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义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1644年清军入关至1912年清王朝灭亡，甘肃境内先后创建了485 所义学，平均每个府（直隶州）设立34.64 所，每个县（州、厅）设立8.36 所。根据甘肃各时期义学的创建情况（详见表二），本书将清代甘肃义学的发展情况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顺（治）康（熙）时期（1644—1722年）；第二阶段为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年）；第三阶段为嘉庆时期（1796—1820年）；第四阶段为道光时期（1821—1850年）；第五阶段为咸（丰）同（治）光（绪）时期（1851—1908年）。

表一　清代甘肃各地义学设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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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平凉市志编纂委员会：《平凉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华亭县志编纂委员会：《华亭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静宁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静宁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甘肃省庆阳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第三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武威市教育委员会：《武威市教育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西固区地方编纂委员会：《兰州市西固区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榆中县志编委会：《榆中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崇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崇信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永昌县志编纂委员会：《永昌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金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塔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会宁县志编委会：《会宁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甘南州州志编纂委员会：《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下）》，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临泽县县志编撰委员会：《临泽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临夏州志编纂委员会：《临夏回族自治州志·教育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忠尚等：《秦安县志·上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一）顺康时期（1644—1722年）：甘肃义学的创始阶段

清顺治二年（1645年），西北地区原投奔大顺政权的明朝降将、降官纷纷背弃大顺政权，转投清廷，如兰州总兵左勷勃、甘州总兵谢桢荣、宁夏节度使陈之龙等。清军借助此有利条件，在英亲王阿济格统帅下于1645年控制了陕甘地区，甘肃正式纳入清王朝的统治。但是，甘肃境内的抗清斗争并未停息，当时大顺军仍有残余在甘肃境内活动，而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抗清斗争和王辅臣之乱使甘肃地区烽烟又起，直到康熙十五年（1676年）才基本结束。在战火硝烟中，许多州县的城垣、庙宇、学校等被毁，“灾祲死徒之余，田亩之荒废者十有一二，军民之存活者十无一二。”^[4]康熙初年仍“村市寥寥数家，无衣无食”^[5]。

表二　清代各时期甘肃各地义学分布情况（单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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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时期统治者当时的主要精力仍在于镇压各地的抗清斗争，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基本无暇建立学校等文化教育设施。而甘肃民间又逢兵灾，百姓无衣无食，更无力自发兴建学校。因此，顺治一朝所立义学甚少，只有地方官建立的2 所义学，数量只占有清一代甘肃义学的0.41%。

康熙朝前期，统治者虽把主要精力用于平定“三藩之乱”和镇压反清势力上，但也越来越认识到想要巩固统治不能一味用武，也要用文。统治者不但用怀柔手段拉拢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上层，也积极在文教上培养忠君的顺民。俗语有“上之所好，下必从之”，反映到地方官上，就有康熙七年（1668年），巡抚华善在兰州府治所建立的明伦义学和序贤义学；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河州同知刘永祺在城内和南关建立的3 所义学等。^[6]

康熙三十年（1691年）之后，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统治基础的日益稳固，清世祖把主要精力逐渐放在统治的长治久安上。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朝廷诏令各地设立义学，全国设学之风兴起，义学的兴办由地方官自发行为转变为官民共识，但甘肃人少地贫，又刚经过战争的破坏，政治和经济秩序等还在恢复中，所以这一时期的义学仍是地方官主导设立，但范围已经扩大到兰州府、平凉府、巩昌府、庆阳府、宁夏府、秦州直隶州、阶州直隶州和肃州直隶州，总计19 所义学。

根据表二可知，顺康时期这78年间，甘肃有五府和三直隶州已建立义学27 所，只占清代甘肃义学总数的5.56%，但全省已经有57.14%的府、直隶州有了义学。这一时期，这27 所义学全部为官方主导，也足见这一时期甘肃当地绅、民的经济状况了。

