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臣力推经筵宣讲：陪读皇室讲经书、整治朝纲

康熙八岁继位，在孝庄文皇后的庇护、支持下，罢免顺治朝重臣鳌拜，清除鳌拜党羽，于十四岁亲政。康熙八年，亲政第三年，做了一篇治政的大文章，将汉满混合内阁各部纳入大清治国理政的轨道。

起因是兵部给事中刘汝汉的上疏奏折。刘某呈奏，望圣上启动“经筵日讲”，选若干儒臣贤达宣讲经书。

兵部给事中只是掌印稽核兵部衙门文案而已，经筵授学纯属礼部的职司；又且给事中的官职不在内阁之列，刘某之举引起朝堂哗然，实有冒犯廷上之嫌。不料，康熙龙颜大悦，当廷表彰，言明“经筵”讲授事关国家政治大计。

康熙破格表彰，且谕示为国之大计，让众臣大惑不解。在汉臣眼里，经筵不过是陪读皇室讲授经书而已。况且，经筵古而有之。汉武帝曾召博士、光禄大夫张禹为太子授教《论语》。成帝继位后，以帝师之名召张禹朝夕讲解《尚书》和《论语》。北魏时期的孝武帝亦命儒臣在宫中讲授《孝经》与《礼记》。到宋代，经筵讲授已成为一种帝王教育的制度，并专设经筵官，由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担任。说白了，经筵官就是帝王及皇子们的陪读。到了清初，顺治帝却下旨废除爱新觉罗子孙陪读经书，改为进讲清朝历代祖训。

康熙决意恢复古制，并审时度势，作了让高官们惊诧不已的决定：一、恢复进讲经书；二、改皇帝陪读为御前宣讲，授学对象是朝廷高官；三、经筵官由满、汉高官各八人担任，承职者为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院大学士等，职责是进讲经书、解释经义、备考咨问应答；四、每日经筵宣讲列为朝廷日常议事，废除流于形式的“经筵大典”，定每年春秋两季（二、八月）选日举行大典，交流学习经书心得；五、规定经筵宣讲以《四书》、《五经》及《通鉴》等讲述治乱兴衰的典籍为主。康熙说得很透彻，帝王治理国家，必须要依赖经书典籍，方能取得资治通鉴的好处。

此后，为营造讲读经书的氛围，康熙特意将经筵讲读处移置文华殿，这是批答章奏、草拟诏令的机要重地，足见康熙对经筵的重视。每年春秋两季的经筵大典，也有简约而庄重的仪式。殿内只设一座御案、一座讲案，众官拱立竦听。从经筵讲官中轮选四人作为值日宣讲。尔后，由皇帝亲自逐一评点优劣。宣讲完毕，众官退殿，留下轮值的经筵官殿内赐茶，以资鼓励。

经筵新规实实给朝廷上下一个震动。岂不说以显赫战功进晋入阁的满族重臣，对汉学经书一窍不通，就是汉官能精通儒学者也是寥寥无几。康熙此举，就是一种倒逼。朝廷高官不读书，不治学，不谙治国之道，如何执政?不学无术，朝廷必然助长庸政、懒政，弥漫揣摩圣意之歪风。所谓勤政能臣仅仅是一具摆设而已。(https://www.daowen.com)

康熙如此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确是有其深意。康熙之举，意在拨乱反正。早在康熙二年，福建道御史王鼐曾疏奏，建议在经筵之时，在满汉诸臣中择知识渊博者，宣讲经书有关治道之义，另请编修三朝实录，撮其要旨，编为《祖训》一书，与经书同时进讲。显然，王氏之议乃是避讳顺治帝以光大祖训圣德之忌。当时，康熙刚继位不久，年仅九岁。顺治帝驾崩前遗命四辅臣执掌重权，四辅臣却以“先帝祖训”挟制天子，擅自决定经筵大典拒讲经书，排斥汉学，以祖训圣德为幌子，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激化满汉矛盾。时仅数年，已是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康熙八年，得以铲除鳌拜集团，肃清四辅臣余党，亲政治国。而整治朝纲的一个抓手便是力推经筵宣讲。康熙颁谕规定进讲《四书》、《五经》及《通鉴》等典籍，让内阁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学习汉儒经学，统一认识，甄别治国方略，拨乱反正。

