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3 人口耕地关系与聚落体系自组织的联动机制
在传统农耕社会中，人口与耕地是农耕经济的核心组成要素。耕地对农民来讲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源。耕地的单位产出能力受到当时自然条件、劳力投入和耕作技术的多重约束。显然，一定量的耕地能够养活的最大人口量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人口的过度增长就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林盘是川西农村社会中人口与耕地的结合点所在，人口与耕地关系的变动影响着林盘聚落的生成和演化[50]。
1）川西平原人口与耕地的变动情况
（1）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社会凋敝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连年战乱及灾疫，社会经济遭受空前破坏，耕地大量闲置荒芜，人口骤降，城村残破。明万历时四川有耕地近1 348万余亩，到清顺治时只剩118万多亩，清初四川人口残存五十万左右，仅相当于现在四川一个中等县的人口数。其土地荒凉、人民稀疏的景象可想而知。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赴任由广元入蜀，所见川省境内“举目荆榛，城鲜完郭，居民至多者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及抵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51]”。
彼时的四川地荒人稀，沃野尽弃、田中草丰林茂，以至出现严重的虎患[52]。欧阳直《蜀乱》称：“（清初）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清王培荀云：“顺治十六年，重经恢复，（成都）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纵横民舍，官署不可复识，各官栖于城楼，兵则射猎于城内，蜀王府野兽聚集，二三年捕获未尽。”成都作为四川省府重地尚且虎狼伤人，可见当时川西平原广大腹地华南虎出没十分寻常。
（2）清代川西平原农田垦殖
面对清初四川这样的社会民生状况，清政府提出“安民为先、裕民为上”的治蜀方针，为维护四川社会的绝对安定和迅速恢复经济生产，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主要为：其一是鼓励流落在外的四川本地人回乡重拾旧业；其二是积极从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其三是在土地和赋税上给予移民优惠政策，承认插垦土地的所有权和入川移民的户籍，放宽对田地的起科年限等。由此，大量来自湖南、湖北、陕西、江西、广东、福建等省的民众入川垦殖。
从康熙七年（1668）到雍正六年（1728），是四川垦殖高潮前期，这时期的垦殖区主要是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的川西平原水田区，其特点是盆地唐宋旧垦区基本复垦完毕，称为“康雍复垦”。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专门派员会同四川官员前往各处按亩清丈，到雍正七年底全川勘丈完毕，丈量后耕地达4 590万亩。雍正七年（1729）后，外省移民继续流入，人口持续增加，四川垦殖重心由川西平原转向盆地丘陵低地、间隙地、和山林荒地，为垦殖高潮后期，持续到嘉庆年间，称为“乾嘉拓殖”。此后，川省农田垦殖迫于人口增长转向盆中丘陵山地上部和盆周山地，并出现梯田化趋势。
表3.2 清代成都府与川省耕地面积
（资料来源：参照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郭声波.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田垦殖［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4）：77－108.等资料，作者整理。）
至雍正七年，成都府丈量后耕地为655万亩，至此富庶便利的川西平原水田区已大部分开垦完毕。此后，川西平原的农田垦殖，围绕着（都江堰）渠堰水利整修，疏浚引流，垦辟闲隙地，改土为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耕地质量为主展开，耕地面积得到缓慢增长（表3.2）。如张南瑛任金堂，究心水利，堰有壅塞皆为疏浚、又开普利、龙尾、枧槽诸堰，引绣川河越冠紫山，开良田数千亩；关基圣任双流，劈两洞以引鲢鱼洞水，不旬日引灌双流、华阳二界田数万顷。曹焜任新都时，决渠引流，灌县西数千亩乏水之地，不数年顿成膏腴[53]。
（3）清代川西平原人口增长与迁移
随着本地人返乡和大量移民的进入，至雍正七年，成都府人口达69.5万，人均耕地面积达9.4亩。虽然雍正年间四川的人口已达到了明代人口的水平，但由于政策的原因，大规模的移民状况并没有改变，并一直持续到嘉庆年间。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进一步刺激了人口滋生。川西平原自然资源丰富，耕作条件优越，自然成为移民们争相涌入之地。到嘉庆十七年（1812），成都府人口达到383万，人均耕地面积降至1.86亩，呈现地域人口高密度的分布状况（表3.3）。如《新都县志》所言：“昔之蜀，土满为患；今之蜀，人满为患[54]”。
