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超越工具理性

一、现代化中的工具理性

虽然近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但是，当理性在前进中走上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时，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现代官僚制就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官僚制的工具理性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化、行政官员的腐败等等。

在当代的政治学家、行政学家们对官僚制所作出的批评中，包含着对在当代环境下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的思考。由于韦伯在其社会史的考察中揭示了政治统治类型的合理化进程，并对近代以来的形式合理性的政府行政类型——官僚制给以充分的肯定，以至于官僚制的自然发展变成了自觉建构的过程。威尔逊是在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中植入了彻底地把公共行政的价值因素剔除出去的基因，从而使行政变成了纯粹的管理行为系统。也就是说，把公共行政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技术领域。一方面，这是科学化的总体进程所使然；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韦伯和威尔逊对现代政府的形式作了明晰的描述和规定，使20世纪的政府建构把科学化、技术化的进程推向了极致，以至于让工具理性中所内蕴的一切缺陷都暴露了出来。结果，人们开始对这种政府类型表示出怀疑，甚至不再能够加以容忍，因而，提出了希望改善公共行政和建构新的政府模式的方案。这样一来，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就不能不对韦伯的设计和威尔逊的思想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以便从中发现现有政府类型的一切缺陷的理论根源，并尽可能地去捕捉启动建构新型政府的灵感。

近代科学的数值化、定量化、规范化、精确化不仅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而被广泛接受的，而且是作为一种理性精神存在的，并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从而被结构成为一种理性的社会模式。所以，无论从社会的组织、社会的结构以及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中和每一个构成部分中的制度来看，还是从具体的每一种社会关系层面去观察，处处都可以看到工具理性原则是如何深入地渗透到了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毛孔之中的。当理性在畸形化的发展中演化成了工具理性的时候，就必然会把关注的重心放置到理性的形式方面，要求在对一切事物的审视中都去考察其形式合理性的状况，并按照形式合理性的标准去对社会进行重建。在近代以来的所有社会重建工程中，能够把工具理性应用到极致的，能够把形式合理性标准诠释到最为充分的地步的，能够在每一个事项中都自觉地按照科学化、技术化的追求去确立行动方向的，能够仅凭量化的数据以及表格去制定行动方案的，当数官僚制。

理性工具化是近代社会科学和文化发展进程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特征，根据韦伯的看法，启蒙的历史就是一部工具理性高度张扬和价值理性黯然失色的历史。也就是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到了实证主义思潮泛滥的境地，工具理性也取得了压倒一切的胜利，及至20世纪，工具理性几乎被等同于理性本身，价值理性被排挤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被工具理性所遮蔽而黯然失色。当然，理性的工具化进程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或者干脆说，它们是一个统一进程中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使近代社会的理性建构走向了工具理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工具理性推动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的高度发展，带来了现代工业与经济的飞速进步，让上帝的角色也转变为救治心灵的工具。工具理性的基本特征就是要求人的行为必须选择最有效的手段去实现既定目的，或者说，工具理性要求以手段的最优化作为理性的最高追求。诸如工艺的运用、可计算手段的改进、科学方案的严格选择等等，都被用来服务于经济利益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所以，韦伯也把理性工具化的过程称为“祛除巫魅”的过程，认为现代化伴随着“祛除巫魅”的过程，它使一切都蜕去其最后的神秘性而落入理性的计算之中。

近代社会是在反对神学和高扬理性中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的，但是，在近代社会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是关注着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有着对人类痛苦及其解脱的思考和探索。然而，在合理化进程的后期阶段，启蒙思想家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性越来越蜕化为工具理性，包含在理性中的价值关怀被完全抽象掉了。结果，整个社会设置在根本结构上变成了对人进行宰制和支配的工具，人完全成了工具的奴隶而不是主人。工具理性使社会变成了片面发展的所谓“单向度”的社会，使人成为“单面人”，人不仅受到了工具的宰制，而且成了服务于工具理性和为了工具理性而存在的工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所指出的，具有合理性的“数学的和几何学的方法，即从一般对象性前提中设计、构造出对象的方法，及以后的数理方法，就成了哲学，把世界作为总体的认识的指导方针和标准”^[3]。而且，这种量化“哲学的发展是和精密科学的发展不断地相互作用，而精密科学的发展又是和技术、生产劳动的经验的不断合理化相互作用的”^[4]。

