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透明问题研究

二、我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透明思想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许多忧国忧民的思想家开始放眼世界、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西方的开放意识和民主政治思想。禁烟派官员林则徐是中国第一个放眼世界的人，他敢于打开窗户，睁眼看世界，并了解西方各国的动态。各种禁烟的戒律和惩罚措施不仅向官民公布，而且还向外国人公告，这样的举动对于一个封建官僚来说实属不易。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认为：“欲公法以足恃，必先设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他实际上就是主张将法律法规诏告天下，让普通百姓能够知晓；而且设立议院广泛了解民间意愿，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敌。他对公开法度以取得全体百姓的信任、形成天下团结对敌的局面有一定的认识，对西方国家政治清明的实际作用有一定的感触。实际上，设立议院的目的就是公开议事。议院是代表民众的机构，能够沟通天下，协调官民，最终使国家摆脱纷乱的局面。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还主张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提倡办官报，译新书，并给人民一定的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对于选拔官员，他主张公开选拔贤能，借助公开选拔来显示被选者的才能。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目前人们所经常提到的“公示制度”。

清末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在论述美国政治制度时，对其制度内包含的“公示制度”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推崇。他说：“每年各部官会议（共同商议）之际，统领将一年收支各项，言行各事出示于众，并本年未行各事亦示之于各部官。”^[9]魏源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治制度中有关财务年度公示制度显示出极大兴趣，并认为：“所有条例，统领必先遵行之，如例所禁，统领亦断不敢犯之，无异于庶民，而后能为庶民所服。”^[10]另外他还认为，“公议无不上达，斯私议息”^[11]，意谓平息私议的最好办法是健全公开议政渠道。对那种官员与百姓共同遵守法度的社会状况极尽推崇，从思想深处表达对政事公开的向往。

王韬主张设立议院，实现上下相通，民间隐情可以上达，皇天的恩惠也可以惠及普通百姓。他把议院界定为一种沟通官民的协调机构，一方面将政事公之于众，人民可以公开向议院反映各种疾苦与怨言；另一方面，民众可以对各种政策法令公开进行辩论，以及对各级政府和各级官员进行评议，以监督其有关行为。另外，他在讨论中外通商交流时强调：“通商口岸所有中外交涉案牍，往来文移，宜汇辑成书，颁示遐迩，其后更译以西文。……凡事必当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夫天下事，从未有尚虚文而收实效者。”^[12]王韬主张在中外通商过程中，将有关法律条文公之于众，以便通商之用并可以收到切实效果，由此王韬也就成为在中国最早主张在国际贸易领域法律公开、透明的政治思想家。维新派青年思想家郑观应在阐述西方国家设立议会的好处时强调：“考泰西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本斯民直道之公，为一国取贤之准。人才辈出，国之兴也勃焉。”^[13]他的意思就是说，按照西方国家的惯例，议员们的言语都公开无遗，早晨议论的事情，到晚上就可能要见诸报端，大家都能知晓，如果言语得体就会受到赞誉，而如果言语失当就会受到众人的抵制或声讨。将百姓的呼声作为一个国家选贤与能的标准，其结果是人才辈出，国家繁荣昌盛。这其实是对西方国家公务人员日常言行透明公开的一种概括和描述，字里行间表达了对西方国家政治昌明的向往，从另一个层面阐明了政务公开的功能与效果。(https://www.daowen.com)

孙中山2025年在《上李鸿章书》中这样写道：“当今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未敢遽达。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14]孙中山是希望朝廷能够广泛听取各界人士对时局的看法，放开言论禁忌，让普通百姓直陈时事。而朝廷不断采纳仁人志士的治国言论，以改变国内人心不一的局面。他假设，如果真能够如此，那么国家何愁无富强之策，若干年后，按照这样的发展思路，中国将会逐渐地和欧洲并驾齐驱了。他希望朝廷广开言论、听取百姓呼声的建议，推行政治透明化，开放言论，以利于民间及时反馈信息，实现上下一致同心，共同致力于国家强盛的宏图伟业。孙中山的话语可谓激切、中肯，道出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心声。但是，因为孙中山的身份和所处时代，加上没有官民沟通渠道，而且也没有官员能接触到这种建议，因此就不会受到重视，其结果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政治设计，有花朵而没有果实而已。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追求民主科学为己任，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高一涵在描述西方国家有限政府的过程中，对人民主权学说大加赞赏，他认为：“文明各国，皆规定宪法以制之。宪法由国家主权而生，非以限制国家自身之权力，乃以限制国家机关之权力，即规划政府对于人民布政运权之范围。政府之设，在国家宪法之下；国家之起，见于人民总意之中。政府施设，认为违反国家意思时，得由人民总意改毁之，别设一适合于国家意思之政府，以执行国家职务。”^[15]其意思是西方国家的政府都在宪法的规约下活动，宪法是用来限制政府的，而不是来限制国家权力的。当政府权力违反了国家意志的时候，人民可以通过选举更换政府，而新上任的政府必须符合国家—人民的意志。在此文中，高一涵虽然没有从字面意思提及政务公开，但是从他所极尽赞誉的民治政府来看，政府必须是在全民通过的宪法范围内活动，而宪法是经过全体百姓通过契约方式产生的，由此认为百姓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利。而知情权的满足则要求政府将一些政务活动信息予以公开，接受百姓监督。政府如果缺乏监督，限制政府权力就将成为一句空话。他从“民约”的角度阐述了人民主权，更派生出了人民的知情权，可以说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民主救国的道路上有了新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