书》出于汉代之后，本书不讨论。商周之书比较可靠，虞夏之书也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先谈前者，继谈后者。

《商书》中最有名的是《盘庚》。《盘庚》所记之事符合历史真实，这是向来为史家所承认的。《盘庚》分为三篇，三篇的次序，历来有争议。俞樾《群经评议》卷四认为今本中篇宜为上篇，下篇宜为中篇，上篇宜为下篇，此说比较接近情理。这篇文章写盘庚迁都于殷，臣民反对迁徙，盘庚一再说服。所说之理不外乎两条，一是“天命”，一是“先王”，恩危并施，体现了殷人敬天信鬼之风。这种思想作风贯穿于整个《商书》之中。

《周书》虽然也有天命鬼神的内容，但理性的色彩增强了。以《天逸》为例，这是周公告诫年轻的“嗣王”成王的一篇训辞。文中“保民”多于“敬天”，讲“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治民祗惧，不敢荒宁”，“保惠于庶民”，总结历史经验，以殷为鉴。据郭沫若考证，“德”字在甲骨文中尚未出现，《周书》几乎篇篇不离“德”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儒家的修德慎行，民本思想，仁政王道，忧患意识等等就发端于此。

《周书》中的《洪范》、《吕刑》、《酒诰》等都很有特色。《洪范》中的所谓“河图洛书”记戴了“洪范九畴”“食货”，为五行学说及食货型经济模式之滥觞。《吕刑》可以作为古代刑法史的参考资料。《酒诰》不仅从中可以了解殷人的嗜酒风俗，而且是周人及以后的华夏民族远离宗教迷狂注重实践理性的宣言书。

《虞书》中重要的有《尧典》，记唐尧虞舜之事，有人从中分出《舜典》。篇首有“曰若稽古帝尧”的话，显系后人追记。其内容包括尧“钦明文思”之德，治历明时之政，选拔官吏，举舜自代，再述舜成禹之功，得贤之盛，而以勤劳民事，巡行南方终篇。这样的文章，讲德政禅让，是西周以来的思想，而且文从字顺，但《左传》、《孟子》等书都引过此篇的文句，可见它不会晚于春秋战国之际。

《夏书》可举《禹贡》以见一斑。这是一篇奇特的记事之文，首述禹治九州之功，次述禹治山水之功，最后述禹统一中国之功，是一篇最早的地理著作。文字骈散有致，而“九州”的观念出自战国，那么它应属战国之作。

《尚书》客观上保留了许多重要史料，但在经学家眼中意义远不止此。《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各不同。”墨子道尧舜，重在节用勤劳方面，孔子道尧舜，重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及禅让等方面。《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此言同《尚书》始于《尧典》，终于《周书》，以及《尧典》中记历数，《禹贡》记治水和任土作贡巧合，这不是简单的偶合。《尚书》中尧舜等古代圣君贤相之事已经被美化，儒家的“先王”观念，“托古改制”等等，蕴含其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历史正统观，大一统的学说，无不有了“真凭实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