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可知康有为乃一“爱国的”儒者，努力使儒家传统以及帝政适应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新形势，以保国、保种、保教。他与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并无很大的不同^[303]，所不同者仅程度而已：张之洞要保存传统中的中学（儒学），而借自西学的不过是技器；康有为则予儒学以非传统的解释，而且除西方的科技外更建议变法。因此，康氏远较张氏激进，然两人一样热心使儒学的权威与影响绵延下去。^[304]

康氏与张氏一样坚信尊孔与保教必须与富强维新齐头并进。^[305]

康有为作为儒家的卫护者可说是与张之洞一样“保守”，特别是民国成立后不久，他对中国传统的态度。^[306]

“中国保守主义的殿军”^[307]并不是1860与1870年代的同治中兴领导人，而是康有为以及19世纪最后十年以及20世纪之初一些其他儒家学者。

有趣的是，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不同思想背景的作者仍然认为儒学在近代世界有光明的前途。坚决维护中国文化的梁漱溟深信儒学在未来的世界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308]

蒋孟麟不能说是一位儒者，他也不反对西方文化，但认为孔子的伦常以及世界和平学说、孟子的民主思想，可适合近代的民主中国。^[309]

—些西方学者也有相同的说法。丁韪良（W.A.P.Martin）说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承受像孔子学说一样宝贵的文化遗产。^[310]

卫理贤（Richard Wilhelm）相信儒学有一些基本素质可应用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其“确具足够适应近代情况的内在弹性^[311]”。再者，应记得儒学曾在18世纪赢得一些欧洲第一流思想家的注意。^[312]

然则康有为对孔子的信心并不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偏见。

不过，康氏最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使儒学适应现代的需要。帝制及其相关思想与制度是当中华帝国与世孤立之时发展出来的。儒学始自中国封建时代的晚期，自汉代以后日渐与帝制相结合。尽管朱熹曾说几百年来孔子之道未尝一日得行^[313]，事实上儒学作为帝王的思想工具，足使其成为王政的另一名称。因此，说孔子的制度蓝本表现东方专制之一基本性格，是有些道理的^[314]，或者干脆说，“孔子学说是专制的”。^[315]

帝国的一再挫败使康有为相信，不论行政或思想面的帝政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因那种制度只适合过去闭关时期的中国，而不适合今日与西方交通之世。西方国家的强盛，以及模仿西方的日本，是迫使中国接受近代世界挑战的有力证据——不仅仅接受西方技器（清廷在过去三十年已进行但成效甚微），而且要作适当的制度与思想上的改革。康有为可能是当时清楚见及此种需要并努力促进改革的第一人。他又独能理解到，儒学若不与过时的帝制分开，则将与那腐朽的制度同归于尽。他表现了驳斥理学传统——即理雅各所说的帝国儒教的勇气，他因此而向中国的正统学问与政治哲学的基石挑战。^[316]

是则，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康氏见及儒学的“不朽因素”，而犯了要“把那些只有一时价值的部分应用到现代”的错误^[317]，是不正确的。相反的，康氏极力拒斥与过去某一制度相关的任何部分。如果说康氏所见及的思想与制度的改革仅是在“传统中的改变”，有点不中肯。^[318]

我们不能太强调说，他寻求改革的思想架构不是为当时一般士大夫所接受的传统（即决定帝制时代基本社会和道德价值的儒学），而是基于公羊的经学（其经解几百年来认为非正统者）以及一些非源自中国的思想。

换言之，康有为可说是一儒家修正主义者。他对儒家思想内容的修订与充实，可说有功于儒学。儒学自其创始人死后二千年曾经过多次理论发展的阶段。第一阶段成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久，当时由孟子和荀子所建的相对立的学派正将儒学带向两个不同的方向。第二阶段至汉代董仲舒及其他公羊学者之时达到高潮。^[319]

第三阶段因宋代理学而起，道家与佛家的思想给予儒学前所未有哲学上的充实。^[320]

康有为则直接从19世纪公羊学者获得线索，并用西方以及佛家思想给予儒学以一普及的意义，因此扩大了它的伦理与政治学说。然则他可能是开导了第四阶段的儒学发展，所以可说是在儒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321]

