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承创新：瑶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两难”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其共同体成员不希望本民族传统文化被湮灭，只要他们还希望保持其精神家园不被摧毁，他们就不得不思考本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事实上，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在一个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中保持其文化的民族特性的。因此，除非拥有该民族文化的那一个民族已经消亡，否则世界上不存在永远停滞不前毫无进步的民族文化，也不存在未经发展过的民族文化。文化就像一条奔腾不息地日夜流淌着的河流，其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前进的历史过程。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论是哪一种民族文化，其新陈代谢是不会停止的。当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的人们遇到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时，必然会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从传统习俗和文化惯例之外去寻找各种各样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从而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反复实践，就会不断积淀成新的传统。这一文化便由此而获得发展，并不断延续演进和充满活力。“在史前考古学所有各种不同的问题之中，考古学关于文化发展的证据的力量及一致性，是不可反驳的。”(91)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都是该民族历代文化的积累、传承、改造、补充和发展的结果。“这是一个渐进的循环往复的变动过程，也是一个民族能够长久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92)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两个基本的途径：一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二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文化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文化的相对稳定的传承与变动不居的创新这两种基本形式来实现的。传承与创新的辩证运动构成文化发展的基本表现形态。一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往往体现在其文化传承力和创新力上。
“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93)文化传承是文化保持其民族性的内在机制，也是民族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内在文化基因。社会成员正是通过习得和传承共同的民族文化而结成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这在原始的或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传承”的“传”就是传授和传播；“传承”的“承”就是继承和学习。文化传承也是文化从一代人传递到另一代人的传播过程，是文化保持其前后相继、代代相续的现象。文化传承对于民族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民族文化延续与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文化得以保持而不致消失的根本条件。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因为没有得到传承而中断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不仅不可能发展，而且，这个民族将会逐渐消亡。
既然文化传承如此重要，那么面对南岭走廊瑶族乡村文化，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传什么？由谁来传？怎么传？二是承什么？由谁来承？怎么承？关于“传什么”的问题，原则上似乎非常明确，那就是我们一贯奉行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精华、糟粕”二分法，与“先进、落后”二分法一样，面临许多难题。我们承认，瑶族乡村传统文化中存在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精华，也存在许多不适应时代要求、不适应现实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文化内容，但传统文化中更多的内容既称不上所谓的“精华”，又不是所谓的“糟粕”；既不“先进”，也不能称之为“落后”。比如，南岭地区的瑶族乡村有老人过世，他们习惯上请师公打瑶斋、念瑶经、唱祭歌、敲锣鼓、吹喇叭；出殡时由孝男或亲人拿着引路幡与禾秆火把在前面引路。这是否就是落后、迷信和“糟粕”？只有像城市里的人们那样举行追悼会、送花圈、放哀乐才是“先进”和“文明”？然而，正是打瑶斋、念瑶经、唱祭歌、敲锣鼓、吹喇叭等瑶族传统丧葬仪式，才深深地慰藉着瑶族人民的情感，寄托着他们对死者的哀思，也绵延着他们的文化传统。
事实上，民族文化的优缺点是相比较而言的。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也只是相对的。不同的人对“精华”与“糟粕”的理解会有所不同，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社会实践的发展，文化的功能和价值也会因时因地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是“糟粕”的东西，在另一条件下却可能成为“精华”，反之亦然。简单的“精华、糟粕”二分法，武断地肢解了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多层次动态发展的混合整体。以人为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尺度来判别瑶族乡村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其后果是不仅不能真正从整体上理解瑶族乡村文化和正确看待瑶族民间民俗文化，而且，在很难分辨具体民俗文化事象的精华与糟粕、先进与落后时，往往全凭政治需要或一己之好恶，主观臆断地搞一刀切。在“去除”所谓文化“糟粕”的时候，往往毁损的却是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当年被称之为封建“糟粕”必须彻底破坏的东西恰恰是今天我们在努力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对于“传什么”的问题也成了一个难题。
那么由“谁来传”是不是就很容易做到呢？如前所述，民族传统文化只能由上一代传授或传播给下一代。而在目前情况下，南岭走廊瑶族乡村随着老年人的相继离世，懂得瑶族传统文化习俗的老人越来越少，往往是“死了一个人，绝了一门艺，留下一个谜”。文化传承人日益减少，南岭走廊瑶族乡村传统文化逐渐凋零的现状堪忧。
