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教会大学同当时绝大多数国人自办高校一样，为了避免落入侵略者的魔掌，为了中华民族教育现代化事业不致中辍，相继由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迁移到西南大后方。据统计，当时除天主教所设的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三校因其差会所在国的国际关系未作搬迁外，只有原本就在战时后方办学的华西协合大学和仅在上海市区内稍作搬移的圣约翰大学是例外。在迁徙过程中，教会大学的师生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跋涉，风餐露宿，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精诚团结，顽强奋斗，坚持办学，写下了中国抗战史册上极为悲壮的一页。其中，作为教会大学办学的典范，在整个中国高教事业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中都极负盛名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无论是西迁的过程还是内迁后继续办学的特色方面，都具有一定代表性。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由8个美国教会组织协商建立，初名“扬子江流域妇女联合大学”，劳伦斯·德本康夫人为第一任校长。1914年，教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正式将该校定名为“金陵女子大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提出收回教育权，德本康夫人被迫辞职。1928年，金女大改组校董会，推选金女大首届毕业生吴贻芳女士（1893—1985）为校长。1930年，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高等学校凡有三个学院者方可称为“大学”，而金女大只有文、理两个学院，故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37年8月15日起，日机每日轰炸南京，学校无法上课。校长吴贻芳与各方商议后决定迁校。起初，学校在上海“租界”和武昌中华大学内分别设立教学中心。不久，日军占领南京，武昌危急，学校乃于1938年1月，将大部师生迁至成都，少数留守南京。从二年级到四年级，均有来自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山东等地的老同学^[49]。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接收妇女和儿童的难民营，最多时拥进的难民有一万余人，魏特琳女士为了保护上万名中国妇女免遭日军的蹂躏，利用她是美国人这一特殊身份，同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因而在那些孤立无援、极端恐惧的妇女眼中，她成了希望的化身，难民们亲切地称她为“活菩萨”、“观音菩萨”。她后来由于患上精神分裂症回到美国，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亲人遵其遗嘱，在她的墓碑上，用中文镌刻着“金陵永生”四个隶体字，表达她对南京的怀念之情。^[50]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高校的西迁无疑是艰苦漫长的，某些教会大学也由于对所在国教会国际影响的“迷信”，没有及时迁移，从而遭到了一定的残害和损失。较于国立大学、专科学校以及其他私立学校之内迁，教会大学之迁移亦准备仓促。但其教会大学的身份，也得到过有关教会和组织人员的援助，在内迁后的择所寄居方面有一定优势。早在1936年，经中国各基督教教会大学托事部磋商，“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China）成立，并制订了“中国基督教大学调整规划”。抗战期间，该组织促成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及后来的燕京大学，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为临时办学场所，较顺利地解决了西迁教会高校寄居借读的迫切问题，有利于各大学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联合办学。抗战期间，教会大学的内迁形成了几个中心地区，即重庆、大理和成都，其中成都华西坝无疑极负盛名。抗战时期国立大学往往由政府和教育部明令改组联合，形成一所新的联合大学，教会大学的联合往往采取松散结盟的方式，相互利用对方的师资、校舍、设备进行协作办学，但自成系统，拥有完全的独立性^[51]。

1.联合办学，共渡难关

由于各学校均历史悠久，校风独特，在组织、编制、教学、管理等方面也都有各自的特点。为了做到既协调一致，又各展所长，教会大学间经常举行各种定期会议，以磋商协调相关事宜。在华西坝，各教会大学校长每周举行一次例会，对行政、财务、教职员待遇等问题作出共同决定；每月，各校教务长和注册主任相聚一起会商课时安排等问题；各校训导长亦定期磋商训导事宜。于磋商中谋求友好协作，使各校关系融洽，为进一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当时，各教会大学对教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学生跨校、跨系自由选课。基础课和专业课由各大学分工开设，规定各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必须参加联合举行的统一考试，不合格者令其转学。各系高年级的课程则按专任教师的特长分工开设，如经济系的课程分别由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联合开设，各校相互承认学生选读的学分，教学所需的图书仪器设备等均由各校调剂解决。并按选读人数付给对方一定费用，教学场所也由各大学协调安排。

联合办学使各校在办学规模、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校师生朝夕相处，互相取长补短，既增进了友情，也扩展了知识。战时教会大学的联合办学不仅帮助各教会高校渡过了难关，其在联合中所彰显的开放精神和宽阔胸襟以及办学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和经验，对今天中国高教事业的发展亦具有积极的思考和借鉴意义。

2.严格要求，保证质量

教学质量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所以尽管身处困境，每一所高校仍然努力维持教学和科研学术活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教会女校，要求严格，力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品学兼优。西迁成都后，成都跳交际舞之风盛行，吴校长就曾在全校大会上告诫师生，不许到外面跳交际舞，认为外出跳舞会影响学习与健康，甚至有损大学生的荣誉。

教学方面，重视基础课教育，保证教学质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年级新生入学后，人人必修语文、英语、中国历史等基础课，文、法学院学生必修一定学分的理科基础课，理学院学生也必修一定学分的哲学和社会学科。四年大学的必修课程，除主修、辅修者外，还有中文、英文、中国历史、教育学、心理学、音乐美术概论等，从而使学生拥有较全面的基本素养。