在理性退化为工具理性的进程中，它是以科学进步的名义而从理论上对工具理性作出了肯定。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表达了这一看法，而且这种看法也可以说是贯穿于他整个思想体系的中心观点，那就是认为科学应当是完全形式化了的和工具理性化了的科学，是不应具有任何价值内容的科学。根据韦伯的意见，科学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去做出形式合理性的行动，通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通过服从理性而控制外在世界，使外在世界接受工具理性的支配。因而，对于科学家来说，就应当是“为科学而科学”，他们“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5]。韦伯甚至断言“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6]。在科学研究中是这样，那么根据科学的原则去建构我们的社会和改造我们的生活时，也同样需要遵从这种工具理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或者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被刻意地克服了价值理性的社会，是我们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去加以建构而祛除了价值理性的社会。

所以说，工具理性得以张扬之时也就是价值理性的衰落之际。随着理性的工具化，早期思想家们所期望的人的自由和解放都成了幻想。用当代哲学家们的话说，那就是价值理性交出了它作为伦理道德和宗教洞见的代理权，正义、平等、幸福等所有先前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理性所固有的内容，现在都失去了知识根源，学者们甚至根据工具理性的要求和思维方式去对正义、平等、幸福等概念进行定义，希望用量化的方式来测定正义、平等和幸福。应当说，近代成长起来的科学技术本身就包含着工具理性的内容，是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而且集中地表现在工具选择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当我们的社会进一步突出了工具理性的地位后，人生问题、价值问题、社会目标问题等等，都被排除在外了，以至于整个社会成了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异己力量，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造成了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在科学研究中，政府以课题发包的形式扼杀所剩无几的价值理性，学者以定量化的报告服务于政府，向政府证明他们作为工具的有用性。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把他人作为工具来看待，同时，也乐于成为他人的工具。因而，这个社会就得到了工具理性的重塑。

二、基于工具理性的官僚制

从资本主义早期追求生产规模、经营手段、财会制度的合理化开始，到追求消费者结构的合理化，再到追求管理体制上的合理化，甚至追求精神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的合理化，所留下的是一个朝着形式合理性方向不断努力的趋向。今天，整个社会已经被制作成无处不体现出合理性的人的生活和行为空间，在开展每一项行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建立起一整套程式化的合理性作业程序；在选择一切人的欲望得以满足的方式和途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合理性契约进行；在调整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发现和建立起合理性的规则系统。总之，人的需要和目的被默认为我们的行为的绝对主宰和无上君主，而没有什么需要和目的是不可以在理性的合理安排下得到实现的。如果人的需要和目的积聚出一种力量，促进社会朝着某个方面运动了，我们也是可以通过理性的原则来对其作出判断的，是可以运用理性的手段促进其朝着那个方向运动的，也可以运用理性的手段阻止其朝着那个方向运动。理性的安排不断地开拓出光明前景，在给人以自信的同时，也把人的自信纳入理性的范畴之中。

然而，人类陷入一种技术疯狂的境地，人类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表现出了偏执狂的倾向。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与工具理性相背离的，是从工具理性出发而对工具理性进行否定的过程。我们发现，工具理性以精密的可计算的方式去激发人的欲望，在激发出人们对一切可消费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欲望的同时，也激发出了对公共产品的无尽欲望，引发出了对政府的非理性要求和批评。此时，理性已经完全成了欲望的奴仆和工具，基于理性设计的工具在人的非理性欲望面前总是显得迟钝。站在工具理性的视角上，一切都是可以合理化的，而且只有合理化才能获得成功，只有合理化才能使一切明明白白；一切都是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的，哪怕事先要对它们做些“削足适履”的工作。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的白昼”。

