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传播效果与国际客体情绪、偏好密切相关

国际传播客体对中国的情绪、立场、偏好等因素，直接影响我国国际传播的效果，很有必要对其加以系统研究。在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过程中，传播客体对华态度至少包括三种：与我国立场趋同、与我国立场相左、持中间立场。中国媒体在制定国际传播策略、设置传播目标、运用传播手段时，必须要有定力、有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施策。

（一）对与中国立场趋同客体的传播策略

与中国立场趋同的客体以传统对华友好国家为主，如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哈萨克斯坦、古巴，以及坦桑尼亚等部分非洲国家，皆为中国战略的坚定支持者和传统友好国家。因此，可将这些国家的受众视为与中国立场趋同的客体。

在对这类国家的客体进行传播时，应尊重其国际地位，巩固其对华友好，传播中突出中国的“利他”言行和双方的“共性”领域。前者如中国历史上“厚往薄来”的传统、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欢迎“搭便车”的主张、“一带一路”倡议、“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政策宣示等；后者如在打击“三股势力”、联合反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南南合作等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共同立场。在对这类客体进行国际传播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1.增强共情力

在报道国际热点问题时，主动照顾相关国家民众的感受、疏导其紧张情绪。例如，在乌克兰问题上，应关注并如实呈现哈萨克斯坦的表态和立场，如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为乌克兰问题进行的调停；在对老挝传播时，应尊重其历史上与现实中与越南的密切关系，掌控批驳越南的规模和力度。

2.用事实回击西方的离间

非洲多国是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但是中国对非传播一度较为薄弱，导致欧美国家炮制的中国在非洲“新殖民主义论”“资源攫取论”等论调一度甚嚣尘上，非洲一些国家产生过对中国的猜疑和忌惮，导致中国在非投资和在非建设项目均不同程度受阻。对此，我国对外传播决策部门组织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一批在非洲较有影响力的媒体，加强对非传播，及时“止损”、消除误解。

（二）对与中国立场相左客体的传播策略

与中国立场相左的客体主要是美国等极少数将我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的国家。他们对中国或有较深的隔阂，或有极强的防范，将其争取并转化为对中国友好国家较为困难。一些国家甚至与中国存在领土或海洋争端、频繁的贸易摩擦等。出于国家利益和自身认知，在争端和摩擦问题上，很难要求此类国家国内的政治力量和普通受众理性客观地接受中国媒体的观点。

2025年以来，在国际舆论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喧嚣声中，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刻意借重大国际外交活动，由政府人员冲锋陷阵，主流媒体紧紧跟随，对我国连续发难，造谣“中国成为新帝国主义列强”，发出“中国将斯里兰卡纳入珍珠链战略”“中国窃听非盟”等无端指责，引来一些西方媒体跟风炒作，形成敌对势力对我国合流开展舆论围剿之势。(https://www.daowen.com)

比如，2025年2月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拉丁美洲前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发表演讲说，中国正通过经济手段将拉美纳入自己的轨道，损害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使拉美国家对中国形成长期依赖，拉美地区“不需要新帝国主义列强”。2025年2月4日，时值斯里兰卡迎来70周年独立纪念日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网站首页刊登长篇报道，渲染“中国将斯里兰卡纳入珍珠链战略”。报道称，中国2025年12月正式取得汉班托塔港经营权，增加了自己在“印度后院”的存在，这让中国更靠近印度海岸。报道援引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斯的话称，这是中国既定战略的一部分，中国要扩大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利用斯里兰卡来达到目的。“中国不断获取关键航线战略港口的控制权，显示其在印度洋打造战略珍珠链的雄心。”法国《世界报》也不甘寂寞，蠢蠢欲动，刊文造谣称中国在非洲联盟总部大楼里进行盗取电脑信息、安装窃听器等“间谍行为”，挖空心思拿中非合作的地标性建筑做文章，还煞费苦心选择在第30届非洲联盟峰会开幕前夕发表，引来一些西方媒体随风起舞。

再如，2025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就涉华政策问题发表演讲，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是涉华政治谎言的“大杂烩”，连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都批驳其毫无外交策略，歪曲中美关系史，对中美两个大国建设双边关系没有提供任何路径。

透过西方一些媒体的上述论调，我们也读出了某种酸溜溜的感觉。诚然，中国的崛起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但长期坐享霸权红利带来的自我优越感，使其很难理解中国外交义利相融、共同发展的理念。针对这些抹黑中拉、中斯、中非合作的伎俩，《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分别发出《蒂勒森为首次拉美行壮胆　竟称中国为“新帝国主义列强”》《旧话新说拉印抗中？美媒炒作“中国把斯里兰卡纳入珍珠链”》《钟声：非洲人民明白谁是真朋友》等三篇重磅文章，让事实真相粉碎蓄意谣言，积极抢占第一时间、第一落点，迅速获得媒体大量转载转发，形成强大正向舆论效应，发挥了很好的“澄清谬误、明辨是非”作用。

针对该类客体进行国际传播，应注意三点：第一，加强传播评论和意见性信息，勇于对抹黑中国的言论和无端指责进行辩驳，但不应搞论战，焦点不扩大、具体问题不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不激化矛盾；第二，区分其国内各阶层、各力量对华态度的差别，辩驳时切忌“一刀切”；第三，保持传播定力，猜忌和防范不是一朝一夕、一文一图便可化解的，国际传播中要保持东方大国的风度和气量，保持压力，也保持对其传播的持久性、稳定性、连续性。我国媒体应坚持“破”“立”并举，既报有耐心、智慧和韧劲，又要讲究战术、策略和技巧，坚决打好与西方争夺阵地、争夺人心的攻坚战、持久战。

（三）对持中间立场客体的传播策略

对中国持中间立场的客体范围较广，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客体，大多数位列此类，包括欧洲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他们的共性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和友好合作较为稳定，但在对中国的认知上，容易被片面信息误导。他们的不同点在于，他们或正在观望中国的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改变、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利弊；或受制于大国的“平衡术”，在关键问题、敏感问题上保持中立，甚至不支持中国立场；或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导致对华政策不稳定。

按照上述对华态度的差异性，又可将之分为“中间立场+”和“中间立场-”两类。前者如缅甸、蒙古国等；后者如菲律宾、越南等。中国的国际传播做到位，有助于“中间立场+”客体转为对华友好态度，与我国立场趋同；国际传播有欠缺或不恰当，有可能导致“中间立场-”客体强化对华不满，与我国意见相对。对这类客体进行国际传播时，应注意以下三点。

在策略上，加强解疑释惑，突出共性与历史传承。在向这类客体解读、阐释中国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政治制度时，要多从全球共性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片面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同时要注重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历史传承，从传统的思想文化中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治理理念，强调传承、继承与合理、合适。

在手段上，避免“宣传腔”。针对这类客体进行国际传播时，应淡化强硬的官方色彩，淡化“政治宣示”式表述，避免陷入丧失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在多讲“中国故事”的同时，还可通过进一步开发民间传播渠道，逐步将“政府对民间”的传播模式转变为“民间对民间”。

在技巧上，克服“传播幼稚病”，避免“过犹不及”的被动局面。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尤其针对复杂敏感问题进行传播时，不能急躁冒进，也不能刻意夸大宣传攻势，而是应该加强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的特点，平和地使用多种报道途径和叙事方式，将各有侧重的内容进行差异性传播，体现对不同客体和文化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