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于“温故”无非是求今之为政之道，而泥古不足以治世，故还须向时人，特别是时贤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便成为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
前人关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一命题，至少有以下几种解释：
解释1.言我三人行，本无贤愚，择善从之，不善改之，故无常师。
（三国）何宴：《论语集解》
解释2.三人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焉。
（宋）朱熹：《论语集注》
解释3.善与不善，谓人以我为善不善也。我并彼为三人，若彼二人以我为善，我则从之；二人以我为不善，我则改之。是彼二人者，皆为我师。
（清）钱坫（字献子，乾隆时学者。
转引自：（清）刘宝楠《论语正义》）
解释4.注［指何宴所注］似以“行”为言行之“行”。三人之行，本无贤愚，其有善与不善者，皆随事所见，择而从之改之，非谓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所从其善，即是我师。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https://www.daowen.com)
以上几种解释之间的分歧为：
（1）所谓“善”与“不善”，是“我”对同行者的判断（解释1、解释2、解释4），还是同行者对“我”的判断（解释3）？原文“择其善者”之“其”，暗示为“我”之抉择；只有把原文改为“择以我为善者而从之”，钱解才通。且“从”什么呢？照钱坫之见，当为“从人以为‘我’之善”，如此强解，把原本明明白白之见解得若明若暗；这且不论，要说自己“善”与“不善”，全凭别人判断，如此见解，孔老夫子能够接受么？
（2）所谓“善”与“不善”，指“从善之人”“不善之辈”（解释2），还是指“善行”与“不善之行”（解释1、解释4）？“善者”，单从字面上解，可解为“善人”，解为“善行”亦未尝不可。问题在于语境。照语境，三人同行，其中之“我”，要在其余二人之间，作出寻求榜样（足资效法的榜样与可引以为戒的榜样）的抉择。照朱注，解为“善人”与“不善之人”可通。唯如此解释，仿佛老夫子也像稚儿那样开口闭口“好人、坏人”，未免浅化了夫子。
（3）三人行之“行”为行走之“行”，还是行为之“行”？朱熹没有觉得是个问题，委实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不过是孔子假设的作出判断的情境而已。何晏似乎预先防止可能出现的“好人、坏人”之说，故指明三人行“本无贤愚”，即其中不一定有堪称“贤者”“愚者”之人，也近常理。后来果有“好人、坏人”之见冒头，刘宝楠这才把“行”之含义看成问题。
关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原意，以上几种不同的解释中，确有是非问题存在。唯朱熹、钱坫之类解释，或存“六经注我”之意。若换一种视角观照这些解释，它们作为不同的修身之道，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人师之“师”，原是规范词，古人又把它作为中性的描述词使用，从而善者与不善者、善行与非善行，“皆我师焉”。犹如后来所谓“教员”与“反面教员”之说。这是以上诸解的共识。明代李贽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加批：“遍地先生。”两种“师”远比一种“师”为好！古人这种修身智慧，也成为他们有关吸取智慧的智慧。
（2）不管孔子原意如何，单就修身意义上择师（当指非正式之师）而论，善者与不善者、善行与不善之行，都该考虑。此外，择师，固然是自主行为，也不妨参照别人的判断决定去从。可见，以上诸说，作为修身之道，都不无道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原是以通俗不过的语句表达浅显不过的道理，居然就此滋生那么多议论，其故安在？
像钱坫那样精于训诂的学者，难道真的不明孔子原意么？他居然对这么明白的句子，作那么晦涩的解释，无非是标新立异。说到底为“六经注我”而已。人道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实，自扰者未必都是庸人。只是学者“扰”得像是学问，故不显得平庸。这不，借这个题目“扰”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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