韦伯常常被人们提起的是他的官僚制理论大师的身份，就是因为他在近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中揭示了官僚制作为这个进程的终点及其与工具理性的关系。但是，官僚制在人的非理性的欲望面前陷入困境，在人的非理性渴求中制造出来的复杂的和不确定的世界却让理性显得渺小。比如，人的欲望的满足使全球变暖、灾害频发，而理性又如何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呢？再比如，官僚制以其理性的效率优势而推动了社会发展，官僚制通过有效地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赋予整个社会不竭的发展动力。但是，随着差异的扩大化，经济上的不平等演化成了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也让官僚制显得无所适从了。

韦伯是出于让人不至于对合理性概念作出含混理解的目的而区分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是通过历史描述的方式而告诉我们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是如何走向形式合理性的，是通过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设计来表明工具理性之于现代社会的必要性的。就“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两个概念来看，所谓形式合理性，就是指一切由人建构的事物都合乎工具理性的原则，人在根据工具理性的原则去建构这些事物的时候，严格地按照科学态度进行，秉持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和立场，主要表现在所运用的手段和程序具有可计算性和形式上的合逻辑性。所谓实质合理性，又叫价值合理性或信仰合理性，是在人的行动中表现为立足于某种信念和理想的合理性。当人基于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去开展社会活动的时候，往往关注人的行为的建构或适应过程是否具有实质合理性，从而把合乎人的价值的行为、行动以及结果判断为是具有实质合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主要区别是，形式合理性不包含价值因素，而实质合理性却不可避免地会有着价值的表现形式，也许实质合理性并不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形式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上，但是，却相信按照价值原则和体现价值追求的行为、行动及其结果是具有形式合理性的。

拿韦伯与康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建构是对康德思想的背离。也许人们会说韦伯忠实地继承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形式主义美学主张，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康德的著述有着明确的解决其时代课题的任务意识。那就是，在康德的时代，审美领域还缺乏科学思维，他需要通过提醒人们对艺术形式的关注去使审美科学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见，那是因为，在伦理道德的领域中，功利主义已经用科学思维冲击了道德价值，所以，康德需要通过义务论的建构去维护实践理性，以求把工具理性对道德价值的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韦伯很少谈到康德，但是，作为一个学术造诣深厚的学者和思想家，韦伯不可能不知道康德的思想。因为，对于一位德国学者来说，除了康德之外，还有什么德文著作是必须阅读的呢？只不过，韦伯为了形式合理性的官僚制设计而回避了康德。根据韦伯的看法，官僚制作为近代社会合理化进程的结果所体现的是形式合理性，官僚制的功能完全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原则下的，是根据科学性和技术性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

康德是出于防范工具理性的目的而提出实践理性的概念的，韦伯则是通过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描述而发现了工具理性成长的足迹。康德的思想尽管有着广泛的哲学影响却没有得到实践的响应，而韦伯的思想却支配了整个20世纪。其原因可能正是，韦伯所描述的近代以来的社会演进朝着形式合理化的方向前进的事实决定了其学说的应用状况。就此而言，康德还没有形成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认识，而韦伯则准确地把握了他所命名的资本主义精神。所以，韦伯关于官僚制理论的建构因为反映了资本主义精神而得到了实践的响应，因为最集中地体现了工具理性原则而满足了群体性社会活动的要求，因为拥有了形式合理性而与近代以来的科学追求相一致。可见，由于韦伯顺应了近代以来社会的发展，按照资本主义精神去进行社会建构，从而使官僚制理论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能够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建构中去。不仅在政府部门、国家的政权建设和公共权力的行使中，而且在企业等私人部门的经营活动中，也可以把官僚制理论付诸实践。

具有科学和技术特征的官僚制组织就如一架庞大的机器，官僚（行政人员）成了这架机器中的部件，就如一条汽车生产线，把众多的工人集中在生产线的特定部位，让他们重复着单一化的机械动作，目的就是高效地生产某一产品。根据工具理性的原则，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也就像在生产线上进行作业一样，所需要的是“科学”态度，即排除价值因素的干扰。所以，在政府这一官僚制组织之中，行政人员虽然被称作行政管理的专家，但实际上，无非是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上的齿轮，是无意识的“行政人”。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是行政人员行为的客观保证，如果行政人员在自己的行政行为中注入了个人意识，反而会破坏官僚制的顺畅运行，会破坏官僚制的工具理性设计原则，会对行政效率产生消极影响。即使就行政人员的素质要求来看，官僚机器这个技术系统也必须体现形式合理性的原则。打个比方，当一架机器的某个部位所需要的是一个由普通钢材制造的部件时，若用高强度的合金钢材去制作这个部件，它就会对与它直接关联的部件构成威胁。官僚制要求每一个岗位上的行政人员的素质能够满足岗位要求就行了，如果某个行政人员表现出很高的素质，也同样会对与这个岗位相关联的其他岗位上的行政人员构成威胁。