顺康时期，甘肃由战乱逐渐恢复为安定，但也仅仅是初定，仍处在休养生息中，建立的义学也属于草创，还是创始阶段，规章制度还很不完善。

这一时期义学发展的特点：一是办学以官方为主导，几乎没有民间力量参与；二是设立的义学校址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县城；三是义学经费筹措方式单一，大多属于地方官捐俸建立；四是义学覆盖范围不大且各地区差异悬殊。

（二）雍乾时期（1723—1795年）：甘肃义学的发展阶段(www.daowen.com)

雍正帝是个具有务实精神的帝王，在位13年勤奋刻苦、励精图治。他继位之初就大力发展义学，谕令“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7]。随后又连续下诏，议准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建立义学，“令夷人子弟有志读书者入塾诵读”^[8]，这标志着雍正朝比康熙朝更加重视义学的发展，也意味着康熙朝下发的兴办义学的诏令，因为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各种原因，地方上并没有很好地执行。雍正朝，在甘肃建立的义学有：雍正二年（1724年），镇番县（今民勤县）卫守备洪涣设立的2 所义学；雍正三年（1725年），按察使张适在贤良祠建立义学^[9]；雍正七年（1729年），甘肃巡抚许荣在南关拱兰门创办第一所回民义学^[10]；等等。

清王朝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乾隆朝，义学有了更大发展。乾隆朝前期，甘肃义学的兴建仍以官方为主导，如乾隆四年（1739年），成县知县黄泳捐资改建义学于“旧文昌祠前，共十三间，义学田一十五亩”^[11]。乾隆五年（1740年），正宁县知县茹玺在县治西门外创建义学。乾隆十一年（1746年），镇番县知县施良佐在城内捐建义学。^[12]但也出现了官民合建的义学，如乾隆十年（1745年），静宁州“知州王烜在州南水洛城（今庄浪地）、州西高家堡设立义学（系地方或个人出钱资助设立）2 处”。这说明甘肃社会经济在逐步转好，民间已经开始有能力兴办社会公共事业，这也为乾隆朝中后期民办义学的普遍兴办奠定了基础。

乾隆朝的中后期，社会经济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且由于两次垦荒高潮和中原的移民潮使甘肃人口已经突破了1000 万人，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达到11686722 人。^[13]这么多的人口，官办学校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在此背景下，民办义学在地方官的倡导以及绅士、民众自发组织的募捐下，在甘肃各地普遍建起，如“龙泉里塾在城（皋兰县）南二郎岗，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里民梁建中等建……红花义塾在（皋兰县）东关后街官园，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监生秦基贵倡议捐建”^[14]，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金塔县）乡民向应明在三塘坝三上建立蒙养义学。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乡民王起芝在东坝五分设立培英义学。乾隆四十年（1775年），乡民孙兆彩在户口坝天生村创建发英义学^[15]。乾隆末年，“洮州厅副将观督同廪生敏晋成和丁朝弼捐建回民义学”^[16]。这些民办义学绝大部分设立在乡村，以供那些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的孤贫子弟读书识字。

其实，这一时期甘肃各地义学的建立情况有很大差异，主要是由于乾隆朝后期甘肃官场贪腐严重，社会矛盾突出以及宗教的教派冲突等，终于引发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回族反清斗争及后来的田五、张文庆反清运动，这又使甘肃陷入战火之中。这两次兵灾，使战火波及循化、河州、狄道州、兰州、抚羌、清水、西宁、碾伯、甘谷、定西、靖远、秦安、会宁、静宁、海原、华亭和隆德等地。这两次兵灾也使当地百姓苦不堪言，且由于清政府对这两次反抗的余党的残酷镇压，使许多无辜百姓大受牵连，如因苏四十三事件“先后搜杀发遣的无辜……民不下八百人”^[17]，“九百七十六户歼除殆尽”^[18]。这些遭乱地区的义学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据表二，雍乾时期的这72年间，甘肃所有的府和4 个直隶州设立有70 所义学，已经覆盖了全省83.33%的府、直隶州，53.45%的县（厅、州）。这一时期的义学数量已经占到清代甘肃义学总数的14.44%，义学总量是顺康时期的2.6 倍，发展速度比顺康时期更快。

