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解经方法：深察名号和推究辞旨，治理天下

董仲舒解释经典有两个重要方法：深察名号和推究辞旨。通过这些方法，完成了经学政治化、神圣化的使命。

1.深察名号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的名号理论，他所说的名是详细具体的，号是概括简略的，名与号的关系是种（具体）与类（概括）的关系。比如，他说“祭”这个号，在不同的季节就有不同的名，春天的祭祀叫“祠”，夏天的祭祀叫“礿”（yuè），秋天的祭祀叫“尝”，冬天的祭祀叫“烝”（zhēng）；再比如说打猎，号为“田”，在四季分别叫不同的名，“春苗、秋蓃（sōu）、冬狩、夏狝（xiǎn）”。董仲舒为什么要深察名号呢？他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也就是说，深察名号是为了治理好天下。

董仲舒继承了孔子“正名”的思想，并且将“名号”神圣化，说“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从而加强了以名号治理天下的权威性。他用声训的方法来界定“王”这个号，说王者“皇也”“方也”“匡也”“黄也”“往也”，也就是王者的思想要广大（皇），实行的道要光明正大（方），高尚的品德才能成为时代的典范（匡），这样，政治局势才会稳定美好（黄），四方人民就会向往（往）。董仲舒通过对“王”这个号的解释，其实是以天的名义对王提出了要求。

董仲舒同样以“名号”解读《春秋》的“微言大义”。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中的名字称呼都寓有褒贬之意。比如，《春秋》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zhūlóu）仪父盟于昧。”《公羊传》解释为什么在这里要称呼小诸侯国邾娄国君的字“仪父”呢？是要对他进行褒扬，因为当隐公即位时，他首先予以承认并缔结盟约。董仲舒认为“邾娄仪父称字”体现了“王道之意”。再比如，《春秋》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bì），晋师败绩。”楚国本是南蛮，华夏各诸侯国以夷狄视之，但是此次楚庄王十分遵守礼义，战胜了郑国却不占有郑国，打败晋军后又让晋军退走，所以《春秋》尊称楚国这个“夷狄”为“子”。董仲舒能从称呼中分析出道理，从“微言”之中体会出“大义”，认为夷夏之分重礼义，而不是重地域。

2.推究辞指

“辞”，就是文辞；“指”，就是文辞的深层意义。《春秋繁露·精华》说：“《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也就是说，《春秋》对于言辞异常谨慎，对于命名人伦、区分事物等级非常讲究。不仅如此，褒贬大义也都体现在言辞的细微变化之处。董仲舒推究辞指，总结出很多条解经原则和方法：

其一，有常辞，无通辞。

所谓“常辞”，指的是《春秋》通常的说法；所谓“通辞”，指的是固定不变的说法。而《春秋》没有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言辞。我们来看一则例子：

董仲舒认为，《春秋》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有一套常用的标准，如果国君被杀而对凶手进行讨伐，就会把凶手被诛的情况写上去；如果没有人讨伐凶手，那么就不写国君的安葬，凶手的名字以后也不会再出现。这是“常辞”，但不是固定不变的“通辞”，因为会有特殊情况发生。

比如，赵盾弑君这件事。《春秋》宣公二年记载了“赵盾弑其君”，但是宣公六年赵盾的名字又出现了，按照《春秋》的惯例，赵盾既然是弑君的凶手，就不应该再出现了，这应该作何解释呢？《公羊传》认为，赵盾并非真正弑君的凶手，凶手是赵盾的族弟赵穿，但是史官董狐却写“赵盾弑其君”，理由是赵盾没有替国君讨贼，这相当于弑君。董仲舒看重内在动机，他认为按照赵盾的事件而观察他的内心，相信赵盾不会做出篡弑之事，否则赵盾也不会向天呼号“天乎！无辜”了，所以赵盾并没有弑君的动机，只是和这件事有牵连罢了。既然赵盾并非真正弑君的凶手，那么这件事就不能按照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到了宣公六年，赵盾的名字又出现了。《春秋》有“常辞”而无“通辞”，“常辞”是允许变化的，有常即有变。

其二，有正辞，有诡辞。

“正辞”，就是正式、公开的讲法，有什么说什么，是什么讲什么。但是有时候情况复杂，《春秋》没有如实说出，而是改变了说法。这种改变了的说法就是“诡辞”。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英》中说：“《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也就是因为避讳而改变说法。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晋文公召周天子至践土参加会盟，诸侯招天子是不尊重天子，对于天子来说是很屈辱的事情，《春秋》为了替天子隐讳就写成“天王狩于河阳”，说天子到河阳狩猎。这就是“诡辞”，不符合实际。再比如，鲁庄公攻打同姓的盛国，《春秋》为了替他隐讳就把“盛国”改成“成国”。这也是《春秋》“诡辞”的写法。

《春秋》用“诡辞”的地方很多，原因也很复杂，所以对于《春秋》不应该只从字面上了解意思，而要透过字面来深刻体会其中的大义。(https://www.daowen.com)