关于“怎么传”的问题，传统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益西拉姆将其概括为四种方式：一是通过生活方式传承。即各个民族通过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具体形态展示着自己的文化，而本民族的年轻成员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自觉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影响和模塑，完全融入这种生活方式，并养成本民族成员共享的文化特性。二是通过生产方式传承。各民族在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中为谋得生存与繁衍而创造了适宜于自身的生产方式。本民族成员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通常会自觉选择祖辈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谋得生存的基本途径。这实际上也是对体现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各个不同层面的民族文化内容的传承。三是民族民间信仰传承。民族民间信仰反映着民族群体对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的理解和态度，寄托着民族情感并满足着各种复杂的心理需求。民族成员在认同和信奉本民族信仰的同时也实现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接纳与传承。四是民族节日与习俗传承。各民族的节日和习俗是展示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形态，体现着民族群体的生活态度、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群体的道德情操与传统。置身于其中的民族成员会自觉遵从和沿袭节日与习俗的种种规范，并形成特定的民族心理与民族情绪。(94)由于民族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附于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的传统节日、习俗和信仰等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而趋于瓦解。因此，南岭走廊瑶族乡村传统上的各种文化传承方式都面临巨大的困难。
至于由“谁来承”的问题，这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问题，但在今天却真正成了问题。南岭走廊瑶族传统文化当然只能由瑶族年轻一代成员来继承。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瑶族乡村的传统节日、习俗和民间信仰都遭到了破坏。瑶族乡村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逐渐迷失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传统的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不能代表现代城市生活的体面与荣耀。瑶族乡村年轻一代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疏离甚至反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继承发扬瑶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随着瑶族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变迁，大量青年进城务工，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已经“离场”的状态下，“谁来承”和“怎么承”的问题也都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95)只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和具备开拓创新精神的民族文化才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文化创新作为对传统文化模式的辩证否定，是指一定“文化的内容和结构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进行的自我更新。这种更新是通过对原有文化的内容与结构的变化，使文化得到发展。”(96)瑶族乡村文化是在较低的生产力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形成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瑶族传统文化，必然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和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滞后性。南岭走廊瑶族乡村长期以来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他们以传统的风尚习俗和社区规范来约束民族成员的自我意识和行为方式，用传统的价值观来衡量和剪裁现实生活，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封闭性。这不仅妨碍了瑶族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瑶族文化的创新与繁荣。
文化创新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最有效的手段。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实现自我更新与自我创造的民族文化，才能世代传承、永葆活力。南岭走廊瑶族乡村文化要走向现代化，就需要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和改造。这是一场极为复杂、极为艰巨、极为深刻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更不是要割断历史，而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扬弃。文化创新是要使瑶族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和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瑶族传统生活方式、人生理想、价值观念、民族精神、民风民俗的现代转换，并构建成新的文化传统。要实现瑶族乡村的文化创新，还必须培育和激活文化创新的内在机制，充分发挥瑶族乡村群众的文化主人翁作用，靠瑶族群众自己针对传统文化中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进行批判、改造和升华，实现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不断积累和进步。同时，还要依靠外来文化的不断刺激、补充、丰富和启发，在与外来文化的不断摩擦、冲突、竞争、妥协、互动、交流、融合中得到创新发展。
南岭走廊瑶族乡村的文化创新或现代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复杂的、曲折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南岭走廊瑶族乡村文化面临着传承难、创新更难的现实矛盾。如果对南岭走廊瑶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两难”问题不引起高度重视，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好，将严重影响瑶族地区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南岭走廊瑶族乡村在现有经济条件和社会状态下，没有党和政府在经济上和文化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和引导，不注重启发瑶族群众作为其民族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要实现瑶族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创新发展将是十分困难的。
【注释】
(1)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书店，2025年出版（影印），第2页。
(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432页。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64页。
(4)《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612页。
(5)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
(6)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越及办法概要》，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27页。
(7)晏阳初：《在乡建育才院开学典礼上的报告》，见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25年，第141页。
(8)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25年，第98-99页。
(9)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教育丛辑》（第1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26（4）.