可见，在官僚制的技术系统中，人被要求完全从技术的视角去看待事物，完全受制于技术的视野，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的要求去行动，以至于现代政府中一旦出了任何一种类型的问题，也总是根据技术化的思路去谋求解决的方案。当行政人员滥用权力、腐败时，则寻求可以技术化的法制；当出现官僚主义时，则谋求机构改革和组织重建的技术支持。结果，现代政府陷入了技术追求的怪圈。也就是说，越是谋求科学化、技术化，出现的问题也就越多；出现的问题越多，就会在谋求科学化、技术化的解决方案方面表现得越迫切。根本原因就在于，官僚制在整个公共行政的领域及其权力运行机制中，排除了人的价值和人的行为主体意义，而且，也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进一步地推动了道德价值的衰落。

本来，工具理性是在人类支配自然的需求中产生的，当它被贯彻到官僚制的设计之中后，依然是保留了原先那种支配自然的方式，用支配自然的方式来支配社会了。所以，在官僚制的运行中，人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工具的选择上了，当选择工具成了最基本、最主要的行动目标时，人生问题、价值问题以及全部社会目标都被排除在了视野之外。工具化、技术化在官僚制的运行中的典型化，把整个社会都推向了窒息人的生存价值的方向，排斥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自觉。人类社会所应有的公平、正义等原则如果能够被纳入量化指标体系中来的话，就可以按照技术的方式进行操作；如果不能被纳入定量分析的范畴中来，那就让它去见鬼吧。

我们知道，公共行政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人的社会生活之所以是属于人的，那是因为它无处不包含着价值因素，无处不存在着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属于人的世界就是一个价值的世界。经济是属于人的，那是因为经济的概念是不同于物质的概念的；政治是属于人的，那是因为政治领域中各种各样的活动与一个猴群中争做猴王的行为有着本质区别。官僚制是人的组织形式和组织人的社会活动的途径，当它用科学技术追求否定了人及人的价值，又怎么能够成为人的工具呢？所以，即使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看官僚制，它也是一个“不称职”的工具。

三、官僚制的逻辑

启蒙前期确实是高扬理性的时代，然而，到了启蒙后期，关于理性的认识就开始出现了分歧，思想家们开始沿着不同的方向去提出社会理性建构的方案。官僚制理论显然是基于工具理性而做出的一项社会建构，而且，它塑造了最为典型的工具理性建构范例。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极端化的表现形式，它不仅使官僚体系中的人被抽象化为没有情感以及其他精神价值的系统构成要素，而且连那些作为官僚制支配对象的人，也同样被看作是可以通过工具理性加以分析和分解的人，看作是可以加以计算的数字。比如，官僚制仅仅承认其作用对象的功利要求，即便是看到了其他方面的要求，也会被还原成功利要求，并被纳入量化的解决方案中。这样一来，似乎政府只要能够满足官僚制作用对象的功利要求，也就可以实现对他们的完全控制。所以，在一些官僚制发展得比较完善的国家，政府基于这种工具理性的认识，总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片面的功利要求方面来，并不惜通过制造泡沫经济的方式来激励人们的功利要求并使其满足。姑且不说这样做总是致使这个社会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环境状况恶化等直接后果，从西方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还带来了许许多多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当然，西方国家由于有着完整的宗教信仰基础，使它在弥补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缺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宗教信仰基础，我们简直难以想象工具理性会把西方社会导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宗教信仰是一种纯粹的价值因素，尽管西方所信奉的宗教大都实现了形式化，但其相对于人的精神的价值功能，还是不可小觑的。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官僚制因其工具理性建构所产生的各种缺陷在西方社会都是通过宗教这一价值因素而得到了一定的弥补的。这也说明，工具理性最终还是需要得到价值因素的补充的，也只有得到了价值因素的补充，才不至于酿成对社会的毁灭性破坏。但是，宗教信仰虽然是这个社会构成意义上的价值因素，却不属于理性的范畴，不是以实践理性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对于宗教信仰，如果进行专门性考察的话，人们会把它说成是精神的麻醉剂。康德在提出实践理性的概念时，其参照系也就是宗教，认为宗教是实践中的非理性状态。康德为了将伦理道德的价值与之相区分，提出了实践理性的概念。(www.daowen.com)