这一时期义学发展的特点：一是办学仍然以官方为主导，但民间力量逐步参与其中，并出现了官绅合建、绅民合建和乡民自建的形式；二是义学已经由城市向周边乡镇扩散，部分偏远乡镇已经开始设立；三是义学经费筹措方式呈现多样化，除地方官捐俸和地方拨银外，已经出现设义田收租、捐房、捐地、出劳力等方式；四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但地区差异依然不小。

（三）嘉庆时期（1796—1820年）：甘肃义学的低潮阶段

中央上，嘉庆帝是一个守成之君，其父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使国库难支，使他没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兴办教育事业。此外，他统治的前十年基本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更没有余力热心教育事业。地方上，乾隆朝末期，甘肃官场腐败严重，致使财政出现亏空，且由于两次兵灾的后续影响，嘉庆时期甘肃地方财政多已亏空，地方政府即官方兴办义学力不从心。另外，“随着清政府腐败的日益加深和发展，甘肃垦荒、屯垦、兴修水利等生产力的扩张和提升停止了；新疆平定和清政府在享乐腐败中国力的衰落，使清政府中央不必要也无能力再向甘肃投入了”^[19]，甘肃受到了清统治者的冷落，甘肃的社会经济开始由迅速发展转变为逐渐衰落。嘉庆十五年（1810年），兰山书院讲席张澍回武威的路途中见到“老弱填死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20]。此足见当时甘肃社会经济之颓状。这一时期，仅未受战火、社会经济损失不太大或者地方官比较清廉的地方才有官方主导建立的义学，如“广育义塾在（靖远县）南关，嘉庆十四年知县王保澄建……嘉庆二十三年（镇番县）知县谢培分设两处”^[21]。

这一时期，官方虽然兴学不力，但是地方绅民特别是乡村的乡民仍然兴办了不少义学。他们希望家乡后代尤其是贫苦人家的孩子能够“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和造福桑梓。甘肃稍有经济能力的地方绅民成了嘉庆时期兴办义学的主力军，嘉庆十年（1805年）至嘉庆十八年（1813年），地方（今金塔县）乡民王殿卿、贺松龄、王志昌、王起丰、豆自先、王克勤和马会图等捐资兴办育贤、育英、明伦、由义、崇正、翠英和养德共7 所义学。^[22]

值得一提的是，嘉庆初期，甘肃的白莲教在川、陕白莲教的影响和支持下，在陇右地区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抗清斗争，陇右地区的义学在战争中多遭破坏。据表一，这一时期甘肃的义学都是在嘉庆十年（1805年）之后才设立的，即嘉庆皇帝基本平定五省白莲教抗清斗争的那一年。由此可见，五省白莲教的抗清斗争对于清王朝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对甘肃义学发展的阻碍作用不可小窥。

据表二，嘉庆皇帝统治期间，义学设立的范围并没有扩大，覆盖的府、直隶州、县（厅、州）仍然与雍乾时期没有区别。这一时期的义学数量只有10 所，只占到清代甘肃义学总数的2.06%，义学的发展在嘉庆年间放缓了许多，处于低潮期。

这一时期义学发展的特点：一是办学以绅民为主，官方力不从心；二是设立的义学主要分布在乡村，义学在全省的覆盖范围没有新的突破；三是义学经费的筹措主要依靠绅民的捐献，只有少数地方才有官方主导的经费。