(1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2025年第1，2期。
(11)马秋帆编：《梁漱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25年，第191页。
(12)《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5年，第411页。
(13)晏阳初：《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见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25年，第155页。
(14)曼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见宋恩荣主编：《曼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25年，第29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39页。
(16)《简易识字学塾章程》，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5年，第442-444页。
(17)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25年，第710页。
(18)刘锡蕃：《岭表纪蛮》，商务印书馆，2025年，第104页。
(19)黄珏等：《瑶族原始记事法管窥》，《广西民族研究》，1996（3）。
(20)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511页。
(21)（清）顾国诰等：《富川县志》（清光绪十六年刊本），成文出版社，2025年，第75-82页。
(22)李彦福等编.广西教育史料[M].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79页
(23)第四集团军政训处编印：《乡村工作须知》2025年，第17页。
(24)韦善美，程刚：《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25年，第127-128页。
(25)李宗仁：《广西之建设》，广西建设研究会2025年，第528页。
(26)《广西国民基础学校办理通则》，见《广西省政府公报》（第141期），广西省政府编辑室，2025年第1页。
(27)张家瑶：《广西特种部族的成人教育·广西特种部族教育概略》《教育与民众》（第9卷第4期）第35页。
(28)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530页。
(29)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516页、第530页。
(3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第20页。
(31)李宗仁等著：《广西建设》，广西建设研究会编，2025年，第69页。
(32)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第201页。
(33)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政训处编印：《乡村工作须知》（第二编），1937?年，第218-221页。
(34)彭兆荣，李春霞：《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和政治》，云南教育出版社，2025年。
(35)《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19页。
(36)《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摘录）（一九二三年六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22页。
(37)《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52页。
(38)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87页。
(3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123页。
(4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166页。
(41)《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170页。
(42)《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决议案》，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243页。
(43)《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245-246页(https://www.daowen.com)
(44)《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339页。
(45)《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回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布告》，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264页。
(46)《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282页。
(4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290页。
(48)《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352页。
(49)《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367页。
(50)《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554页。
(51)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564页。
(52)《中国共产党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在民主的普选运动中所提出的特区政府施政纲领》，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578页。
(53)毛泽东：《论新阶段》，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595页。
(54)《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676页。
(55)《中共中央北方局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的主张》，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677页。
(5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743页。
(57)《察哈尔各盟旗近况及察锡两盟的工作经过》，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970-971页。
(58)《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1056页。
(59)《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关于蒙古工作的总结及几项政策的规定》，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1070页。
(60)《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1113页。
(6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5年，第1290页。
(62)黄现璠：《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上），《广西民族研究》，2007（3）。
(63)黄珏：《广西民族调查的回顾》，见郝时远：《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213页。
(64)黄现璠：《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下），《广西民族研究》，2007（4）。
(65)覃乃昌：《广西民族学研究50年发展回顾》，《广西民族研究》，2008（4）。
(66)覃乃昌：《广西民族学研究50年发展回顾》，《广西民族研究》，2008（4）。
(67)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25年，第332页。
(68)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26页。
(69)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中国经济网，http：//www. ce.cn/xwzx/gnsz/szyw/200706/05/t20070605_11605531.shtml。
(70)《人民日报》，2025年9月18日。
(71)《人民日报》，2025年9月10日。
(72)《广西日报》，2025年9月16日。
(73)《人民日报》，2025年12月19日。
(74)郑谦，何蓬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2卷）（1949—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25年，第103页。
(75)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557页、第516页。
(76)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516页。
(77)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府公报》，2025年第3期。
(78)《好得很!》，《人民日报》，2025年8月22日。
(79)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3页。
(80)贺雪峰：《本体性价值缺乏是中国农村的最大危机》，《开放时代》，2008（3）。
(81)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25年，第264页。
(8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56页。
(83)李小云，赵旭东，叶敬忠：《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50页。
(84)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农民“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积成的那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677页。
(85)赵曜：《从跨文化视野看文化冲突问题》，《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86)戴逸，汪润元：《中国近代史通鉴（6）》（1840—1949），红旗出版社，2025年，第1252页。
(87)森格哈斯著，张文武译：《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新华出版社，2025年。
(88)徐圻：《冲突中的交融：论当今中国三种文化形态及其关系》，《贵州大学学报》，1998（5）。
(89)伍新林：《略谈中国大众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90)汤宇华：《大众文化与大众的文化、文化的大众化》，《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
(91)[英]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第65页。
(92)益西拉姆：《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163页。
(93)赵世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云南民族出版杜，2025年，第17页。
(94)益西拉姆：《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163-173页。
(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243页。
(96)陈闽厦等：《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6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