就西方社会的状况而言，为什么当科学发展作用于社会建构而走向极端化的境地时需要宗教这样一种麻醉剂来加以补救呢？这是一个一直令人不解的现象。其实，答案再明确不过了，那就是当科学理性被工具理性所置换之后，就走上反科学的方向，尽管它还有着科学的面目，却由于它有了比科学更科学的形式而使它失去了科学的性质。这一点也迫使它必须在宗教价值的支持下才能得以持续存在下去。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是，在一切官僚制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都可以看到其拥有比较发达的宗教仪式，而且在一切准备实现官僚制的国家中，宗教也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或者迅速地成长起一些新的宗教。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谋求政府自身的科学建构时，不应仅仅遵从工具理性的原则，不应把拥有形式合理性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应当恢复作为真正科学精神的价值。也就是说，应当告别官僚制必须在其外部寻求价值因素补充的局面，应当直接地把价值因素引入政府体制及其管理活动中来。而且，这个被引入的价值应当是理性的价值。如果公共行政的体系中缺乏这种价值的话，那么，就不可能遏制其体系之外的宗教发展，甚至有可能形成某些与之相对立的宗教势力。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社会就可能会陷入一片混乱的境地。

就官僚制自身来看，由于它根据工具理性的设计抽象掉了价值的因素，从而用抽象的形式化的框架把人隔离和定位在一个个分立的单元之中。如果说这些人之间还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这种联系也只表现为由这个抽象的形式化的框架把它们捆绑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怎么可能想象这种框架下的人还是人呢？如果他们已经不再能够被称为人的话，他们怎样去过他们的社会生活呢？特别是当官僚制组织中的人已经不能够再被当作人来对待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可以期望他们具有与社会的人相一致的人性呢？怎么能够设想他们会对人的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呢？怎么能够相信他们会为了人的利益而工作呢？怎么可以放心地把公共利益的实现寄托在他们身上呢？所以说，在那些根据工具理性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中，已经没有人了，存在着的只是官僚，这些官僚失去了人性，他们的责任只是官僚制组织中的岗位和职位责任，而不是他们作为人的责任。事实上，官僚制的科学设计要求他们只承担岗位和职位上的责任，不允许到岗位和职位之外去觊觎责任，更无需承担对社会的任何责任。当这种设计理念转化成官员个人的意识形态时，他们也就成了失心的、专事钻营的官僚主义者，成了欲求无尽的公共利益“蛀虫”。

如果在政治生态之中去看官僚制，就会发现，对于“一党制”国家的政治来说，官僚制可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陷阱。特别是在一些一党制的国家中，当其学者对政治存有异见时，试图推翻一党集权状态时，往往并不直接发表对政治的看法，而是迂回到官僚制这个非政治的话题上来，用对官僚制的赞美去作用于这个国家的政治，让一党制在官僚制的建构中走向毁灭。对于官僚制所赖以建立的工具理性，在威尔逊关于政治—行政的二分原则中得到了较好的注释，那就是，官僚体系属于传统的行政执行的范畴，是相对于政治的工具，作为目的范畴的内容都是由政治提供的，官僚体系本身只是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存在的，它只需要考虑达到目的的有效性，也就是效率，却不关心目的本身的内容。这是一个把目的与工具区分开来的思路，在理论上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思维合理性的，而在现实中，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其实，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政治与行政之间的互动或相互推动，是一切社会关系类型中互动性最强的一对关系。行政意义上的政府的状况如何，政府的行为选择等等，都对政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政治不是存在于政府之外的，政府本身就是政治活动的最主要的实体，甚至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于政府之中的，不仅是政府行政执行的目标，而且是政府行政执行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政治与行政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在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都取得了积极进展，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了。这显然是一些不懂得政治是何物的人，或者说，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认识政治的。我们认为，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的。而且，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议行合一的体制，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而把中国的行政看作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机构，是完全错误的。

