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白色恐怖”的文化政策

一、白色恐怖的文化政策

左翼文坛对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的文化政策，作过深刻的总结式的揭露：他们“已经给我们革命文化以最高度的压迫了，禁止书报、通缉作家、封闭书店，一面收买流氓，侦探，堕落文人组织其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文学运动，以为如此就可以使左翼文化运动消灭了，然而无效。于是就虐杀了我们的作家”。禁止书报，组织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虐杀作家是他们对付左翼文学运动的三种恶行手段。

1930年1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公布国民政府《出版法》44条，对进步报刊、杂志、书籍的出版、发行加以种种限制。1931年7月，又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25条，使《出版法》中的原则和条文更加具体化。根据这些的所谓法，单1931年就查封书刊228种。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查禁上海出版的文艺与社会书籍149种，期刊76种，牵涉书店25家。这年的5月，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6月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和《新闻检查大纲》。这些法和纲，查禁了所有有进步内容的出版物，即使能出版的也往往被删得面目全非。

鲁迅对此有过多次的揭露：审查的事，“就是不断的禁，删，禁，删，第三个禁，删”，而且“有时审得古里古怪，总要在稿子上打几条红杠子”。（《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又说：审查的人，有些是改悔了的革命的文学家，“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况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糊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又说及“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对自己和左翼作家的书屡遭查禁，对进步文化的残酷压迫，极为愤慨。他表示要继续战斗，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为赌气计，要于日内编印杂感，以破重压，此事不了，心气不平。”（《鲁迅全集·书信》）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期刊和进步文艺期刊的生存也是反文化“围剿”斗争最重要的内容。在这里，所遭受的压迫尤为突出。当时在上海出版的所有刊物，几乎都遭被查禁的厄运。没有一个能坚持下来的。但是，期刊是阵地，是喉舌。没有了期刊就没有了说话的地方。所以，鲁迅先生就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提出我们要去“夺阵地”。这是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谈到的事：茅盾的《子夜》出版后，给鲁迅先生送去一本。并谈到黎烈文编的《申报·自由谈》，鲁迅说：“黎烈文这人看起来还有点勇气，你那两篇杂文相当尖锐，他也敢登出来。”“是呀，我们应该支持他，这是从敌人那里夺过一个阵地来！”把期刊、杂志、副刊作阵地来认识，这就是战斗者在敌人高压的文化钳制的恶劣环境中，仍顽强的战斗着，及时用新的刊物的创办来替代每一份被查封的刊物的根本原因。

阵地是不能丢的，这是“左联”盟员的共识。所以，在这场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左翼文坛的办法是：你查你的，我办我的。你查封一个，我就另办一个。在“左联”存在的日子里，所办的期刊就有几十种，多数只出了一、二期，但是，它们的意义是组成了不间断的左翼文艺的“期刊链”，合着“左联”前进的脚步，顽强的战斗着，做出自己的贡献。下面这份期刊统计是这一切最生动的说明：

《萌芽月刊》，鲁迅、冯雪峰主编，自1卷3期起成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1930年1月1日创刊，1930年5月1日被查禁，仅出5期。

《拓荒者》，月刊，蒋光慈主编，1930年1月10日创刊，自1卷4、5期合刊时，列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1930年5月10日被查禁，合刊号即为终刊号。

《文艺研究》，季刊，鲁迅主编，1930年2月15日创刊，仅出这1期，即被查禁。

《艺术月刊》，沈端先主编，1930年3月16日创刊，仅出1期，被查禁。

《文艺讲座》，冯乃超主编，1930年4月10日创刊，仅出1期，被查禁。

《巴尔底山》，旬刊，“左联”机关刊物，由“左联”部分成员创办，李一氓编辑，1930年4月11日创刊，5月21日出至1卷第5号被迫停刊。

《沙仑月刊》，艺术剧社主办，沈端先主编，1930年6月16日创刊，仅出1期。

《文化斗争》，周刊，“左联”和“社联”的机关刊物，由朱镜我和潘汉年等筹划创办。1930年8月15日创刊，仅出2期被查禁。（此刊是在《萌芽》等左翼刊物被查禁的情况下，为了反击国民党当局的残酷的文化“围剿”，坚持文化斗争，建立左翼文化出版、发行阵地而创刊的。）

《世界文化》，月刊，“左联”机关刊物。1930年9月10日创刊，仅出1期被查禁。

《文化新闻》，周刊，1931年3月10日创刊，5月接受“左联”领导，成为“左联”的外围刊物。“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即由该刊首次披露。1932年“12·8”事变后，从2月3日起，按日发行战时特刊《烽火》，本年6月被查禁。

