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沿海重镇先后失守。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沪上各界爱国人士发起组成了一个抗战救国社团——“星一聚餐晚会”，他们倡导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流离失所的生产工人及当地小手工业者组成生产合作社。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初步建立，直到1938年12月在重庆才正式成立，开始工作。“中国工合”在全国各地分划成西北、东南、西南、川康几个区，在各区设办事处。川康西北区办事处设在陕西宝鸡。以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工作上的需要，又在洛阳、昆明、兰溪等地增设晋豫、浙皖、湘桂、滇黔、东北各地区办事处。^[3]

兰州工合事务所创始于1939年3月，初设在兰州市东稍门下东关街路北（现在的庆阳路东段）。事务所设主任一人，第一任主任是薛觉民。1941年由张官廉接替。1946年张官廉同爱人王贤琳去美国访问期间由郭松懋代理。郭离开后由马昌海接任。兰州事务所在不同的时期内设有合作、宣传、技术、妇女、总务、会计等股。

工业合作社的社员，在其他各省市城镇地区多是以来自沦陷区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失业工人、小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等为主要对象。兰州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抗战中流亡来兰州的人较少，兰州工合社多是就地组织成立，以本市闲散人口为多。他们绝大多数是听了宣传，对合作事业的优越性有所认识的失业工人和不能维持生活的小手工业者。

工业合作社分布在兰州市西郊的有费家营、孔家崖、刘家堡，黄河以北的有穆柯寨、赵家庄、盐场堡，东郊的有宁卧庄、岸门街、张家滩，市区内的有颜家沟、中街子、中山路、西城巷、横街子、东稍门、下东关。在榆中县的有金家崖、条城。合作社是以所在地区命名。在同一地区有几个社的，则在地名下加上第几字样。合作社有充分自由，组成和解散听其自便。尤其如毛纺社业务单纯，设备简单，变化较大。^[4]

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以自筹为主。表示互相间关系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5]股金是合作社员自行筹集发展业务的基金，股金有数，责任无限。社员因为关心自己所投入资金的安全，也就更加关心业务的好坏盈亏。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到了抗战后期，社员认交的股金远远满足不了发展业务的需要。合作社开展业务完全靠向国家银行、商业银行或工合金库贷款以维持周转。一般来说，贷款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付出利息多就加大了生产成本，对业务经营不利。但在当时经济紊乱的情况下，水涨船高，货币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往往贷款越多，获利越厚。合作社在年终决算有盈余时，先提付股息和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平均认股的社有的不付股息），再按社章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作为扩大再生产和社员福利基金。其余按社员提供劳务分配。分配方案经社务会讨论后报事务所核准执行。此外，兰州工合得到了来自海内外的捐款，兰州事务所主任张官廉亦曾为争取国际援助访问过美国。

工合纺织军用毛毯，是中国合作事业协会接受国民党军需总署的订货。1939年8月第一次承织军毯四十万条时，即由宝鸡西北工合办事处承织三十万条。中国工合生产军毯，主要是兰州、天水、平凉三地。因为甘肃出产羊毛，兰州是羊毛的集散地，故西北区工合办事处将大批军毯任务交给兰州工合。军用毛毯是棉经毛纬的交织品，纬线原料是羊毛，可以就地取材。经线用的棉纱根据实际需要量由国民党军需总署按定额拨给。^[6]纺毛线技术比较单纯，劳动强度不大，技术要求不高，一般老弱妇女稍加训练，即可在家纺制。所以除组织毛纺社外，还由妇女股负责广泛发动兰州市区及郊区的家庭妇女，利用操持家务的剩余时间从事纺毛线劳动，按照参加妇女的居住地区适当设点设站进行。兰州市区及郊区有八百多名家庭妇女参加了纺毛线工作。她们所纺毛线的过秤、发毛、收线、记账、发工资等事宜，都由妇女股办理。每条军用毛毯的加工费大约五元法币，其中30%至40%交付了纺毛工资。这就给大批的城市及郊区的家庭妇女增加了收入，同时也降低了军用毛毯和其他羊毛纺织品的成本。^[7](www.daowen.com)

