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南京国民政府把苏联视为“中共的后台”和“赤色帝国主义”加以反对，对于中苏文化交流严加防范，严禁传播马列主义，严令通缉苏联在华人员，查封苏联在中国各地设立的通讯社，禁映苏联影片，处理留苏归国学生，停发赴俄护照，“以免人民与苏俄接近滋生共祸”。^[1]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特别是中苏文协成立后，对苏联文化的传播变得名正言顺，中苏文协会章明确宣称“本会之事业”为：介绍苏联学者来华讲学；介绍中国学者赴苏讲学；举行关于中苏文化之讲演及展览会；出版关于中苏文化之刊物；举行各种促进中苏人士友谊之集会；赞助国内人士赴苏联留学或考察游历事宜；赞助苏联人士来华留学或考察游历事宜；设立图书馆，搜集有关中苏文化之书籍及定期刊物；其他有关中苏文化之事业。^[2]抗战爆发后，为赢得苏联好感，争取苏联援助，中苏文协更是把对苏联文化的传播视为理所当然，将“现在工作状况”确定为：“编印定期刊物；培养俄语人才；筹设各地分会；增强对俄国际宣传；放映苏联抗倭影片”。^[3]为进一步加强对苏研究和宣传，1938年12月25日，中苏文协在重庆举行第二次年会，第一次理事会决议设立研究工作委员会，孙科指定副会长邵力子为主任委员。研委会分为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文艺五组，政治组下设三个小组：研究苏联革命史及党的组织与民族问题；研究苏联外交国际关系与军事国防；研究苏联之政治制度与政策法律。经济组下设两个小组：研究苏联之经济地理、交通、经济政治与机构；研究国防贸易、工业、农业、商业、合作事业。教育组不分小组，曾邀请各研究委员讨论一次，决定研究苏联小学教育制度。社会组不分小组，曾拟定研究大纲，分发各委员选择研究。文艺组曾两次召集开会，因到会人数过少，并未形成。^[4]第三次理事会议还决议组设宣传委员会，内分三组：杂志组专办协会杂志编辑出版事宜；编译组专办协会编译丛书等事宜；资料组专办协会搜集抗战资料及中国艺术品输送苏联，及向苏联搜集所需要各种文化资料事宜。研究委员会和后来设立的编译委员会，还分别编译出版“苏联社会科学丛书”“苏联研究全书”“苏联建设丛书”“苏联文艺丛书”和各种研究资料，以及若干苏联文学名著，可见，中苏文协对苏联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介绍和深入研究。

中苏文协会长孙科为《中苏文化》亲自题写了刊名，并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为借鉴苏联经验和中苏文化交流，“于是有中苏文化协会的发起。依照宗旨，《中苏文化》开辟的栏目有：今日苏联、半月中苏、苏联通讯、苏联研究、苏联时论要摘、苏联各共和国介绍、社会主义胜利的苏联、苏联革命建国的经验与教训、苏联科学研究、苏联军事研究、苏联经济研究、苏联经济与商业关系专论、苏联的财政经济、伟大的苏联第三次五年计划、从第二五年计划到第三五年计划、苏联社会主义与儿童、劳动与生活、苏联教育研究、苏联的史地科学、中苏史论、苏联的新社会法则及其科学研究、苏联的文化教育、中苏文化沟通、苏联文化消息、苏联建设中之文化革命、旧俄历史人物评介等”。对于重大问题则设立特辑进行专门研究，如“苏联工业建设特辑”“苏联集体农场特辑”“苏联建设通俗介绍特辑”“苏联外交特辑”“苏联国防建设特辑”“苏联新宪特辑”“中苏民族问题比较研究特辑”“苏联体育特辑”“中苏不侵约特辑”“苏联共产党第十八届党大会特辑”“苏联抗德战争特辑”等。

《中苏文化》在对苏联的宣传中，以对苏联文艺的译介影响最为深远，开辟的文艺类栏目主要如下：中苏文艺、艺术之部、文学之部、旧俄文学研究、中苏名著介绍、旧俄文学——艺术家评介、苏联新社会与新文艺、中苏友声、诗·报告·小说、文艺、文化·哲学思想·家庭、战时苏联文艺等。这对于抗战文艺、解放区文艺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一个时期的文艺无疑产生了方向性的影响。

可见，《中苏文化》的内容几乎涵盖了苏联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族问题、科学研究、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苏联介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特别是对苏联文艺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国民中营造了良好的亲苏氛围，这使得“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苏联擅自向日伪出售中东铁路，而引发的中国民众的反苏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解。

在对苏联文化的传播中，以苏联文学的传播影响最为深远。左翼文学时期，中共曾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艺，以此在文艺领域与国民党进行抗争，而国民党对此则全力“剿杀”，以至出现了“左联五烈士”的极端案例。无产阶级文艺究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以苏联文艺为旨归，卢沟桥事变后，中共对苏联文学的传播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势头，以《解放日报》为例，1941年5月创刊至抗战胜利，译介外国文学作品226篇，俄苏文学占193篇，其中有152篇是评介苏联文学作品的。^[5]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由于要刻意营造中苏友好的大众氛围，对苏联文学的传播丝毫不逊色于中共，其中，中苏文协无疑起着核心作用。1938年11月24日，中苏文协中苏文艺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分为文学、戏剧、电影、音乐及美术等五组，经常举行演讲会、学术交流会，以及苏联作家生平图片展览等各种活动。《中苏文化》更是经常以特辑、专号的形式纪念苏联作家，介绍苏联文学。1936年，《中苏文化》出版了高尔基逝世纪念专刊，1937年出版了《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号》《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专刊》，1939年出版了《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1940年至1943年，《中苏文化》出版了《文艺特刊》《苏联电影戏剧专号》《旧俄与苏联作家专号》三个专号。(www.daowen.com)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6月，侯外庐任《中苏文化》杂志主编，聘戈宝权、杜若君、沈志远、李陶甄、周一志、姚篷子、曹靖华、程元斟、冯希勃、赵康、赵象离、葛一虹、郑伯奇为编辑委员，曹靖华、李陶甄、赵康、葛一虹为专任编辑^[6]，此后，《中苏文化》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更加专业和系统，并日臻鼎盛。至抗战结束，仅曹靖华一人在《中苏文化》上就翻译、创作了如下作品：

曹靖华在《中苏文化》上发表的作品

正是得力于中苏文协对苏联文学的大力传播，1942年，郭沫若在中苏文学交流会上指出：“近代的苏联文学，无论他们的思想、作品乃至作家的历史及其生活习惯，可以说像洪水一样泛滥到了中国，中国也最关心苏联的文学，以量来讲，恐怕比来自英美的还要多。”^[7]1945年，茅盾在谈到抗战时期中外文学交流时也指出，在对世界各国文学的接受中，苏联文学构成了中国接受世界文学的主要影响源。^[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