（四）道光时期（1821—1850年）：甘肃义学的鼎盛阶段

这一时期，全国人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甘肃则出现了人口的滞胀，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甘肃人口从12201201 人增至12287175人，这30年间甘肃人口只净增加85974人^[23]，年均增长率仅为0.023%。这意味着虽然甘肃人口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但同时社会经济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最终导致人口非正常的低增长率。这一时期的义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甘肃人口此时期的高峰数量必然要求对教育的巨大社会需求。而此时，甘肃社会财富越来越趋向于高度集中，富商大贾和大地主中的很多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乐于做一些修桥造路或设立学校的事情，又由于士绅等的倡议和民众对教育的广大需求，使得这一时期民间参与的义学增加了许多。但是，也正是由于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地主和商人当中，普通百姓的生活与雍乾时期相比反而更加贫苦，他们虽有接受教育的强烈愿望，但囊中羞涩，无资金、房屋和土地兴建学校。因此，这一时期的义学是以官方为主导的，主要形式是官倡绅捐或官倡民建，如“道光九年（1829年），（知县）黄璟又动员地方士庶捐资建校，在新河堡内和堡东门外，峡口堡牛王庙，马寨堡内，黑城堡（今霍城）大寺和堡东关，永固城关外三官庙，姚家寨（今属民乐）内共建义学8所”^[24]，“道光十七年（1837年），知县严常宦借寺庙闲房办义学12 所”^[25]。

在一些自然条件比较好或是土地兼并不太严重的地方，人口比较密集，对教育的需求比较大，但官方并没有多余的财政加以扶持，只能靠地方士庶自行解决。这些地方的义学大多远离府、县治所而设立于村镇，如道光三年（1823年），乡民王作斌在西坝薇仙村建立修德义学。道光三十年（1850年），乡民胡文炳和谢生明分别在户口坝官坝和东五小坪设立培元义学启迪义学。^[26]

这一时期，义学在各地发展仍不平衡。自然和人文条件好的地方发展快，而偏远地方或遭受人为和自然灾害的地方，义学发展就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像兰州府和秦州直隶州，义学的发展较快，而像西宁府和巩昌府等，受当地人为或自然灾害条件限制，义学发展停滞不前。这一时期的人为灾害有：道光三年（1823年），循化和贵德厅发生藏民起义，其斗争长达一年之久，且汉、蒙古等族都参加了“吃大户”等斗争；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合作寺的藏民在当地土官的率领下举起反清大旗。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范围已经扩展肃州、甘州等地。^[27]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有：“道光十七年（1837年）八月二十五日，临洮、岷县地震。”^[28]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夏大旱，秋八月（镇原）地震”^[29]。

道光年间，由于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盛行，义学在经费筹措上往往出现某官捐俸发商生息、某绅或某民捐资发商生息、捐田收租等方式，留本而吃租、息这种方式成为以后义学收入的主要方式之一，如：道光元年（1821年），“知县魏邦彦又添设六隅义学六处，各置学田，岁收租作为束脩之费。”^[30]道光九年（1829年），“制府杨遇春以五营子弟虽娴弓、马，宜明义理，乃捐俸银一千二百两发商一分行息，岁取息银一百四十四两均分五营为义学师修脯之费。”^[31]

义学在清代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到道光时无论在制度上还是管理上都已经趋于成熟，基本有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中央政府对此也有谕旨专门规定：“义学……州、县所宜整饬，惟在各州、县率由旧章，择经明、行修之士，认真董教，自不致空支修脯。至筹议间款，劝捐富绅，亦恐启不肖州、县侵蚀勒索诸弊。其所请教官、稽查生儒各章程，并令该督抚岁终将各郡属办理情形开单汇奏”^[32]。此后，各地方官更加积极筹办义学，也更加注意“劝捐富绅”以筹得更多的办学经费，用以多建、扩建、重建各地义学。而在义学建立的过程中，其规章制度也渐趋完善，并把规章制度及义学财产等刻于石碑上，一为彰显捐资人的义行，二为接受士庶监督，三为防止义学财产流失。如《道光十五年义学碑》记载：“社长王得俊……乙未年副社长王悦身……记开下中腰头口屯地百亩，底口科地二亩，上中腰下截头口科地一亩五分，底口屯地二亩，中沟仁头湾科地三亩二分五厘。”^[33]该碑文不但记载了捐资人的义行，还十分详细地记下了义学田产。

据表二，道光时期，甘肃全境建有义学65 所，覆盖的府、直隶州范围没有扩大，但是已经有超过58.62%的县（厅、州）建立了义学。这一时期的义学数量已经占到清代甘肃义学总数的13.4%，把时间考虑在内，义学总量是嘉庆时期的5 倍以上，发展速度比雍乾时期还要快。