西方在20世纪所极力推行的所谓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只不过是一定程度上的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之间的分离。政党政治其实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的一个极小部分的内容，如果在一党制的国家也盲目地谈论所谓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不仅是无的放矢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因为，一旦谈论政治—行政的二分，就会涉及政党在政府中的位置问题，而西方国家政党的政府外活动又是那么的清晰和明显，所以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出政党与政府相分离的意见。在一党制的国家中，如果还是根据这个思路去思考问题，那么政党与政府相分离之后，行政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确定呢？一般说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完整地照搬西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做法，那就是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前提下要求党政分离。既然党政分离了，那么一党制是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政党政治体系的，所以，就不得不倡导多党制。

由此可见，对多党制的鼓吹，可以在对工具理性的赞赏中进行，可以在提出官僚制行政体系的建构方案中达成走向多党制的目标，而在最为日常性的实践中，则可以在纯粹科学化、技术化的促进策略中进行。或者进一步地说，可以在对西方国家的所谓公务员制度的效仿中摧毁一党制国家的政治。我们可以断言，在任何一个一党制的国家，如果模仿和照搬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那么，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会逻辑地走向“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归途。这是政治思维的逻辑，也是实际行动的必然。所以，如果那些一党制的国家不希望在官僚制的建构中导致自身政治的解体的话，就必须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就需要时时处处用价值理性塑造公共行政主体。

四、工具理性的非理性

基于工具理性的官僚制建构之所以突出了形式合理性，是从属于效率目标的，而效率目标的达成，则取决于权力以及权力运行的有效性。所以，官僚制其实是一个权力本位和效率至上的组织体系。显然，工具理性只关心手段的有效性，它不关心也不愿意去证明目的的正当性，一旦公共行政的体系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建立起来，公共行政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的身份也就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已。特别是在20世纪，随着官僚制的充分发展，官僚制作为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又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工具理性化进程，并进一步地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塑造了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官僚制会在行政改革中成为改革对象的原因。

也就是说，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变动，都会向官僚制提出新的要求；任何一项社会变革，都必然要对官僚制提出挑战，要求首先对官僚制本身进行改造，把对官僚制的变革作为一切社会变革能够取得积极成就的前提和保证。不仅一切代表着社会进步方向的变革会对官僚制采取这种态度，而且，像当代西方那种在行政改革名义下所作出的一些小的技术性改动，也是在对官僚制采取了激烈的批判后进行的。总之，韦伯成了众矢之的，否定工具理性并提出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性质的人批评韦伯，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或出于进一步强化工具理性的所谓“重塑”政府的改革者，也在对韦伯说三道四。

当然，工具理性的意义是不能全部抹杀的，问题出在工具理性被绝对化了，成了在社会运行中单独发挥作用的理性，从而使社会治理片面发展，也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单向度化。社会的健全必须建立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之上，或者说，工具理性是应当从属于价值理性的，需要在价值理性所提供的目标和前提下发挥作用。我们知道，价值活动是一个从价值主体的需要开始的进程，是一个经过价值意识、价值理念、价值创造再到价值物生成和价值实现的过程。所以，在公共行政体系的建构中，必须考虑价值理性的介入。政府不仅担负着有效实现政治目标的功能，而且本身就是政治目标的确立者；政府不仅需要考虑行政行为的效率，而且要考虑行政行为之于公共利益实现的水平；政府不仅需要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去增强行政管理的技术性含量，而且需要让一切技术性的操作都体现出价值判断，成为实现某种价值追求的行动及其过程。

