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与交趾地理亲缘及滇池-交趾古通道的证据

交通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条件，交通的发展程度反映着人类对客观环境的开发和利用程度。而影响交通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地理条件是其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

西南彝区极大多数地方崇山峻岭逶迤，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地理环境条件造成的自然阻隔和闭塞，成为许多彝族地区历史以来长时期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比如身毒道，从蜀地到印度的直线距离虽然算不上很远，但中间有4000米以上的许多高山和深谷阻隔，要沟通两地联系和交流，就不得不绕开高山深谷，沿青藏高原东南边缘长距离绕道而行。不过尽管如此，有总比没有好，虽然蜀身毒道路途艰难遥远，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被一直延续下来，它在沟通中国与南亚、中亚地区人员和贸易往来的历史功不可没。

为了打通高山深谷的阻隔，早在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年），秦王就派李冰任蜀地太守，主持兴水利、修僰道。秦统一中国后，又以僰道为起点，修建通往建宁（曲靖）的通道，并在夜郎、邛、笮，即今滇东北、黔西北、川西南地区设置郡县，用“五尺道”将这些地区连为一体，开始了历史上封建王朝第一次对西南夷地区有组织、有规模的开发行动。此后的一些封建王朝，虽然中间因战争或内部斗争等原因而时断时续，但总体上仍规模大小不一地持续着这种开发。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僰道、五尺道、南夷道等。这些通道大都以宜宾为起点，可以看出其勾勒出的三条主要通道。

第一条通道自僰道出发，溯关河而上，经水富、盐津、大关达昭通；再以此为中转站点，或向正南方向经今会泽、曲靖达滇国；或向东南方向经今贵州威宁等县到达南盘江和北盘江，然后从广西同达番禺（广东）；或向西南方向，经今鲁甸过堂狼江（今牛栏江），到达今云南巧家、四川会理等县，进而与越嶲相通。《华阳国志》中记载有古人路过此道时，赞叹此道“犹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看都护泚住柱乎，尹庲降贾子，左儋七里”。

第二条道自宜宾发，向东南顺南广河沿岸今四川筠连、高县、珙县，进入今云南威信、镇雄两县境后，或向正南经今贵州赫章、威宁到达今云南曲靖、昆明，或继续向东南行进，经今贵州今毕节、郎岱等地到达牂牁江。《华阳国志》中记载说，此条道“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通道平夷”，即为南夷道。

第三条道从今宜宾出发，经今四川筠连、高县进入云南彝良县境；向东北则经今贵州赫章、水城到达牂牁江，向南又经今贵州赫章、威宁，到达云南曲靖、昆明，或沿朱提江（今关河）南行，经今云南盐津县柿子坝、彝良县牛街，再顺巴茅坡到达今贵州赫章县可乐；或进入今云南大关县境岔河后，再向东南，沿洛泽河到达今云南彝良或贵州赫章。

此外，在今文山和红河两州南部相交处有进桑麋泠道，是先秦至魏晋时期中国与西南外界沟通的又一条重要通道。这条通道从滇池地区南下，经通海、贲古（今蒙自市和文山市、砚山县西部）、进桑（河口、屏边、马关），然后从水路分别前往东南亚和南亚各国。

交趾（交州）是我国在唐朝以前对今越南北部地区的名称。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就有神农、尧、舜、禹南抚和南至交趾的记载。据《尚书大传》载：“尧南抚交趾……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重九译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使之不便，故重九译而朝。’”《淮南子·主述训》载：“昔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虽然神农、尧、舜、禹等都是上古时期传说中被神化了的著名历史人物，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这些史料记载都是之后到先秦至汉代时期的人所写，其所反映的很可能就是那个时代，甚至更早时期内地同交趾交往的一些情况。西南夷与交趾地理亲缘。从稍晚一些的史料记载看，秦汉时期，蜀地就与交趾有了来往。战国时，秦大夫张仪、司马错伐蜀，蜀王败绩，遁走至武阳，为秦所害。其相及太子退之逢乡，死于白鹿山。此当为蜀王在秦兵追击败亡之后，蜀王子仍率其余部南奔僰道，退之逢乡，基本上可确定其避居地是在今云南某地。随后，秦太守张若继续南下，取筰及其江南地。秦兵向南扩张，蜀王子无力再南迁称强。后来到周赧十七年（前298年），率所余三万之众走文郎，得势后，称王于其地。因与蜀隔绝，蜀人不知其下落，所以常璩才在其《华阳国志》中说其相和太子“死于白鹿山也”。蜀王子至文郎的路线，实际上就是蜀交趾道，即从滇池地区经今文山、红河相交地区进入越南北部。汉时的进桑、鉤町县都属于牂牁郡，从这些地方出走是符合逻辑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设置了象郡。汉武帝时，又在今与云南文山、红河相交地区的越南北部设置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这些郡县的设置，为维护南部边疆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https://www.daowen.com)

云南到交趾的交通路线有史可考的始于东汉。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宼略岭外六十余城则自立为主”。次年春，东汉王朝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兵万余人征讨之。建武十九年（43年），马援斩征则于糜泠，平定了叛乱。而此前的上一年，即建武十八年（42年），益州郡渠帅栋蚕作乱，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六处大扰。当时，马援已平定交趾，得知益州“昆明诸种反叛”，于是上书朝廷说：“从糜泠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便习战斗者二千以上，弦毒失利以数，矢注如雨，所中辄死。愚以此行兵民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从糜泠水道出进桑王国，至益州贲古县，传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也。自西随至交趾，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又说：“臣谨与交趾精兵万二千人，与大兵合二万人，船车大小二千艘，自入交趾，于今为盛。”马援的这一上书告诉我们，当时的交趾与滇池间已经可互通音讯，有糜泠水道可同行大军，并能运输军用物资。由此看来，滇池与交趾的交通应当是早已存在，并且不是小径，而是一条水陆兼行的较大通道。