工合运动，特别重视工人的福利，“百年以前人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用手工做成的，既费光阴，成就又少，而生活水准也是非常之低。至机械问世之后，生产数额骤然增多，但是工人的待遇仍未改善。此后一年一年的过去，工人的地位也就随着进化而改变了。如今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中，工人的工资逐渐提高，工作的时间也缩短了不少。住所要比往日舒适，也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利权多半是操纵在少数人手里”^[8]。而在工合运动中，工人是自己参与管理，强调了工人的能动性。

在社务的推进过程中，工合运动的负责人对各社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并提出了意见。对横街子栽绒社的意见有：间接工作人员太多。社员对合作意义有欠明了，社负责人对社员教育工作似太忽视，应责成该社会计主持工合夜校，推进其社员教育工作。该社工作情绪及合作精神，均欠良好，主要该社负责人领导不力及意志消沉所致，应对该社负责人设法鼓励与督导。各种会议，召开次数太少。认购已缴社股过少，应于最近期间大量增股。员工待遇悬殊太大，应即纠正。对上官园纺织社的意见有：对社员教育福利工作应积极进行，工合夜校应责成该社会计负责主持推进。社员福利最近希设立健身或娱乐设施（如篮排球或象棋笛箫胡琴等）。对张家滩纺织社的意见有：土著社员较少，今后应设法吸收土著社员，以谋长期之发展。社员变更太速，影响各社之事务发展至钜，今后社员之选择与夫退社手续均应注意。对一只船砖瓦社的意见有：数年来社员人数，不但毫无增加，反而日渐减少，诚属不良现象，今后对吸收社员及现业务情形保持相当社员人数之事应加注意。对南城根纺织社的意见有：对社员教育福利工作，过于忽视，乃该社社务日渐败落之主因，应督导该社理事会对此事负责策划进行。^[9]

以妇女为主要成员的缝纫社、纺编社在运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出现了资金紧张的情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畏惧责任不愿增加社股；逐月开支漫无计划，毫无依据；坐吃一种业务，再不自力更生另开途径”^[10]。解决的方法有，加强社员教育，认识合作社是自有自营自享的组织，愿意增加社股宽筹自有资金。说明登记账簿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使其财务状况营业成绩按月有明确的表现。注意副业实施多角度经营，缝纫纺编之外更可兼营刺绣制作儿童玩具等业务，成本低廉，售价高昂盈余可期。^[11]

天水地区也展开了工合运动，在制造业以外，也十分强调对参与合作社个人的教育。“合作社是人的组织，在合作社组成之后，只是赋予了形式，教育才是灵魂。假使我们真能够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身体力行，使人类生活的每一部分都能够受到合作化的洗礼，我们简直没有方法估计人类的幸福，将增加至几千万倍。但合作社并不是纯粹的学校，社员教育水准，亦不齐一，因而实施的教育方式也要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太差的社员，要施以个别训练，人数多的要分组训练，一般性的要有集体训练，同时还要有种种特殊训练之辅助。可是训练方式尽管不同，但最终之目的，是要在如何使社员对合作有共同之认识，坚定其信仰，发挥互助合作的伟大力量。本所会集中训练了各社主席经理，现又分至各社实行以社为单位的集体练训，每次发给的教材，都是切中当前社员的需要，务要在各指导人员领导之下，努力学习。”^[12]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人心振奋。不少工商界人士被这种盛况冲昏头脑，盲目地认为抗战胜利之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一切物资都齐备了，纷纷抛售物资，物价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外来日用工业品增多，工合生产品市场受到排挤，生产业务不如以往。再其次，工合合作社社员有一部分来自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沦陷区，抗战胜利以后，归心似箭，纷纷回乡，社员流动性较大。社员生产热情一落千丈，大多数工合合作社处于停顿或维持、观望状态。解放战争时期，经过工合事务所派员指导、整顿、扶植，并在经济物资方面给予大力支援，才得以重整旗鼓，逐步走上正轨。这一时期在业务经营上虽不如抗战胜利前的得心应手，但还可以维持正常稳定的状态。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社员的情绪再度浮动，业务只能勉强暂维现状，随于1951年交由甘肃省合作事业管理局接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