对政府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是过高了呢？政府有没有能力去满足这样的要求呢？我们认为，当代社会，尽管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政府体制上和行政管理方式上受到了工具理性的支配，但是，在经济活动中，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依然是不可移易的。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决定了人们必须遵循这些价值理念，需要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维护市场秩序。尽管存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分离，但是，在近代社会普遍联系的情况下，这种分离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一些孤立的存在形态，而是处在联系与互动过程中的。私人领域以及私人生活中的价值理性的状况，会反射到公共领域以及公共生活之中，需要让公共领域以及公共生活中有着同样的价值理性与之相对应。如果在公共领域以及公共生活的建构中排除了价值理性的话，那么，作为公共领域核心构成部分的政府就会失去将私人领域作为其治理对象的合法性，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当然，近代以来所建构起来的公共领域也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人们可以根据公共领域的结构而指认政治为价值理性的领域，而把行政看作是单纯工具理性的领域。事实上，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就官僚制需要在其体系外部通过民主的强化来弥补其缺陷而言，也恰恰是为了在公共领域的整体上谋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与其如此，为什么不去让公共行政自身的建构也包含价值理性呢？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分离证明，工具理性在本质上是反普遍理性的。一旦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走上了工具理性化的发展道路，就会偏离普遍理性，在呈现出排斥价值理性的特征时，也就走到了反对普遍理性的地步。这样一来，在公共领域的形式合理性背后，就会普遍地包含着从业人员的非理性行为，官僚（行政人员）们就会在反映了工具理性的法律等规则体系所留下的每一个哪怕极小的缝隙间尽情挥洒以权谋私的热情，就会用官僚主义去准确地诠释非人格化的内涵。总之，通过滥用权力和腐败行为去嘲弄系统的形式合理性，从而造成了公共权力的异化。根据官僚制的设计理念，本应是公事公办和处处以合理合法为最高准则，而公共权力的异化，则使处于公共部门某个特殊位置上的个人、机构和部门，更多地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去开展公务活动，既能以互给便利、“私事公办”、“公事私办”等合法交易的方式，也能以贪污、贿赂、回扣、走后门等权钱情法间的非合法交易的方式，为自身谋求额外利益。在社会公共资源总量既定的条件下，这些额外利益只能是私化了的公共利益。结果，在社会资源消耗的过程中增进了某些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目标却在目的合理性的名义下迷失了。

可见，基于工具理性原则建构起来的官僚制在系统的意义上排斥了价值理性，而在作为这个系统要素的官僚那里，则排斥了他们作为人的道德。但是，官僚制却无法避免非理性价值的纠缠，特别是当官僚被要求根据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设计而去把他们的行为纳入合理合法的框架中时，反而在官僚对个人特殊利益的关切中丧失了合理性。价值理性果真是韦伯所说的“巫魅”，希望用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去祛除它，然而，在从前门将价值理性送出后，却从后门将非理性的价值迎入。所以说，在任何一项社会建构之中，无视价值因素或排斥价值因素都是不可能的。关键问题在于：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因素？如果我们用“道德”一词来转换价值的概念，就会发现，所谓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所谓基于工具理性建构的官僚制对价值“巫魅”的祛除，实际上就是在系统设计中放弃了对道德的关照，在系统的运行中排斥了作为系统构成要素的人的道德。然而，当在官僚制系统的设计中失去了道德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时候，在官僚们不再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的时候，就会受到不道德行为的侵扰。

价值理性也就是理性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是理性和非理性存在的统一体，推广而言，一切在社会建构中生成的社会存在，也都有着理性的方面和非理性的方面。对理性的抑制，就会任由非理性登台表演。官僚制理论把理性拆解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用工具理性完全置换了理性，从而造成了价值理性的失落。结果，使官僚制系统中大量的非理性行为得以产生。这不仅会造成权力的异化、腐败的泛滥、公共利益目标的丧失，而且，一旦官僚制的分工体系出现了协作失调的问题后，它作为最高设计目标的效率也荡然无存。面对这一问题，如果说20世纪后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提出的摒弃官僚制的要求并未得以实现的话，那么，要求公共行政体系的重建引入价值理性应当是可行的。具体地说，在行政改革中，自觉地超越工具理性的单向度思维，从道德的视角去思考行政体系的重建问题，就能够找到价值理性回归的切入点。

【注释】

[1]［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39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2]［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14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同上书，180页。

[5]［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3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6]同上书，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