进桑糜泠道是由交趾的糜泠，经进桑、贲古或西随到达益州郡。两汉时期，进桑、西随都属牂牁郡，糜泠属交趾郡，进桑、西随、糜泠、贲古都在糜泠水流经之地。糜泠水，自西随，过进桑至糜泠，即糜水，“糜水西受徼外，东至糜伶入尚龙溪”，糜伶即糜泠。糜水又称叶榆河，还称西随水。《水经注》载：“叶榆河出益州界，入牂牁郡西随县北，为西随水；又东进进桑关，过交趾糜泠县北。”《水经注·叶榆河注》说：“叶榆水，东经漏江县（今建水），又经贲古县北，东与盘江合。”叶榆水，即今元江（礼社江），下游称红河。

进桑糜泠道虽然早已存在，但其重要作用到东汉年间才显示出来，平时是商旅和人员往来之路，战时则成为行军的重要通道。据《华阳国志》载，咸熙元年（264年），“时南中监军霍弋上表派遣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率牙门将军建宁董元、毛炅、孟干、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领部曲以讨之……泰始元年（265年）（爨）谷等径至（交趾）郡。”爨谷等八人，均为南中夷帅和大姓。自建宁出发征交趾，与孙吴作战，争夺交趾、九真、日南、郁林四郡。毛炅、董元、王素并为九真、郁林等郡太守，占据其地七年多，所凭借的就是进桑糜泠道“传输通利”的交通优势和地缘相近的便利条件。孙吴自刺史刘峻、大都督修则败死后，又遣刺史陶璜率三十万大军征伐交趾，交趾又复归吴国。其间，陶璜曾上书朝廷：“宁州兴古接据上流（红河上游礼社江），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这也说明，宁州和交趾之间有一条水陆并行的通道，也就是进桑糜泠道。此后，史料上有交趾多次出兵云南（主要是今文山、红河两州）的记载。据《晋书》载：“咸康二年（公元336年）冬十月，广州刺史邓岳遣都护王随击夜郎，新昌太守陶协击兴古，并克之。”这两支军队走的也是进桑糜泠道。据相关专家学者考证，进桑位于今河口、马关、屏边、文山（部分）等地。《水经注》载：“进桑县水上有关，故曰进桑关。”糜泠在今越南水富省的富寿地区，西随为今蒙自南部蛮耗及金平县一带。贲古在今蒙自、个旧、元阳3县（市）及文山、砚山两县（市）西部，与西随近。

进桑糜泠古道源起于先秦，发展于东汉，兴盛于晋唐，其作用随着水上航行技术的不断提高而日显重要。《晋书》载，隋朝年间，益州总管梁睿曾多次向皇帝杨坚陈述平定南中的理由，并提出了策略，其中一点就是“其处与交（交趾，今越南），广（今广东、广西）相接，路乃非遥”，足见这条通道的重要性。《隋书》载：进桑糜泠道虽早已存在，它发展到东汉以后，作用才显著起来，成为战时的行军大道，平时是商旅、使臣过往甚频的交通干线，这是包括以彝族为多数的云南各族先民长期探求便捷出海通道的结果，它使西南各族人民很早就有了一条与海外联系的便捷通道。

以海贝作币是魏晋时期西南彝区贸易的主要通货形式之一。贝币作为财富的象征，常被许多彝族有钱人家作为一种重要随葬品，被装在贮贝器中伴死者入墓随葬，葬得越多，越显示墓主人生前权威和富有。因此，在云南许多地方的彝族古墓葬中，都有大量贝币出土，仅晋宁石寨山一地就出土了2万余枚。这些海贝多数来自印度洋，有少量则是来自我国南海的。很明显，它们是通过蜀身毒道和进桑糜泠道而来的。海贝还是妇女头饰上的一种名贵装饰品，被长期沿袭下来。丘北县彝族古尼人（即所谓的“僰人”）妇女戴的头套（俗称“海巴”）上，如今仍钉满了海贝和料珠。

现在学术界都比较普遍地认为，中国丝绸最早是由蜀身毒道传入印度的。季羡林先生对此解释说：“张骞想通蜀身毒道，为滇王所阻，没有通成。但这只是官方的失败，而且是暂时的，商人往来贸易是可以通行无阻的……古代西南一带的丝业非常发达，特别是成都的锦更名闻全国。同缅甸的交通又那样方便，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美丽的丝织品，一定会通过这样方便的交通道路传到缅甸，再由缅甸传到印度去。”

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西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商贸和人员往来的不断密切，这种通道经济的优势越来越显现出来。从当时西南地区对内对外情况看，蜀身毒道构成了云、贵、川地区各族人民对内相互联系，以及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印度、缅甸自古就有以海贝作为货币的习惯。古意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在他的游记中说云南的海贝是从印度进口的，云南海贝可能来自印度和缅甸。由于路途遥远，海贝来之不易，所以显得非常珍贵，因而被充作商品交易中的等价物来使用。这一时期，海贝和其他金属货币作为市场上的主要货币，主要流通于交通沿线，尤其是交通闭塞的边远地区，主要以实物作货币的以物易物。彝文《滇彝古史》记载说：“金银换披毡。”又说：“俄亥毡质好，一床要万兰。毡织月亮图，骏马换好毡。”这里说的金是指示非金质的金属货币，而不是金质货币；银指的则是贝币。而“兰”在古代彝语中，是一种货币单位名称，一兰等于十个贝币。有学者认为，云南古代存在的这种多种货币共存的现象，反映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和不平衡，这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