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书目”的出台，是“整理国故”的提倡者们“拿了这面旗子”向青年号召的必然行动，开具书目的第一人就是胡适。1923年3月4日，他应《清华周刊》的编者胡敦元和梁实秋等的约请，在《读书杂志》第7期上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并说明开具这个书目的目的和对象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只为普通青年人想知道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个书目，计183种，其中文学史方面的书有千册之多。
对于胡适的书目，梁启超作《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的国学书目〉》，批评他开出这么多的书目，“叫青年从何读起”？他在批评胡适的同时，也应《清华周刊》的约请，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载5月《清华周刊》），到这年的6月23、24日《晨报副刊》将他的“评”文和“要目”一并刊载。他在批评胡适开了那么多的书目的时候，自己也开了127种，可谓旗鼓相当。
这样的两套书目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反响、批评接踵而至。
吴稚晖： 在当今的世界上，“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什么叫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它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应保存的罢了”。梁先生开了一笔古董账，让学生“挟之而渡重洋，岂非大逆不道？”其结果，这些留学生就“成了一个废物而归”。（《箴洋八股化之学理》，载1923年7月23日《晨报副刊》）
梁实秋： 对于吴稚晖的文章不能同意，他反驳说：假定国学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人生观，我觉得就很有研究的价值”。因此，对于国学，“自夸”或“自卑”都是不对的，“而以为国学便是古董遂‘相约不看中国书’的思想，却也与狗屁差不多”。至于出洋学生带线装书，“吴先生以为留学生的任务只是去到外国学‘用机关枪对打’的‘工艺’，那我也就没有话说”，但除此外，留学生还是“有事可做，有事应做，那么出洋学生‘带了许多线装书出去’倒未必‘成一个废物而归’”。（《“灰色的书目”》，载1923年10月15日《晨报副刊》）(https://www.daowen.com)
吴稚晖作《答梁实秋先生》，他认为：许多祸国殃民的老国故，那些“灰色的陈腐书目，终究要不得”。我用了三年瞪开眼看，“方觉悟圣经贤传的祸国殃民，比未开海禁以前，还要厉害。若真正把线装书同外国文学，配合成了洋八股，当此洋功名盛到顶点时代，那就葬送了中国，可以万劫不复”。（载1923年10月15日《晨报副刊》）
应不应该给学生开线装书的争论是在梁和吴之间展开的。而其他一些人直接地批评了他们拿了整理国故的旗子向学生去号召的做法。
李茂生：他在《国故大家应负的责任》一文中，从教育的视角来反对“整理国故”，指责国故家侵占了教育的权利，把学生的课程也“涂上了国故的色彩，对于学生们演讲，开书目”，使得无数青年学生中了毒，“你们的祸等于洪水猛兽了”。（载1924年3月30日《文学》周报115期）
严既澄：他在《国故与人生》一文中指出：“国故，是过去的时代的人生的产品，和今日的人生没有多大的关系，实不应该再捧出来占据少年人的有限的脑力和精神。”（载1924年4月14日《文学》周报117、1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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