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现象学的传播学接力者

关于20世纪传播学科史上的麦克卢汉及其思想遗产，我在第六章讨论到麦克卢汉时，曾将其总体划分在20世纪西方传播学的技术理性谱系之下，并指出“当提到传播学中的技术决定论时，人们总是会下意识想到麦克卢汉，但麦克卢汉从来没有自我标榜过是技术决定论者。尽管如此，我们认为麦克卢汉依然代表了媒介研究中的技术论转向。”这里我却想以“马后炮”的姿态为麦克卢汉重新正名，对麦克卢汉的这种划分，是一种基于20世纪经验主义传播学视域下的产物，而这从当下看来，恰恰是对麦克卢汉思想价值的局限。

理解麦克卢汉，应该认识到在学术史上，其实曾经有两个“麦克卢汉”的存在，即那个震动20世纪西方学术圈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被误读的明星学者麦克卢汉；以及作为20世纪现象学转向学术谱系中的麦克卢汉。

前一个麦克卢汉，已经不需要我们去赘述他的生平，也不用重复那些教科书中经典语录体般的观点。对后一个麦克卢汉，最近几年学术圈的研究和转向，更像是重新发现麦克卢汉的价值，让我们从更加深远的西方学术体系中去评估麦克卢汉的意义。

刘海龙如此点评麦克卢汉：“关于麦克卢汉，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次我们觉得麦克卢汉快要被时代淘汰的时候，他总会悄悄溜回来。”麦克卢汉显然远远没有被时代淘汰，甚至可以说，“第二个麦克卢汉”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当然，假如我们还只是把麦克卢汉的价值，简单理解成几句经典名言或某种天马行空的技术论调，那恐怕传播学的超越之路还很遥远。

然而，麦克卢汉的“逆袭”其实并不久远，中国传播学界对麦克卢汉的重新认知，大约在2025年左右才开始产生了新的转向。当然，到今天这种新的研究转向和欧洲其他技术研究学者的思想又发生新的交融，未来或许并不会再出现一波麦克卢汉研究热潮，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最近几年围绕麦克卢汉研究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将有可能成为超越20世纪传播学范式的一种契机。

胡翼青等学者认为，近年来与媒介研究有关的学派和思潮，较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学者波兹曼创立的媒介环境学派、德国学者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哲学、法国学者德布雷的媒介学以及西北欧的媒介化理论，它们各自对媒介的理解和研究的侧重点甚至是政治立场有着很大的差别，但都认为要高度重视媒介技术、形式，也就是媒介的物质性而不是媒介的内容；它们都认为要把媒介看成是一种无形无象的隐喻而不是一种实体；它们都认为媒介对社会的组织和建构能力强大。这些理论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表现媒介的丰富内涵和本质，从而一举摆脱了功能主义传播研究的困境，让人看到了传播学理论化的希望。而尽管四种媒介理论的起点皆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对话者——麦克卢汉。

这里我们首先要反思的问题是，麦克卢汉何以在今天重新展现了媒介研究的多元路径和可能？所谓“后麦克卢汉”时代的传播学，只是对麦克卢汉的重新反思，还是重新反思麦克卢汉所代表或预示着的现象传播学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我们本书的开头从胡塞尔对主体主义的哲学危机反思谈起，到此部分，我们又要重新回到胡塞尔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即20世纪现象学的认识论转向所带来的新研究可能。(https://www.daowen.com)

本书前面章节一再谈到，主体主义哲学是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科学的认识论源头，虽然叔本华、尼采等已经从哲学的根基上去动摇了主体主义的大厦，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真正开始批判反思这种“欧洲科学的危机”之第一人，还是要从胡塞尔及其建构的现象学谈起。斯皮格伯格指出：首先，现象学运动不是一种静止的哲学思潮，而是具有一种能动要素的动态哲学，它的发展既取决于内部固有的原则，也取决于它所遇到的“事物”，它所遇到的领域结构。其次，它像一条河流，包含有若干平行支流，这些支流同源异路，但都承认胡塞尔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现象学源头和思想领袖。另外，它们虽然同源，却并不需要有确定或预先指定的共同目标，即运动朝不同方向延伸。

胡塞尔认为，欧洲的科学的危机表现为人们对理性的盲目追求，为实证科学所支配，从而使科学与人的存在问题分离。而胡塞尔认为，只有回归“生活世界”才能重新找寻人的意义和价值。“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日常生活世界，胡塞尔又称之为“生活周围世界”或“周围世界”，正是日后传播学恰好长期忽略的“世界”。

在胡塞尔看来，自然科学的世界（即科学世界）就是指人类借助理性的力量围绕着开发自然、控制自然以利于人类生存这个功利性的目的而由科学家构造出来的世界，因而也可以说，科学世界就是人类在“生产”这个主题指引下构造出来的整个发展计划。由此可见，科学世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题化”或“课题化”的世界。正如我们在第五章谈到传播学诞生即自带的唯科学主义趋势，胡塞尔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现象学认识论，恰恰是对这种科学世界纯粹的理性和实证的超越，虽然这种超越工作胡塞尔并没有真正的完成，其后的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也依然守在哲学的田野里，并没有使得这种方法真正进入社会科学，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舒茨、加芬克尔等学者的继承和开拓，现象学社会学开始作为一种反自然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在西方社会学占据一席之地。

舒茨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把“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等同和按照自然科学模式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的做法。他关注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社会事实”，而是社会事实的意义。他主张社会学应置身于生活世界中，对互为主体性的人们的微观互动过程进行研究，认识社会的结构、变化和性质。故他也把自己的现象学社会学称为“生活世界构成的现象学”。

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面对由实证主义和结构功能论所编织起来的主流社会学话语，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试图从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去颠覆其统治。在他看来，主流社会学的形式分析以定量技术所获得的社会秩序的模型不过是一种一般性的再现理论，但主流社会学却错误地将此种理论所重建的秩序视为是客观的实在。与此相反，加芬克尔要求回到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去。正是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加芬克尔所倡导的常人方法学的纲领性任务就在于：研究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建构社会秩序的那些集体的、共同协作的、地方性的、内生的、重复的、被认可的、可理解的、可说明的、索引性的、可见证的、无中介的、一致的实践活动或工作（work），去展现这些社会成员的实践或工作的方法，从而表明秩序现象不过是共同协作的日常实践活动的成就，并以此去改革形式分析所痴迷的技术理性。

自从现象学不再停留于哲学的庙堂，开始与社会学结合以来，20世纪的社会科学开始对主体主义哲学下的科学体系进行修补和对抗。在这样的时代背影下，麦克卢汉的横空出世，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麦克卢汉文字游戏式的媒介理论（或更像媒介思想），未尝不可看作是一种站在人文立场之上的现象学传播学的早期尝试。只不过这种尝试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建构，而更像尼采式的呢喃自语，而即使这样，也让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电话、电视刚刚普及的电力时代所震惊。正如戴宇辰所言：在时过境迁的现在，人们提起麦克卢汉之时，仍然沉湎于对其“媒介三论”琐碎理解之中，而忽略了他想要系统性地建构整个人类世界之媒介分析框架的雄心。“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之后起飞”，在麦克卢汉理论被普遍误解的今天，我们也必须重新激活他所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以及凝视其为我们开创的关于媒介技术分析的深远道路。从这个意义上，以胡塞尔肇起的现象学范式重新思考麦克卢汉，其价值不仅仅是一位媒介“预言家”的角色，而更像是超越20世纪传播学的现象学接力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