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征兆性事件的累积会使实习生关注幻象的自我矛盾，但像小颖这样不幸的实习生毕竟很少，对娱乐幻象的更大挑战往往来自实习生的父母等权威性的局外人。尽管年轻人对父母的劝诫总是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抵触，但他们渴求家庭的关爱，并承认父母的社会经验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帮助。所以，当娱乐幻象中的自相矛盾经他们之口道出时，微小的征兆就被放大了。以小曾的遭遇为例。她在春节加班前曾与母亲进行了一场争论：
小曾：“我今年春节不回家了，要留在公司加班。”
母亲：“你就是实习生，以后又不是真要干这一行，你还要读书，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小曾：“我实习又不是一定为了在这里工作！”
母亲：“你工资这么低，最多才两千块。我直接给你包两千块压岁钱，你别干了，快回家。”
小曾：“这不是钱的问题！做人要尽责，我把事情做完就好回去了。”(https://www.daowen.com)
母亲：“工资那么低，工作时间又长，你就是被骗去当童工！”（实习生小曾访谈，2025年11月7日）
经过这场争论，“被骗当童工”这句话在她脑海中沉淀下来。她开始思考，“娱乐”究竟是自己的真爱，还只是一份工作？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之后，她留意起正式员工的言行，并发现了自相矛盾之处。她告诉我：
“悦悦和G先生关系很好，但悦悦离开C公司后，G先生却在我们面前讲她的坏话，还说出‘搞得我们很熟一样’这种话。难道我们不熟吗？朋友之间不能私下讲坏话，他翻脸也翻得太快了吧？后来，有个实习生因为我的原因被开除团队，我就很愧疚，然后和G先生讲起这件事。没想到他说：没关系，都是过客，会有新实习生的。我当时就陷入深深沉思。难道我也是过客？”（半结构式访谈：实习生小曾，2025年3月15日）
随着对征兆性事件的注意，小曾眼中的现实完全变了一番模样，她的工作动力锐减，并想方设法地怠工，最终在次年的三月份以研究生开学为借口离开了团队。
在上述两种特殊情况下，当劳动者遭遇到使其自尊受到践踏、娱乐体验受到破坏的事件时，他们就会开始思考自身的实际处境，而工资扣罚、春节加班和人际纠纷是最容易引发思考的“征兆”。这时，少数实习生会从创伤体验和痛苦感受中发觉娱乐性劳动的自相矛盾之处——作为廉价劳动力被利用的他们不可能持续地快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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