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强调环境在道德教育中潜移默化的作用，古代先贤也十分注重环境强制力的作用。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一些基本的规范，必须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才能够让受教育者有所参照。儒家学说注重“礼”制，将其作为道德规范形成的必要条件。而法家则更是将环境的强制力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一）儒家以“礼”作为基本制度
“礼”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内容，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礼”强调的是整体的社会秩序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故而“礼”的基本精神首先应当是秩序精神。在中国古代，“礼”包含了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等内容，作为规定和约束各种行为规范的普遍准则，其目的是维护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和社会政治的稳定，体现的是秩序的精神。
孟子从德的角度出发，把“礼”作为四德之一，把“仁义”作为“礼”的本质。孟子认为，“礼”与“仁义”都内在于人心，它们相辅相成，“礼”对于“仁义”有节制、文饰和补充作用，此所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35]孟子认为，“仁”与“礼”对于君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36]孟子提倡“仁政”，其实也是孟子重视礼的体现。他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37]
鉴于此，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制民恒产”的思想，认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38]统治者要施行仁政，富足于民，要遵从礼的规定，爱其百姓，百姓也才会遵从礼的规定，使社会和谐、政治稳固。《孟子·滕文公上》载：“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39]如果“经界既正”，那么从上而下，从君到民都在礼所规定的范围内生活，互不侵越，社会就会处于和谐之中，政治可“坐而定也”。
荀子“隆礼”，对礼的发挥在先秦儒家中处于极高的位置。首先，荀子从人伦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角度来讨论礼制的作用。所谓“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40]其次，荀子认为，礼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41]此外，荀子还直接提出，礼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关键，他认为如果全国上下都不重礼，那么这个国家必将处于危亡之中；反之，如果统治者以礼治国，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辄有功”，此所谓“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42]荀子在《荀子·议兵》中进一步强调了礼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他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者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43]
由此可见“礼”的制度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https://www.daowen.com)
（二）法家用环境造势，用法律制人
法家主张在道德教育中要善于以势制人，以势导人，要善于运势、创势、导势，并认为“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曾经仔细地研究了正确思想与有力气势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光有正确思想，其说服力是有限的，要有气势和力度与之相配合，才能成功。他提出：“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44]他还举例说，“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任贤也。”[45]可见势之有力，智之无用，势之足以慕，智之不足恃。因此道德教育中要善于以势制人心。势，就是权势、位势、居高临下之势，可以强化教育的权威性，增加强度，使人不能不信以为真，也可以强化教育的严肃性，增强作用力，使人不能不调整自我，只有在道德教育中善于以势制人，以势导人，善于催化心理联动效应，才能强化道德教育的心理渗透力和社会扩散力。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法家的德育思想非常注重外部环境强制力的建设。
第一，是外部环境的营造。法家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要教育好人，首先要整好环境。马克思曾经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46]法家比较注重的是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认为人的思想道德决定于环境，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所以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改善环境，造成良好的环境氛围，要千方百计对个人造成环境压力和产生环境影响。法家曾经认真地研究了人们思想的历史演变，说：“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47]所以，法家十分重视环境对人的思想道德的影响与支配作用，重视造“势”以影响他人，影响社会，强调要善于创造环境氛围以对人们思想道德产生大面积的影响。但遗憾的是，法家忽视了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道德良心和道德责任。
第二，是法律的强制力作用。法家认为，要以法制的威严来维护道德的神圣，许多道德要求都要用法律形式予以规范，使道德具有法律性质。要把以法惩恶作为以德劝善的基本条件，刑威不肃，则德政不举，没有法制的威严，就没有人们守德的可能，法纪松弛，则人心不德。因此，在法家道德教育的实践中，往往出现以法代德、以惩代教的不良现象，使道德教育简单、粗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这种做法虽然强化了道德教育的力度，但是却模糊了法与德的界线，激化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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