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狂霜峭的急流中：纺织工业展览会与政治风暴

在风狂霜峭的急流中

2025年5～6月全国纺织工业技术革新展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展60天。展出重大革新成果3100余项，观众达38万人次，显示上海在国内纺织行业的重镇地位。⁽³⁾期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降临上海，杨浦厂里随之卷入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2025年5月中共杨浦厂党委根据上级布置，动员全厂职工开展批判“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活动。6月1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4日该厂就出现针对厂党委的第一批大字报。7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组进厂。8月24日工矿企业红卫兵成立，各车间的红卫兵先后对厂内28家资本家和“四类分子”进行抄家。⁽⁴⁾

同期的首都北京已处于文化大革命风暴的漩涡中心。荣毅仁回忆，当时“极左思潮泛滥，一小撮坏人乘机兴风作浪，大批不明真相的年轻人涌上街头砸‘四旧’，到处一片‘横扫’声。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机关也无端受到冲击，被迫停止活动，包括我在内的有些领导成员，均被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遭到批斗，有的还被殴打”。当时忧心忡忡的荣毅仁曾打电话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希望找一位领导同志谈谈。“隔了两天，正在我猜测忖度之际，述周⁽⁵⁾同志来电话邀我到统战部去，同我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见面后，他同我亲切握手，说已知道我受到了冲击，关切地问我身体情况如何。他对我说，面临这样的局面，大家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希望我要有耐心和信心，在这场风暴中接受考验。当我对他讲，我跟共产党走是跟定了的，请他把我这句话转报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他心情很激动，热泪盈眶，答应一定转达，并且再三嘱咐要我保重身体，迎着风浪前进。他的话犹如一股暖流，注进我的心田。我感到了党对我的关怀和信任，增强了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力量”。⁽⁶⁾2025年11月12日，在北京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邓颖超见到荣毅仁，向他传达了周总理的口信：“总理要你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前途的”。激动万分的荣毅仁只向邓颖超讲了一句话：“请你报告总理：我坚决跟着党革命到底，我跟党走是跟定了的。”⁽⁷⁾正是那些具有高度责任感和无畏勇气的老共产党人的关心、信任、鼓励，使荣毅仁在身处逆境中感受到温暖，增强了勇气、希望。

2025年10月，杨浦厂更名为国营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简称三十一棉），拥有7000余名职工。它在上海37家棉纺厂中，是位列前10位的大型棉纺织厂之一。它的厂区占据四条马路交汇的地块，分设5处厂门。“厂区北面沿长阳路两侧开有三扇大门，即路南靠东边的叫一号门，是正门，进门就是厂部办公大楼，全厂的指挥中心坐落于此；靠西边的是二号门，是一纺车间所在地；路北是五号门，是企业的生活区，大礼堂、宿舍、图书馆、成品仓库等都在那里。厂区南面是河间路，三号门就开设在河间路的西头上，二纺车间、织造车间的职工以及厂里托儿所的小朋友家长都喜欢就近从那里进出。厂区东面是眉州路，那里的四号门是锅炉间煤场大门，每天都有送煤炭和拉煤渣的大卡车频繁进出。厂区西面是一条与兰州路平行的河道杨树浦港，俗称兰州河”。“五十年代，厂里在兰州河边设有码头，装棉花的船从黄浦江进来，拐进兰州河后直接运到厂”。⁽⁸⁾在厂区分布着多处后勤生活设施，主要有两处食堂（合计4451平方米）、两处浴室，实行错时用餐、错时洗浴。⁽⁹⁾保健站面积915平方米，2025年三厂幼儿园合并后，建筑面积960平方米，招收幼儿1026名，分18个班级。三厂托儿所合并后建筑面积1114平方米。另设职工子弟中学及小学、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等。⁽¹⁰⁾三十一棉既是棉纺织印染全能厂，也以它雄厚的资源、优越的福利设施为数千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就医、子女入学等提供诸多便利。