但是他未能吸引许多信徒，因他在19世纪时走在知识界之前，而在20世纪时远落后于当时的知识界。当19世纪的最后十年，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和官僚们仍然沉醉于旧传统，对国家所遭遇的政治和思想问题并不清楚，而且他们本身的既得利益不允许赞同康有为的主张。结果是，他在思想上的努力在一般士大夫心目中，不过是一些惊世骇俗之论罢了。辛亥以后的情况虽不同，但对康氏所追求的并不较为顺利。愈来愈多的人把孔子视作过去帝王时代的圣人，他的学说对民国没有重要性。更坏的是，康氏为了挽救固有传统，不惜一反过去对伪儒（帝国儒教）与真儒（重建儒教）的区分，因而推翻他自己昔日在思想上所作的改革努力。在近代中国，不论那一种儒教，愈来愈少人理睬。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与康氏所倡导的孔教辩难，而是嘲笑与漠视。他所写有关儒学与古典的文章，一度曾启迪、震惊以及激动了许多士大夫，而今却少有人阅读。1930年代初期，一个外国学者观察到，辛亥革命后儒教地位之低落，为1800年来所仅见。^[322]

然则，南海圣人在1927年逝世时未使民国信奉儒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在戊戌前夕，他勇敢地将儒学与专制分离；然而在政变之后，他以保皇会首领自居，自戊戌至辛亥，反对共和而主君主立宪^[323]；复于民国六年（1917）以及十二年（1923）两度参与复辟^[324]，使他的形象与帝制认同，因而被许多人视为民国之敌。同时，他首倡儒教运动无意间使儒术复与王政结合，而有碍于此一运动。因此，在主张共和者的眼中，儒学的信誉全失。我们可以理解到，何以儒学被斥为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的障碍。

民国的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在民初就职演说中宣称毋忘儒学的不朽传统与言论，以及几个月后复以总统之尊谆谆教诲国人尊仰孔子，于此事也毫无裨益。同时，在不稳定的国会中提出以儒为教的提案，隶属国民党的议员大力反对，而倾向袁氏的进步党则赞助之。最后在民国宪法草案中列了一项顾及颜面的妥协条款，以孔子之道为全国教育中个人修养的基础。^[325]

此一条款从未施行，而起草的国会不久为袁氏解散，故无异废纸。当民四袁氏窃国，儒教又与短命的洪宪帝国搭上线，更得恶名。康氏虽然反对袁氏称帝，但他不能消除一般认为儒学与帝制一体的看法——而他本人在当时又曾助长此一看法。

假如康氏放弃亡清而以共和的拥护者来提倡近代儒学，也许有更多的成功希望。换言之，假如他于辛亥以后倡“太平之说”，即以民治为适当的政治结构，不依恋“小康之说”而认同王政，儒教的命运可能要好得多，即使中华民国不可能受到他努力的益处。可惜他对清朝太重感情而不能改变政治信仰，又太迷于王政而不能改变思想立场。他对民主的热情描述，对自由、平等与民权的乐观看法，仍然是他大同乌托邦中的理论，而不拟实际运用。王政一直是他认为唯一适当的政府，特别是要光绪皇帝或其合法继承人坐上皇位。他不自知他的忠诚与他分割儒学与帝制的理论相冲突。他在行动上表现出二者似乎不可分割。这样做，他使儒学运动受损，又无补于已倾覆的朝廷。

康氏可能还在另一事上不利于儒学。他在怀疑古文经非真之余，无意间洞开了怀疑整个儒学传统的大门。此乃梁启超的论断。粱氏于1920年论及康氏《伪经考》时说：

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326]

梁氏接着评论康之《孔子改制考》：

《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造，《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梁氏又说：

（康氏）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327]

朱一新赞同梁氏所见，而忧尤过之，在戊戌变法前致康函中有云：

自伪古文之说行……人心中有一六经不可尽信之意。好奇而寡识者，遂欲黜孔学而专立今文。夫人心何厌之有。六经更二千年忽以古文为不足信，更历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328]