这一时期义学发展的特点：一是办学仍然以官方为主导，但民间力量参与程度更加广泛，义学主要以官倡民捐形式建立；二是义学主要分布在村镇，城市义学主要为重修、重建和扩建；三是经费的收入主要为某官捐俸发商生息、某绅或某民捐资发商生息、捐田收租等这种留本而出租、息的方式；四是义学覆盖范围有部分扩大，地区差异逐渐缩小。

（五）咸同光时期（1851—1908年）：甘肃义学的重创与恢复发展阶段

咸丰帝在位期间，太平天国运动不断壮大，太平天国政权占据了中国半壁江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十余年的战火使中国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损失。而由于由来已久的民族及社会矛盾，甘肃的反清斗争不断；咸丰三年（1853年），陇西白莲教死灰复燃，教众在吴王氏带领下发动起义；咸丰九年（1859年），河州东乡族民众又举起反清大旗。清统治者在镇压各地叛乱及抵抗西方列强入侵的过程中，由于八旗兵的腐败无能，不得不倚重地方士绅阶层。地方士绅阶层在此过程中逐渐壮大，并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因此，这一时期的甘肃义学主要是由士绅阶层及民众建立起来的。据表一，咸丰年间甘肃只设立了8 所义学，而在这仅有的8 所义学中有7 所都是绅民建立的。由于镇压叛乱及反抗入侵的军费开支所耗甚巨，政府对百姓的搜刮更甚，致使民不聊生。甘肃地方官忙于防范和镇压叛乱，而民众忙于果腹保命，设立义学这等利于子孙的长远之事大都被抛于脑后，因此所设义学数量甚少。

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陕西及陕西回民反清斗争的双重影响下，加上甘肃固有的民族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甘肃回族、撒拉族和东乡族等民众举行了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反清斗争。这次反清斗争，范围广泛，史载：“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省南之巩昌、秦州、伏宪、清水，省北之宁夏、平罗、灵州、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绵延地方数千里”^[34]，“甘肃自宁夏发难，踵而兴者，马化龙反灵州，马彦龙、马占鳌反河州，马桂源反西宁，马文禄反肃州……甘境之靖者，盖十之二三”^[35]，以及频繁的旱灾、涝灾、冰雹、地震等自然灾害，使甘肃人口锐减。《甘青宁史略》卷二十记载：“自秦州以西，而巩昌，而狄道，四百余里中间，渭源属境二百余里，弥望蒿莱，人烟断绝。”据方荣、张蕊兰《甘肃人口史》有关资料显示，“在同治年间的11年战乱中，甘肃人口的年均递减率为-0.11822。”^[36]而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统计和估算，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甘肃“人口损失1455.5 万，损失比例74.5%”^[37]（见表三）。由此可见当时甘肃人口锐减严重。

在此背景下，同治前期甘肃没有一所义学设立，不仅如此，原有义学也大都被战火摧毁，如洮州厅“副将……捐建回民义学……同治初年毁于兵灾”^[38]，“同治年间，（今榆中县）三处义学均废”^[39]，直到同治九年（1870年），甘肃才逐渐安定，由于义学被统治者作为善后措施之一，义学才又在甘肃开始恢复和发展。陕甘总督左宗棠认为西北不安定的根源在于当地百姓长期没有受到义理之教，“陇西人民质直近古……自由天地以来，此方不粘人圣人教泽”^[40]。为根本解决西北的问题，左宗棠在加紧镇压抗清斗争的同时，“师行所至，饬设汉、回义塾，分司训课”^[41]，并呼吁地方官员，“以兴教劝学为急”^[42]。他本人也积极带头，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崇信县建立义学一处。此例一开，之后甘肃各地方一律开始积极兴办义学。据不完全统计，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甘肃各地新办义学“兰州16 处，狄道4 处，河州3 处，平凉9 处，平远5 处，海城6 处，化平川12 处，崇信2 处，秦州54 处，秦安16 处，徽县8 处，两当2 处……其中有回民义学57处”^[43]。甘肃义学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的义学大都为官方主导，义学经费由官府筹措，学生可得到免费的书纸笔墨，甚至发放生活费，学习内容有所增加。