其三，有婉辞，有微辞。

董仲舒是在评价《春秋》昭公十二年所载“晋伐鲜虞”时，提出“婉辞”这一说法的。《春秋》对晋没有称其爵号，《公羊传》认为这是把晋当作夷狄来看待。因为鲜虞是姬姓国，与晋国同姓，晋国讨伐同姓之国，是十分无礼的行为。董仲舒赞同《公羊传》的观点，他指出，齐国和鲁国不是同姓，但是鲁国遭遇公子庆父作乱的时候，齐国都能替鲁国分忧，而晋国和鲜虞属于同姓国，晋国不但不替鲜虞分忧，反而以自身的强大来欺压鲜虞，因此，《春秋》没有称晋的爵号，只是称“晋”就完了，这是一种“婉辞”。可见，婉辞指的就是委婉批评的言辞，因为要对君王隐讳，所以这种批评不能直接表露出来，只能通过文辞的微妙变化来表达。

董仲舒认为《春秋》在写昭、定、哀这三代君主的事情时是使用“微辞”的，因为他们是孔子当世的君主，一方面他要为君主隐讳，另一方面也要明哲保身，所以言辞比较隐微委曲。董仲舒举了一个例子：《春秋》昭公二十五年记载“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雩”，是求雨的仪式。鲁昭公在二十五年秋七月的上辛日已经举行过一次求雨的仪式了，为什么又在季辛日举行一次求雨仪式呢？其实季辛日这次并不是真的求雨仪式，而是鲁昭公因为季氏得民心已久，所以想用求雨这个办法把民众聚集起来驱逐季氏。孔子不好指责自己的君主，所以用“又雩”这种言辞来为尊者讳。可见微辞和婉辞的意思差不多，都是通过文辞变化而暗寓褒贬。

其四，诛意不诛辞。

“诛意不诛辞”，就是说有谴责的意思，但是没有指责的话语。董仲舒是在评价《春秋》关于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霸主的事情时提出的这一观点。齐桓公和晋文公擅自分封土地、招致天子、诛讨暴乱，使即将灭绝的世族延续下去，使即将灭亡的国家继续生存，侵伐会盟时常常担任领导人。齐桓公能够挽救中国，攘斥外夷，使楚国臣服，但这是王者才能做的事；晋文公两次招致天子。但《春秋》并没有在言辞上诛伐他们，这是因为赞扬他们能够统领诸侯、尊奉天子而臣服周室。《春秋》称他们为“伯”，这是“不诛辞”。但他们这些行为毕竟是僭越了自身的本分，所以，虽然“不诛辞”，但是在内心上却诛伐他们，也就是“诛意”。

其五，见其指，不任其辞。

“见其指，不任其辞”，是说要重视表达意旨的“辞”，但又不能拘泥于“辞”；既要深入把握“辞”，更要超越于“辞”而探求其“辞”外之旨。这应该说是董氏“推究辞指”方法论中的最高层次。

董仲舒是在分析战争时谈到这一方法的。在《春秋繁露·竹林》篇中，董仲舒认为，尽管《春秋》没有“恶战伐”之“辞”，却可以领会到《春秋》“恶战伐”之“指”。理由有二：

第一条理由是“战伐之事，后者主先”。意思是《春秋》记载战争时，总是把发动战争者排在后面，把受侵犯而应战者排在前面。例如，《春秋》庄公十八年记载：“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齐人为战争发动者，卫人是被迫应战者，“卫人及齐人战”便是“卫人”在先，“齐人”在后。董仲舒认为，《春秋》的这一排序方式，表明的就是厌恶战伐之意。

第二条理由是“凶年不修旧”。意思是灾荒之年不维修旧有的工程，更不要大兴土木。在董仲舒看来，《春秋》对凶年修旧以害民都加以讽刺，更何况让百姓去充当战争的炮灰呢？所以他发现：《春秋》厌恶的是，不讲道德而一再诉诸武力，驱赶人民参加战争的做法；喜欢的是，虽建立军队却尽可能不去打仗，靠施行仁义而使天下归附的做法。

《春秋》“恶战伐”，反对一切战争，那为什么对有些战伐却表示赞成呢？董仲舒回答，战争虽然是不好的，但是各种战争相比较，还是有好坏之分，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偏战）就比偷袭（诈战）要好，也就是“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这种复杂的理论问题，语言不能完全表达，要靠认真的思考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如果领会了精神实质（“见其指”），就不必拘泥于文字表面（“不任其辞”），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儒家大道之精髓。

董仲舒把《春秋》的精髓要旨总结为十条，即“十指”，分别是：安百姓，审得失，正事本，明君臣之分，著是非，序百官，立教化，达仁恩，次阴阳，顺天意。一切事都可以与这些“指”联系上。把这“十指”归纳起来，就是“仁义”二字。

总之，董仲舒的经学思想，尤其是他的治经原则和方法，在经学史上具有方法论意义，不但被两汉及后世的今文经派所继承，对宋代及清末的治经风气也影响至深，甚至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