《前哨》，半月刊，1931年4月25日在上海秘密创刊（实际衍期至7月中旬出版），从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这是“左联”的一份重要的机关刊物。以它为阵地，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屠杀左翼作家，摧残左翼文艺和进步文艺的恶行进行了英勇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创刊号即出“纪念战死者专号”，纪念被反动当局杀害的五位左翼作家和左翼戏剧家宗晖，引起世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当局屠杀作家的强烈抗议。本年11月15日出至第8期被迫停刊。

《涛声》，周刊，1931年8月创刊，曹聚仁主编，1933年11月被查禁。

《北斗》，月刊，“左联”机关刊物。1931年9月20日创刊，丁玲主编。1932年7月出至2卷3、4期合刊被查封。起初，为了刊物生存和斗争的需要，有意识地把它办得较“灰色”些，但也没有逃脱被查禁的厄运。

《十字街头》，综合性的小型报纸，1931年12月11日创刊，“左联”机关刊物之一，鲁迅主编，原为半月刊，第3期起改为旬刊。1932年1月5日被查禁。

《文学》，半月刊，“左联”机关刊物，1932年4月25日创刊，仅出1期。

《文学月报》，“左联”机关刊物之一，1932年6月10 日创刊，第1、2期由姚蓬子主编，第3期起由周起应主编。本年12月15日出至1卷第5、6期合刊被查禁。

《新诗歌》，“中国诗歌社”创办，1933年2月11日创刊，先为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不定期。1935年12月1日终刊。

《艺术新闻》，周刊，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机关刊物，1933年2月17日创刊，夏伟编辑。本年3月11日停刊。

《正路》，月刊，左翼文总领导下的一份综合性刊物，1933年6月1日创刊，张耀华主编，仅出2期。

《洪荒月刊》，1933年7月1日创刊，冯润璋主编，出2期被查封。后改名为《农村月刊》，只出2期又被查禁。

《文学》，月刊，“文学社”主办，1933年7月1日创刊，第1卷由文学社编辑，第2至9卷先后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主编。它是三十年代生存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文学期刊，它和《现代》一样，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起到过特别的贡献。1937年11月停刊。(https://www.daowen.com)

“左联”在反文化“围剿”中，为了战斗的需要，也注重调整自己的策略。以《北斗》为例，它生存的时间近一年，这在左翼期刊中，比起《文艺研究》、《艺术月刊》、《文艺讲座》、《沙仑月刊》、《世界文化》等仅出一期的命运，要幸运多了。所以能有这个结果，是“左联”一开始办这个刊物，就让主编丁玲有意识地把它办得较“灰色”些，同时也注意采用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稿子。这样，就有了它较长时间的存在。（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

左翼外围进步期刊和副刊，在严格的文化钳制下，也及时调整策略。《申报·自由谈》在黎烈文于1932年12月接编后，一度革新内容，常刊载进步作家和左翼作家的杂文、短评。左翼文坛对这个副刊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特别是鲁迅先生，从1933年6月至11月，就在《自由谈》上发表了64篇杂文，这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足以表明鲁迅对这个副刊的重视。黎的编辑方向，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所不容，迫于压迫和攻击的现实形势，他很快发表了《黎烈文启示》：“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这样的启示，虽属无奈，但却是生存策略的需要。

国民党当局的文化钳制，文化摧残，文化压迫，其残酷血腥，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也是独无仅有的。一大批左翼作家，进步人士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文化环境中，为了左翼文化的开拓、生存和发展，进行着前仆后继的抗争。用顽强的战斗，书写了反文化“围剿”斗争的历史。

二、在白色恐怖中独存的《现代》

《现代》是1932年5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大型文学月刊，所以要专节谈它，是因为它在三十年代那个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在文化战线上起到其他刊物无可取代的作用，在特定的环境中发挥着它特殊的作用。不妨把它看作左翼的一个盟友。

《现代》月刊由现代书局创办，这份杂志要如何办，才能在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里生存下去，而避免被扣留、查禁，甚而至于封门的危险，从而去获得商业利益，这是现代书局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

他们选择了规避政治的立场与态度，于是，就物色了没有党派身份的施蛰存担当杂志的主编。他既不是“左联”中人，又同当局没有任何瓜葛，政治上的这一身份是首要的。其次才是业务，他早在1928年9月10日，就在上海同刘呐鸥、戴望舒共同编辑过《无轨列车》文艺性半月刊。又于1929年9月15日在上海主编了《新文艺》月刊，这两份文艺杂志虽则各出了八期，但却帮他积累了一定的编辑经验，所以他便能从容地接受现代书局的聘用。

创刊伊始，他则一人独当，主编了第一、二卷，计12期，16开本，每期10万字左右。从第3卷第1期起，杜衡参与编辑，他们两人共同编至第6卷第1期，计19期，与前计31期。至此，施蛰存和杜衡均脱离《现代》。从第6卷第2期起为《现代》“革新号”，由汪馥泉接编。“内容为综合地包括一切部门的‘文化杂志’。”（《革新的话》）已非原来的《现代》文学月刊了，出了3期，于1935年5月1日终刊。