另外，重视外语教学是教会大学的优良传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求一、二年级必修英语，若英语不能连续过关，则会被迫中途退学或转入他校。学生每学期必须读若干本英语小说名著，平时也很重视培养听、说、读、写能力。参考书往往以英语著作为多，课堂问答，考试书写均用英语。当时所有教会大学学生，不论主修哪一系科，均有相当的英语水平。

学习上的严格要求和来自时局的压力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勤学苦读以求提升自身、服务社会的志向。因此，同其他抗战时期的大学一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科书、参考书、工具书奇缺，图书馆整天开放，往往人满为患。(www.daowen.com)

3.重视实践，服务社会

整个抗战期间，教会学校的师生广泛深入民间，大力宣传抗日、服务民众。重视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传统之一，其校训为“厚生”，“厚生”一词取自《新约·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要丰盛。”其意与耶稣所说“我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含义相近。学校用“厚生”作校训，含义又作了进一步的引申：“人生的目的，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52]。并以此为旨，时时告诫学生：“为人处世，是施予，不是取得；是宽容，不是报复；是牺牲，不是自私”。在“厚生”和“受当施”精神指导下，学校学生特别重视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这些看起来琐碎、不起眼的工作，却深受下层民众欢迎。通过开展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加强了学生对服务人生的信仰，并使学生从实践经验中体认到服务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早在1939年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在四川仁寿县设立乡村服务处，开展社会服务活动^[53]：

妇婴组　由一产科医院支援医药器械，借用有经脸的助产士1名，在当地招收初中程度女青年1人为助手。每天上午开展门诊，定期检查孕妇情况，及时治疗幼儿疾病，根据季节给儿童打预防针，种牛痘等。对产妇，只要来请，不论远近，日夜出诊接生。白天只收接生费法币0.50元，夜晚才收1.00元，贫苦农民无钱则免费，接生后还要回访，直至婴儿脐带脱落，并不时召集母亲会，宣传育儿知识。因为这项工作切合群众需要，所以受到妇女们的信任和欢迎。

育儿教育组　在农忙季节，组织免费幼儿班，派遣学生去农村挨户招生，再按年龄程度分配班次，并请成都迁仁寿的协和女师学生担任教学工作。

挑花组　组织当地手巧的妇女，用不褪色丝线或十字线在白麻布上挑花，按用线根数计发工资。所挑绣的桌布、床单、窗帘、餐巾等，由学校运往国外换取外汇。

鸡种改良组　四川母鸡产蛋率低，经常抱窝。“来航”鸡年产蛋可达200多枚，但抗疫力差。于是学校特派一个生物系毕业生，在仁寿试验鸡种改良工作。

仁寿乡村服务处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实习场所，每年寒暑假都有同学实习。齐鲁大学医学院学生也到此实习和服务。1943年，仁寿乡村服务处由仁寿迁到华阳县中和场，设幼儿园，每期收幼儿60名；设妇女班，分甲乙两班，各三四十人，教以识字、唱歌、手工、卫生常识、珠算等。

1944年秋，学校又在华西坝小天竺街邮局银行背后，将曾经喂过羊的三间草房及侧面的三间瓦房加以修理，兴办儿童福利试验所。所主任是具有留美经历的教授，总干事及干事均为本校毕业生。开办了幼儿班，聘请幼儿教师（均为幼师及幼教专业毕业）、助教（即保育员）各两名，招收幼儿共约50人。另设小学初、高级两班，特请小学教师1人辅导（由华大教育系学生上实习课），由本校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授课，并负担两班班主任职务，总干事负责全所行政事务，安排大学生实习工资，查阅实习记录，主持所里工作会议，召开家长会议。另一干事专责家访，作个案工作，并指导本校大学生个案实习，审阅实习生个案记录。还特约齐鲁医学院护士1名，每周来所一次，为儿童进行简易治疗，并按季节实行免费预防接种。所内所收儿童均为附近摊贩、小商人和城市贫民子女，小学班全部为失学儿童，一律免费。入所时全部体检一次，冬季特设儿童浴室，每周开放一天，供给热水、肥皂，很受家长欢迎。

抗日战争时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华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合作，在专家程玉扁指导下，举办了“儿童行为指导所”，参加工作者除华大医学院外，还有本校社会系的助教和一些高年级学生。这个指导所专收一些有异常表现的儿童。如：孤僻、喜怒无常、多动、遗尿、痉挛、捣乱、游荡、口吃、迟钝等，为之诊治和矫正。1943年至1946年间，来所诊治的儿童中，痊愈或显著进步的占88%，进步的占10%，只有少数人因受先天影响较大，诊治无效。

综上可见，在抗战救亡时代主题感召下，教会高校于抗战期间“中国人的学校的形象”在不断地加强，其宗教色彩不断减弱。教会大学和其他类型的中国大学一样承担起了唤醒民众、培养人才、推动科研、服务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同时还坚持了其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服务于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民众的特色。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论，“经过抗日战争，很少有人再把教会大学看作外国人的学校，绝大多数教会大学已实现本土化，而且已实际上认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尽管从教会的角度看，教会各高校为此变局和转型“付出的代价”很大。但从中华民族的高教事业的进步来看，这种中国化、世俗化的转向，滋长了教会高校后来能够为人民政府接收的内在因素^[54]。特别是女子教会大学在传统势力、保守观念十分强劲的情况下，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在女子高等教育方面，教会大学不仅最早开创了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而且在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培养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