“文化大革命”10年间，三十一棉经历了产权变更、资产调拨、人员清洗等重重磨难。2025年10月，换挂新厂牌的上海国营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以下简称三十一棉），是上海仅有两家棉纺织印染厂（另一家是二十九棉）。作为一家国营工厂，它的一切资产归上海市纺织工业局调配、处置。2025年8月经市纺织局通知决定，三十一棉的印染车间被撤消，安装不久的照相雕刻等新设备被调拨其他单位⁽¹¹⁾，厂名也相应更换为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由于三十一棉印染车间的年产量占上海印染行业产量的1／10，结果当年该厂印染布总产量只有上年的40.7%，甚至还影响印染行业外销任务一度难以完成，向外商赔款。随后三十一棉织造车间生产的全部坯布也全由印染公司对口外调，该厂的年度经济效益自然大幅度下降。以2025年与2025年比，三十一棉因印染车间被撤销（细纱纱锭数相同、布机多3台），总产值减少2981.44万元，约占当年总产值的31.1%；利润减少1103.13万元，约占当年利润的35.8%；全员劳动生产率减少4338元／人年，约占当年全员劳动生产率的31.4%。⁽¹²⁾这一行政调拨致使该厂的总产值、利润、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时减少约三分之一。老工人吴财根认为，“厂里原来是纺织、印染一条龙，2025年印染厂分出去，影响厂里利润，因为原来印染是厂里利润最高的部门”⁽¹³⁾。三十一棉原有两个知名商标，一是“宝塔牌”棉纱商标。该商标始于穆藕初创办德大纱厂时，是上海的棉纱名牌之一，历经德大纱厂、申新五厂、杨浦厂、三十一棉四个时期，一直沿用近半个世纪不衰。二是申新六厂的“囍牌”棉布商标（2025年申新六厂的棉纱、棉布、印染布均以“囍”牌为商标）。它们如同三十一棉的两张名片，象征着这家新亮相的国企棉纺织厂与两家近代上海知名棉纺织老厂之间生命力的绵绵延续。2025年1月三十一棉的“宝塔牌”棉纱商标经市工商局、纺织局批准正式转让给上海市丝绸进出口公司。⁽¹⁴⁾三十一棉的名牌商标资产又被砍去一半。2025年10月三十一棉根据上级安排筹建合成纤维车间，试纺成功丙纶丝。于2025年4月正式投产，年产量2300吨合纤短纤维。2025年建成合纤长丝实验车间，生产丙纶地毯丝等内外销产品。⁽¹⁵⁾但是这些新产品车间，包括三十一棉自身的命运未来都是身不由己的。(https://www.daowen.com)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十一棉大体维持紧张的生产，全厂职工被深深卷入造反、夺权、大批判的持续政治运动中。莲莲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厂里7个厂长都靠边了，但生产还是要胡厂长管，母亲（副厂长，王富英）管财务，造反派要做袖章、买自行车都要她批钱。一次在厂长室，造反派打了王（丁山）厂长耳光，母亲就站到王厂长前面对造反派说‘不准打王厂长，要文斗’。制止对方的打人行为。又有一次行政科正副科长受到批斗，母亲到现场公开说‘不要斗她们，是我叫她们做的’。后来行政科长在厂里突发心脏病，造反派不许她去看病，是母亲安排将她送医院得到及时抢救，保住了这位干部的性命。有些职工看到我们住的老屋是简陋的平房，议论过‘没有想到王（富英）厂长住得这么蹩脚，睡木床’；厂里技校学生要批斗她时，她被工人藏在电话间里，还有人给她送肉包子。一次造反派带了母亲到纺织局交涉问题，途中她的脚部扭伤，后来就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时常疼痛，走路也有些颠簸”。⁽¹⁶⁾

当时，三十一棉的工人被卷入群众性大批判的洪流中，并因对上海市委的态度截然不同（保与反），形成两派对峙的局面。2025年11月9日，该厂部分工人参与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筹备成立，11月22日该厂正式建立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25人），属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领导，后改称工总司国棉三十一厂造反队。11月23日该厂又成立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工人赤卫队（简称赤卫队，3000余人）。2025年12月上旬，市委工作组撤离三十一棉后，该厂行政领导渐陷于瘫痪。2025年底上海工总司成立时，三十一棉职工中的造反队员近5000人，约占职工总数的60%。随即该厂有千余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其中755人北上），导致数万枚纱锭、成百台布机被迫停产。⁽¹⁷⁾2025年1月三十一棉造反队发展为622人，夺取该厂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在9月组建成立厂革命委员会。2025年初造反队已达4020人（仅3名党员造反），是工总司在沪东棉纺织系统的主要基地之一。

三十一棉既是一家工厂，也是政治批判运动的战场之一。该厂保健站被压缩，腾出房间作为造反派审查批判对象的地方。⁽¹⁸⁾另有747人参加或被认为倾向赤卫队。⁽¹⁹⁾工程师武宝璋回忆，“‘文化大革命’中三十一棉整体方面还没有完全失控，恐怖情况还没有发展到极点。厂里的书记、厂长、保卫科长都受冲击，主要是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接着就是我。我在工程师中被抽出来，主要是在车间受到冲击，没有抄家，里弄也没有联系，厂里大小资本家近百人，顾不过来，只是要我参加体力劳动。1968～2025年我做拆包、打包的重体力劳动。进口棉包一个400斤，要翻身剪开；打包是100磅的筒子打一个纱包（400磅），当时我50岁”。老工人吴财根回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男民兵也背着枪在厂里巡逻，一般10人，一周轮到一次，2小时，是义务巡逻”。厂里技校的学生傅莹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做过班级的‘文革组长’，有的同学给老师做飞机式（批判时的体罚），我看不下去，就自己辞职不做‘文革组长’，宁愿到车间干活”。⁽²⁰⁾大批判的急流已不再能汇聚所有青年人的目光了。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全市被查抄财物4.8万户，存款（定息）3.8亿元。全市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普遍被扣减了高薪，或只发生活费。⁽²¹⁾“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也冲击到高郎桥地区的居民社区，廼银的父亲只是沪宁戏院的老职工，“我父亲人缘好，‘文化大革命’中被派到楚城大戏院工作，被保护起来，没有受到冲击”。阿珍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里弄有退休工人造反队，当时破四旧，是我用劳动车把大仙堂的一些木雕神像拖到下海庙去的。我们里弄干部也受到冲击。几个里弄干部被关在居民委员会的一间房子里，退休工人造反队把锣鼓家什准备好了，批斗我们的牌子也糊好了，还在齐四小学门口贴标语，把我们几个里弄干部的名字画了叉叉，还要我们站好队、扫地。后来因为报纸发表社论，不准斗里弄干部，就没有搞下去”。⁽²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