《现代》是施蛰存的《现代》，是他贡献给三十年代文艺界的一份厚重的礼物。《现代》能获得如此评价，原因有两个。

第一，《现代》是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年代里的一块“绿洲”。

现代书局在筹办《现代》之前，曾因出版《拓荒者》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布为“宣传赤化”，要严加取缔，后虽经疏通而免遭厄运，但是，教训却是深刻的。因此，《现代》的出版方针只能是：避免党派政治斗争的立场。施蛰存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创刊伊始，他就以“宣言”式的言辞，公开表明这一立场：

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

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创刊宣言》，载1932年1日《现代》创刊号）

他用这样平凡的文字，标举起一个中间主义的立场，向当局表明这份杂志的无政治倾向性，他又以不去造成“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进一步申明政治上的无党派性。他打着“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口号，掩盖可能为当局所嗅出的政治倾向性。有了这样的表白，《现代》的编者，就得以在那个残暴的、专制的白色恐怖的文化年代，为新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做了他们能做的一份工作。

施蛰存在晚年答新加坡作家刘慧娟时，对《现代》的倾向性另有一个概括， “我们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把这句话放回到三十年代那个特定的时期去考察，“政治上左翼”，既是《现代》的政治倾向性，又是编者的政治倾向性。这样的倾向性使得编者尽可能地多选用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作品。即使像鲁迅的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样一篇政治性极强的文章，别种报刊不敢发表，而《现代》冒了风险刊用了。而茅盾的《春蚕》，同样是直指着当局的！至于“文艺上自由主义”，既是他的办刊真实的原则，又能用以掩盖政治上的倾向性。

这样，文化市场上就有了一份《现代》，从1932年5月创刊伊始，它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的存在了下来，施蛰存一人居然先办了12期，后又与杜衡一起续办了19期，前后计31期，皇皇5大卷1期，在那个文化钳制的白色恐怖的年代，这就如同广漠的沙漠里的一块“绿洲”，为这个年代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精品。

第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聚拢着作家。

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下，公开宣布没有倾向性，其实就有了倾向性。公开的宣言则是一种必须地策略，实际的操作却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不多久，施蛰存就袒露了自己的雄心：“我要《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这是我的私愿。”（载第1卷第6期《编辑座谈》）他在《现代》存在的整个三年中，他完成了他的私愿，他的这份杂志周围，云集了当时几乎所有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翻译家、出版家，这里根据在《现代》上发表作品的署名，列名如下：鲁迅、茅盾、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巴金、老舍、瞿秋白、冯雪峰、郑伯奇、何其芳、周起应、张天翼、臧克家、沈从文、夏衍、何家槐、黎烈文、靳以、赵家壁、钟敬文、叶圣陶、王统照、沙汀、楼适夷、丁玲、艾青、钱杏邨、魏金枝、胡风、李健吾、赵景深、陈伯吹、戴望舒、杜衡、穆时英、朱湘、穆木天、李长之、彭家煌、许钦文、叶永蓁、鲁彦、蒋牧良、叶紫、徐迟、黎锦明、林徽因、林庚、废名、李金发、王淑明、郑重、黑婴、徐

等。

这些作家，几乎涉及中国现代文学中所有有影响力的社团和流派：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译文社、浅草社、奔流社、湖畔诗社的；有现代派、新月诗派、新感觉派、论语派的。其中还有一批是“左联”的。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文学观念，创作风格，表现手法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创作，云集在《现代》的周围，在这个文化的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景象。

“自《小说月报》于1932年停刊之后，在上海又出现一本文学月刊，俨然是《小说月报》的适当继承者，这就是《现代》杂志。”（《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夏志清先生的这段话，是将《现代》作为《小说月报》的继承者来说的，其实，它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接力棒者。有趣的是：《小说月报》于1910年7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是鸳鸯蝴蝶派控制的一个刊物。1920年1月，茅盾担任该刊“小说新潮栏”的编辑工作，1921年1月 ，茅盾接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全面革新《小说月报》，成为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直到1931年底停刊，出至第22卷第12号。在它存在的11年间，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从草创到成长的时期，它在建设新文学的理论、发展新文学创作、译介外国文学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学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贡献。特别重要的是新文学草创期的一批文学新人正是伴着它成长起来的，并成为后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

就如同接力赛一样，《小说月报》跑完最后一棒，《现代》就把接力棒接了过来，在与《小说月报》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陪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批作者，坚持着跑到终点。这期间，正是第二个十年新文学生存发展最困难的时期，《现代》的编者们，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规避着政治风险，为新文学做着别一刊物无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