朱氏之忧固不必历千百年而证实之。朱氏之信写后不出几年，梁启超即公开怀疑康氏孔学运动的价值。梁于1902年致函康氏，毫不隐饰地说保教一事的无谓，他认为今日救中国最紧要的是以新学来代替旧思想，儒学中有许多不适合新世界处。他告诉康氏，他将与其他康门弟子撰一揭发和纠正儒学缺失之书。^[329]

大约同时，梁氏好友黄遵宪也对升孔子为“教主”是否明智，表示怀疑。^[330]

梁、黄二氏带动反古与订孔的潮流，至1920、1930年代而蓬勃。康氏本人有关古典的著作也成为疑古派的主要启示。钱玄同于1931年出版了康氏《新学伪经考》的新版本，并于前言中说，今文经的大部分既出孔子之手，圣人因而托古改制，学者仅能用作研究儒学史的资料，不能视作真实的古史。^[331]

顾颉刚早于1926年自认，读了康氏的《孔子改制考》之后，得到推翻古史——那为古人所写并信以为真的古史——的灵感。^[332](www.daowen.com)

近人以为康氏带动疑古运动，确有充分的理由。^[333]

怀疑古史与拒斥儒学，间不容发。吴虞与陈独秀为打倒孔家店的二员大将，在1915~1921年间在《新青年》上发动反传统的言论。此一对儒学的歼灭战乃不仅限于理学，包括今文经在内的所有儒学宗派。陈独秀直接责问康：

你说礼运大同说是真孔教，又有人说四教、四绝、三慎是真孔教，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334]

对此一问题的解答实甚容易：正因为孔家店的牌子代表了二千年来的吃人的礼教，“无论是老店，还是冒牌，都必须拿下搥碎，烧去”。^[335]

因此，当民国政府于1927年取消正式的孔子仪礼，不再令人感到有何新鲜：

孔子学说是专制的，二千年来压制人民以及奴役思想……中国现为民国，此种专制余孽须从囯民脑海中除去。^[336]

引国民政府令一左派学者于1950年说，儒学乃是工农、妇女、社会与国家以及自由主义之敌；而有利于富人、男人、家族与帝制。^[337]

此一学者除了增加一点“阶级意识”外，并未超越1920年代的反孔情绪。少有人像陈汉章与梁漱溟一样继续护孔。^[338]

但他们的声音在大多数漠然以及一些仇视的知识分子之间，显得特别微弱。在康氏逝世前几年，儒学的前景实在显得暗淡。^[339]

因此，如果说康氏启人以怀疑传统，则其自有助于儒学的式微。^[340]

他之攻击古文经与理学可说是“文化上的捣乱”，而因此导致民国时代“文化的流失”，他也许确为共产思想^[341]与组织^[342]的来临铺了路。

此话并不是说康氏有意帮共产主义的忙。他若活着必会震惊于共产政权所加诸中国的一切，决不下于他所经历的1912~1927年间民国政府的许多做法。有时会使人想到，中国共产党至少为了宣传，大可利用康氏在《大同书》中提到的家庭与财产等“共产”思想。但是他们当权多年，尚未以康氏为革命之前的先知。此因康氏的哲学立脚点与共产党正相反，而其消灭家庭与财产的思想是基于博爱，而非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要中国共产党人赞同康有为，比要欧洲或俄国的共产党人推誉欧文（Owen）与傅立叶（Fourier），更无理由。^[343]

康氏歌颂儒学而终使其受损。当然，康氏决不独负此疚。在那几十年间，中国的情况使儒学无法生存与滋长。

西方的冲击打乱了本土的思想与道德价值，其总结果可说是一文化大地震。有两群人想要挽救朝廷与传统。一群人是保守主义分子，维护传统的政治与思想系统，反对变革。另一群是变法维新派，思将传统适应于变动的帝国。康氏是后一群人的领袖，致力于“旧瓶新酒”的尝试（冯友兰语）。^[344]

但他的努力只是蜉蝣撼树。^[345]

在1920年代后期，另有些人试图“使革命成为传统的继承者”^[346]，也并不比康氏成功。因此，要康有为担负近代中国儒学价值式微之主要责任，确是不公平的。

必须指出：儒学在中国独尊乃于帝制稳固之后的事，并且是因为受到帝王的赞助。^[347]