表三　同治陕甘回变前后甘肃分府、州人口（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曹树基：《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00页。

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甘肃社会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于一系列善后措施的施行，人口也逐渐增长。据推算，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甘肃人口为4694904 人。^[44]且由于左宗棠整顿吏治、严肃官场、兴办教育等措施，甘肃社会风气渐渐趋于好转，社会矛盾和宗教矛盾也趋于缓和。但他离任后，甘肃社会和宗教矛盾又开始慢慢激化，并最终酿成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河湟之乱”。“河湟之乱”历时近两年，主要范围在河湟地区、渭源、狄道和金县等地，并波及宁夏和河西等地区。虽然时间不是太长，但百姓死伤惨重，导致大量地区人口伤亡减损及被迫迁徙流亡外地。“河湟之乱”使正在恢复中的甘肃社会经济和人口再次遭受重创。先前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设立的义学，在很多战乱波及的地区被无情摧毁。

为了再次恢复和稳定甘肃，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清政府采取了鼓励垦荒、兴修水利、遣返难民、军屯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甘肃趋于稳定，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甘肃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中，甘肃地方人才的匮乏显现出来，使兴办教育事业成为当时官民共识，而义学作为“明友伦，维风化”的蒙学教育，在此阶段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建立的义学数量超过以往，在10年间设立的义学超过60所，可见当时官民对义学的重视程度。这一时期的义学，以官民合办者为多，绅民广泛参与，学生学习内容已开始兼学中西。

光绪统治后期，西方殖民势力日渐渗入中国，也使近代文明被引进来，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作为传统启蒙教育的义学也同样在经历着变化和转型。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宗皇帝就下诏要求把各地自行捐办的义学一律兼行中西。^[45]随着西方列强更加疯狂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要求革新，而清统治者也并不甘心被列强控制，试图通过内部变革解决危机。由于国家此时紧缺大量新式人才，清政府便开始对教育进行改革，以解决人才问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颁布新政诏书之后，连续颁布了有关教育改革的各种法令和规章制度，并采取措施兴办学堂。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止科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谕令各厅、州、县成立劝学所和视学官，用以“宣讲新的教学宗旨，对书院、义学、私塾进行改造，兴办高等小学堂和初等小学堂”^[46]。此后，甘肃省内大大小小的义学大都被改造成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和蒙养学堂，如：“光绪二年（1875年），知州李汪洋设立四乡义塾……宣统三年（1911年），又改为蒙学堂”^[47]，“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就原有义学改蒙养学堂6 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遵令均俱为初级小学堂”^[48]。甘肃各地义学经过改造，由传统的蒙学转化为了近代初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为甘肃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表二，咸同光时期，甘肃境内设立有义学197 所，所有的府、直隶州都已设立义学。这一时期的义学数量是清代甘肃义学总数的40.62%，接近整个清代甘肃所有义学的一半。

这一时期义学发展的特点：一是办学总体以官方为主导，但民间力量在某段时间成为主体，且参与程度和形式更广泛和多样化；二是建立的义学遍布全省，主要分布在乡村，规模有所扩大；三是义学的收入以地方府银、厘金、荒地绝田为主导，士绅捐银、捐田地和房为主体，方式更加多样化和商业化；四是义学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传统蒙学教育逐渐转向近代初等教育。

1912年2月12日，随着宣统帝正式退位，清王朝也正式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有清一代，甘肃义学在官方的主导下，以及士庶积极与广泛的参与，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发展道路，各时期都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在历史的进程中完成了自己由传统蒙学教育逐渐向近代初等教育的转变。值得一提的是，义学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立刻消失，在中华民国时期依然有义学的建立，如兰州西固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仍创立了八盘义学和河口义学，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西固张家河口又新创办了古城义学。^[49]由此可见，甘肃义学的生命力十分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