表3.3 清代成都府人口与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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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参照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郭声波.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田垦殖［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4）：77－108.等资料，作者整理。）
川西平原的人口数量在嘉庆年间已接近耕地环境容量的极限，迫于生存竞争的压力，此后出现了原住及滋生人口往外迁移的现象。以成都府为例：一方面，表现为成都府户数的下降，由嘉庆十七年（1812）的116.6万户降至宣统二年（1910）的82.4万户（表3.4）；另一方面，若以川省清代后期人口自然增长7.0‰计算，经过百年，成都府到清末的人口应为嘉庆十七年的2.0倍，而实际情况是仅仅为其1.07倍，可见人口外迁的数量之大（表3.5）。这一时期川西平原人口迁移的地域性表现为：一是由平原向外迁移至川省人口密度更小的川东或边缘区域，或是向云、贵、陕等外省迁移；二是平原平坝区域成都县、温江、新繁、崇宁等地人口的疏减，丘陵区域金堂、简州等地人口的上升，总体上趋向一种更为均匀的人口密度分布状态（表3.6）。
表3.4 2025年和2025年成都地区人口与户数
（资料来源：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作者整理。）
表3.5 2025年和2025年四川人口密度
（资料来源：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
表3.6 2025年和2025年成都地区人口密度
（资料来源：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林盘聚落体系自组织功能
自组织是指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在没有外力特定干预的情况下，系统内各成员协调动作，导致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联合行动，出现有序的结构，实现系统的有机运行。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是以区域内生产资源与生态环境为依托，人口、耕地和农村聚落三者比例必须平衡，才有利于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社会的有效运转。人是其中的关键成分，是这三者关系的调控者。
清代初年川西平原人口稀少、田地荒芜，说明了农村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以及土地被闲置。清前期的返乡旧民与大移民使得劳动力和土地有效地结合起来，推动了川西农村社会重建。彼时垦民得以插占大量田地，并随田地开垦而定居，再次形成川西平原聚落体系的初期骨架，为日后家族繁荣和林盘规模扩大奠定了基础。在当时的耕作条件下，大片插占的土地显然超出了插占者的耕作能力，必须招佃代耕。持续涌入的移民为之提供了条件，随后耕作方式再度回归精耕细作；川西相对稳定的气候环境和完善的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统及用水管理制度为农家独立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使得农家可以随田散居，对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投入更多的劳力，并大大地提高该地域的农业生产力。同时，移民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家族观念较之更淡，倾向于散居独居，而川西平原自清中期发展起来的密集的农村集市和乡际网络使得散居、独居获得经济和社会交往上的支撑，再次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传统生产生活之林盘模式，并促使清中期川西林盘聚落体系进一步繁衍。到清后期，川西平原的小农进一步分化，佃农增多，促进了佃农经济的发展。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押租作为竟佃的条件在川西平原十分流行，起到一种“筛选”的作用，将耕地细分到经济实力和耕作能力相对较强的佃农手中，使得耕地资源配置经常处在一种相对优化的状态，有力地调节着人口、耕地和林盘的关系。同时，清后期川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农业人口的减少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这都内在地调控着林盘聚落体系，使之相对稳定，表现了林盘聚落体系以农业生产力的有效配置为中心的自组织特征，从而维护着川西人文生态环境的平衡，维持着林盘聚落体系机体功能和川西农村社会的正常运转。
川西林盘聚落体系自组织发展与外部环境和动力等息息相关。从大的地域背景来看，清代后期川西平原人地关系的相对稳定和过度人口得以疏解与此时期川省丘陵和山地的大肆开发密不可分，后者导致了清后期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生态恶化和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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