立新规经筵，御前宣讲经书，消除四辅臣的流毒，规范群臣的思想行为，实是一石二鸟的妙招。

为使经筵宣讲不流于形式，徒于虚名，康熙亲自督察，令宣讲的大臣必须研读典籍，不仅要求能流畅地回答别人的提问，还要有自己的见解，不得敷衍了事。凡不懂、不识之文章，可先请知识贤达教之。有些高官，尤其是手握重权的王公大臣，懈怠成习，厌学成性，无所事事，却热衷于声色犬马，总是以夏日炎热、入秋政务缠身为由推诿搪塞。康熙毫不留情地予以斥责，对左右近臣直言：朕在听政之余，仍在宫中披阅典籍，乐此不疲。言下之意，朕尚且乐此不疲地研读，臣工们有何理由可拒学?康熙的直言虽细言轻语，却给朝廷高官们以无形的压力。为督促大臣们自觉学习，康熙特地任命数名满汉大臣兼任居注官，将经筵进讲纪录在案。康熙的经筵宣讲显然颠覆了延续历朝的陪读旧习。在康熙的督导下，经筵宣讲逐步制度化，坚持不懈，前后持续长达十六年之久。皇帝亲力亲为，高官重臣尽心研读，这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是难出其右的。

更为可圈可点的是，康熙倡导经筵宣讲以讲究实效为重。宣讲的目的是梳理治国兴衰的原因，汲取开拓政务新局面的智慧。康熙帝指示进讲经学必须围绕这个目的，各抒己见，直言不讳，而且要互相讲论、争辩；进讲不说套话、官话，务去陈言，要言不烦，杜绝报喜不报忧、投君所好的谄媚之风。进讲所选典籍，须以治国方略为主旨，事先呈报进讲典籍篇章、章体事例，并亲作指导。国子监祭酒徐元文呈报进讲《四书》，康熙则指示，《通鉴》事关前朝得失，有益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遂命他再改讲章。《四书》的治政之义须关及前朝历史的得失，才算有的放矢。康熙的改题，显然是把进讲纳入理论联系实践的轨道。凡呈报讲章文稿，辞不达义者，康熙则以事前试讲而监之。翰林院大学士喇沙里进讲《通鉴纲目》中“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一章。喇沙里仅就字生义，简单概括成，此章说的是“以人性为仁义”。康熙甚为不满，然则先行亲讲。康熙解读道，告子说的是，人的本性好比杞柳，义好比杯盘，杞柳条编成木器杯盘，已不再是杞柳了。他的结论是，仁义并非是人性。康熙进而说，这是混淆视听、似是而非的说法，是误导众生，使天下人变得不仁不义。康熙讲论精微，义理融贯，精到之论，让一些人云亦云、缺乏思考、滥竽充数的庸人无地自容。经如此整治，康熙朝之官场学风为之焕然一新。

经筵宣讲鼓励官员们互相讲论、争辩，在讨论中求得统一，这是康熙的开明之处。康熙尊崇儒道，奉宋明理学为官学，但朝廷诸臣对理学知之不一，常有真伪之争。进讲时，康熙发现不少讲官常讲空话、套话，言行不符者甚多，康熙认为，这就是伪学。道德与做文章纯属两回事，能做文章者，未必能“明理”；空疏不学之人却常借理学文章吓唬人。唯有行事皆与道理相吻合，才是真正的理学。当然，互相进讲并非是纯粹的学术讨论，对儒道理学的诠释须获得康熙的认可，才是“真理学”，否则就被指为荒谬。显而易见康熙的真伪之导学自然是服从于治政的目的。康熙十六年，大学士陈廷敬等进讲《通鉴纲目》，康熙认为其对前朝的用人行政、黜陟赏罚，进讲甚为精详，于政事大有裨益。康熙定调，则将儒学的治政之道自然列为各部官吏的行为准则。又如，康熙在批阅讲官牛钮的进讲题目时，特意指出，向来进讲都是训勉臣下的。可见康熙鼓励君臣进讲讨论，目的便是训勉臣下，众臣要有所警省。康熙的精明及驭臣之术是前朝难以企及的。

康熙推行经筵宣讲可谓坚定执着，通过吸纳、继承儒家的统治思想，并以之统一各级官吏的言行，这正是政治家的智慧所系。经筵宣讲之所以卓见成效，便在于治学制度化，勤政以治学为先；倡导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摒弃陈言与媚词，端正学风。而经筵宣讲之举，又为整治政风，确立清明的治国方略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实是凸显了康熙的政治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