自汉代到明清，皇帝们鲜不认为儒家的道德教条乃加强其统治的有利工具。他们尊敬孔子，即使他们不实践孔子之道，或不用之于他们的政府。^[348]

他们用这些教条作为社会和道德价值的基础，提供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因此，二千年来，儒学与帝政亲密结合，并未被视作永恒的原则，而是视作教条的侍女。从这一点来看，朱熹所谓孔子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似有真理在焉。^[349]

帝国时期中国儒学的独尊地位，得之于政府之力多，得之于其本身之力少。孔子及其门徒，不论如何聪明而努力，并未能使儒学在帝国勃兴之前得势。孔圣本人几乎处处遭遇到挫折、嘲笑和迫害。^[350]

在他当时的执政者一心要振武，无暇顾及学说和教条，对他的说教充耳不闻。当中国统一以后，军事已较不重要，而政治的安定益见紧要，帝王的注意力自然地会集中到思想控制的问题——想尽方法来确保臣民对政权的效忠，以及剪除可能危及政权的思想和情绪。秦始皇用极端消极的办法来对待此一问题，他用峻法来维持大帝国的秩序，禁言论自由使其子民绝对臣服。^[351]

汉朝的皇帝（以及后来朝代的统治者）采取较积极的办法。他们不使其子民思想真空，而注入使他们忠诚服从的教条。他们接受儒家学者的建议，使儒学为国教，并尊崇孔子为道德与政治价值的绝对权威。这些儒者能使统治者垂听，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孔子或孟子更有学问，更能言善道——一般而言，他们绝不会比孔孟高明——而是因为孔子学说至此使统治者感到受用。

当帝国崩溃，儒学自亦失败。康氏挽救努力无效，也正因一切可能尊崇孔子的因素已经消失。他之不能使儒学于帝国倒后显扬，正如孔子本人不能于帝国勃兴之前成功一样。

这并不是说，儒学在先秦时已命定为帝国服务。专制制度至孔子死后才产生，与他的思想并不契合。他强调道德于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效忠君主与服从国家乃是绝对的道德责任。总之，道德乃是人类的最高目标。^[352]

孟子和荀子都追随孔子所定的最高原则，但演成两种不同的趋向。荀子视法制与王权为达成人类目的之工具，因而紧接专制政府的理论。^[353]

相反的，孟子重民。他宣称君王乃国中最轻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统治不过是一种信托，去暴君不仅在道德上可行，而且政治上有必要。^[354]

此种学说很容易导向近代的人权观念和民主政治。不过，此一学说的潜在发展因帝政勃兴而终止。皇帝们利用儒学来控制思想，当然会故意强调有利专制的一面。如康氏及其门人所说，此乃孔门的荀派。康氏大力重诂儒学至少一部分是由于要重寻那中断的一段，然后借助外来思想，从孟子的立脚点来发展儒学。但是康氏不能完全解除几百年来受到帝政权威支持的、古文经学者的片面解释。康氏既未说服那些深信儒学若与王政分离即无儒学之人，也未能说服晚辈的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尊仰孔子就等于默许专制。

孔夫子的同时代人说他“知其不可而为之”。^[355]

康也是如此。或许他比孔子所遭遇的困难更艰巨。康氏想于民国之后恢复儒学，但儒学已被攻击得无以挽救。在1920年代，论及儒学的人，很少能不存偏见，而仅取其内在的价值。结果康氏比孔子成就更少。孔圣的影响延及几千年，而“南海圣人”的影响似乎既为时甚暂而又多负面。“最后儒者”^[356]于1927年亡故，象征中国思想史上一时代的结束。

要为儒学史写下最后一章，也许仍然言之过早。将儒家学说中的最精彩部分融合于新文化中的希望也许仍然存在。^[357]

要说“中国文明已死”也许更是言之过早。^[358]

毕竟，儒学不过是先秦思想之一，从未包含一切的中国文化。此一文化的重要部分将会保存，即使儒学不能重新获得影响力。可以确定的是：只要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人研究，康有为对孔子与儒家经典的见解就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