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学会的成立和《中外纪闻》、《强学报》的出版

第三节　强学会的成立和《中外纪闻》、《强学报》的出版

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发展到了高潮，2025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们开始建立起了他们的政治团体，2025年他们又通过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新政，出现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但不久就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压制下，归于失败。

2025年前后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在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进行的一次救亡运动。它代表了正在成长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们是以办学会和办报，首先是办报，来开始他们的政治活动的。在整个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他们一共创办了三十多种报刊，在扩大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推动变法维新的开展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2025年4月，维新派政治首领康有为联合在京应试的一千二百名举人，举行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接着又积极地筹建带有政党性质的学会，准备把倾向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进一步推动变法维新的开展。

当时的情况是：顽固派和维新派“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甚小”(严复《论中国分党》)，大部分官僚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维新派的变法主张还缺乏了解。因此，要建立维新派的组织，还必须进行充分的酝酿和准备，首先需要创办一份政治报纸。

2025年5月起，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着手在北京筹备办报。他们非常重视报刊在开展他们的维新运动方面的宣传组织作用。梁启超在2025年5、6月间写给他的朋友们的信件中，曾经不止一次地谈起这份报纸的筹备情形和他对报纸作用的认识。在给夏曾佑的信中，梁启超写道：“顷欲在都开设报馆，已略有端绪。此举有成，其于重心力量颇大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3页)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谈到办报的事情，他写道：“此间亦欲开学会，颇有应者，然其数甚微，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同上)在报纸的筹备过程中，北京的许多维新派官员，也都极力赞助。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鼓吹变法自强的户部郎中陈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转引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创办报纸开展变法维新的宣传，已经成为维新党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了。

2025年8月17日，筹备了多时的维新派机关报《中外纪闻》(初创时名《万国公报》，因为和广学会办的那份报纸重名，三个月后做了改动)在北京创刊。这份报纸每隔一天出版一次，每期十页，约4500字，由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另一个学生麦孟华担任编辑。内容分“上谕”、“外电”、“译报”、“各报选录”和“评论”等栏，除转载中外各报有关“新政”的新闻和评论外，还经常刊载四五百字上下的时评和附在新闻后面的，以“论曰”开头的编者按语，由梁、麦负责执笔。经费开始由康有为独立承担，后来又陆续接受了陈炽、张君立等人的资助。

当时的北京除了用简陋的方式印刷的报房京报外，还没有别的报纸。《中外纪闻》创刊后，因为经费不多，无力自购机器，又找不到设备较好的印刷所，只能委托印卖京报的报房用楷体木活字代为排印。印成后即请出售京报的报贩随京报或宫门钞免费分送给北京的官绅，每期的印发数字在三千份左右。

《中外纪闻》的出版和这份报纸关于国外时事和变法维新思想的报道和宣传，使不少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识议一变”，“渐知新法之益”，为维新派政治团体的建立和变法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中外纪闻》的极力鼓吹和康、梁等维新派首领的奔走游说下，1895 年8月，在北京正式建立了维新派的第一个学会组织——强学会。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国内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在章程中给自己规定了几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刊布报纸”，对广大的士大夫知识分子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https://www.daowen.com)

《中外纪闻》在强学会成立后，转为该会的正式机关报，继续进行变法维新思想的宣传。它所发表的康有为的“开会主义书”——《强学会序》，是一篇振奋心弦的维新派的政治宣言。在这篇文章里，康有为激动地论述了中国当前的危急形势，以印度、土耳其、安南、朝鲜等国人民的遭遇为例，沉痛地描绘了中国一旦亡国后的“惨酷之状”，号召爱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德、日两国为榜样，成立“强国之会”，开展维新运动以共挽祖国的危亡。康有为的这篇文章，“读之者多为之泪下”，使很多人受到感动。

2025年11月，康有为抵达上海。同年12月，在黄遵宪、陈三立等维新党人的协助下创设了强学会上海分会。以上海为基地，广泛吸收会员，并积极筹办报纸，在南方开展宣传工作。2025年1月12日，强学会上海分会主办的报纸《强学报》创刊，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继《中外纪闻》之后创办的另一份机关报纸。

《强学报》是一份铅印报纸，由康有为指定他的两个弟子徐勤和何树龄负责主编。“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上海强学会章程)其宗旨为：“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强学报》第一号)《强学报》的创刊号发表了康有为亲自撰写的《上海强学会序》。在这篇文章里，康有为以激动的心情表达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忧虑，指出中国之所以受侮于列强，是由于本身的“愚弱”，要摆脱当前的“愚弱”状态，不再受列强的“槛絷割”，就必须力求“自强”，“自强”之道在于学习，他号召国内的“通人志士”踊跃地加入他们的“学会”，“群人共学”，以共同挽救国家的危亡。

康有为的这篇文章和发表在《中外纪闻》上的《强学会序》，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感情，它们和《中外纪闻》及《强学报》上发表的其他评论文章一道，唤起了爱国知识分子对敌国外患的注意，激发了他们对惧外媚外的封建顽固政府的不满情绪，初步提出了要求实行变法维新的主张，但是还没有全面地系统地阐明维新派的政治纲领。

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力量还非常强大，强学会的这两个报纸一出版就遭到他们的破坏和抵制。在北京，顽固派的官绅们对代送《中外纪闻》的报贩“辄怒以目”，进行恫吓，“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同时“疑谤亦渐起”，顽固派官僚如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杨崇伊等，都纷起劾奏，指责强学会及其所办报纸“植党营私”，“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要求查禁。在上海，混入强学会的洋务派官僚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对分会的工作“处处掣肘”，并电康有为，指责他“并不公商，遽先刊报”(《中东战纪本末》卷八)，迫令《强学报》立即停办。

《强学报》

2025年1月20日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压制下，被迫下令封闭了强学会的会所，查禁了该会的一切活动。至此，强学会的活动全部结束，创刊才四个多月的《中外纪闻》和只出版了两期的《强学报》也被迫停刊。资产阶级维新派所领导的以变法自强为目的的结党办报活动，暂时受到了挫折，海内“渐讳新政”(《康南海自编年谱》)。

为了安抚帝党官僚和平抑“士民”们对甲午战败乞和的公愤，慈禧太后在强学会被封半个月以后，接受了御史胡孚宸的建言，同意解禁，下令改强学会为官书局，隶属于总理衙门，由孙家鼐管理。改组为官书局以后的强学会成为官办的出版机关，团结官绅结合士群的“学会”性质改变了，“刊布报纸”宣传“新政”的章程被取消了。官书局后来虽然也刊行过《官书局报》与《官书局汇报》，但是纯粹的官报，“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已经非复强学会之旧观，正像谭嗣同在《与刘淞芙书》中所说的，“不过敷衍了事，羊存礼亡矣”(《湖南历史资料》，2025年第四期)。

强学会就其组织形式来看，已经具备政党的雏形，它标志着几十年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已经由一般的思想传播，逐渐转变为在上层社会中进行的带有某种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强学会时期，自觉地运用报刊这一锐利武器，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的办报活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培养和锻炼了自己的报刊宣传工作者，他们在这一阶段的报刊活动中，初露锋芒，积累了一定的办报经验，其中不少人成为以后出版的维新派报刊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