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类是构建知识库的前提和基础。在知识分类研究中，由于知识观的不同，知识分类理论与知识分类标准也相差较大，因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类方式[5]，如知识管理者把知识看成是一个不断转化、相互融合与合并的动态变化体，研究注意力集中在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知识学习、知识运用和沟通这一系列动态变化过程中[6]，鼓励参与、协作、沟通，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实体知识和过程知识、核心知识和非核心知识。
波普尔在《客观的知识》一书中把知识分为：主观知识或思想，包括精神、意识状态，或者行为、反应的意向；客观知识，包括问题、理论和论证[7]。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25年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把人类的知识分为四大类：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what）、关于自然原理和科学的知识（know-why）、关于如何去做的知识（know-how）、知道谁拥有自己所需的知识（know-who）[8]。布鲁姆认知教育目标分类学将教育目标分为认知过程维度和知识维度，其中，认知过程维度可以划分为记忆、领会、运用、分析、综合、评价等六个类别，知识维度则将知识划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元认知知识四大类[9]。还有学者将政府回应网络舆情问题所需的知识需求分为数据类、政策类、规范类、专家类、历史类五种类型的知识[10]。
从5.1节知识供给障碍分析可知，根据知识拥有主体的不同，网络舆情应对决策所需知识主要分布在科学研究领域、社会实践领域以及政府三大领域，决策的知识基础是三方主体知识的结合。
第一，政府是社会信息资源的拥有者、生产者、使用者和传播者，舆情应对决策离不开政府机构的法律法规、条例、应急预案、技术方案等文件，以及大量的有价值的涉及社会各方面的数据，如交通数据、气象数据、环境数据、城市规划数据、经济发展数据、人口统计数据等。在决策过程中，还涉及上级领导的行政指令、同级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基层部门的信息反馈、决策成员的意见建议等信息，舆情事件发生后，决策者需要快速从种类繁多的相关文件、相关数据分析和政府内部沟通共享中找到所需知识。(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实践领域的知识是舆情应对决策中最直观、最接地气、最能反映矛盾所在的知识，网络舆情信息代表了一部分网民的意见和心态，从而折射出社会公众的理性程度，深刻反映出公众在社会表达、交流、寻求社会共识等方面的需求，此外，网络舆情信息中还包含着大量的民众的实地经验、民间智慧，是决策中不可或缺的知识来源。
第三，科学研究领域知识包括科研成果和创造这些知识的专家学者，包含着科学性、技术性和专业性知识，除了显性成果以外，还有更多隐藏在专家学者头脑中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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