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城市人”的尴尬和乡愁

李星

本书的作者戴吉坤先生，不到二十岁就走出故乡的山水，开始了十八年的军旅生活，1999年转业进西安，现在，是陕西一家大报的摄影记者，在出色地搞好本职工作之外，他把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献给了从少年时期就曾经痴爱的文学写作。他再一次验证了笔者在长期的文学工作中所悟得的一条规律，每个曾经有过美好的文学阅读体验的人，都有过一个要把自己的浪漫而幸福的童年、可爱的故乡、可敬的父母告诉世人的作家梦想。每个人的心灵世界，都是一片丰厚的文学土壤，一有合适的机缘，这个梦想就会生根发芽，结出或甜蜜或苦涩的文学之果。这也正是在当今电子传媒无比发达，大众娱乐文化无孔不入的时代，仍然有那么多的人热爱文学、关注文学的人性根源。

但是，向往和爱是一回事，写得好不好又是另一回事。在我阅读过的所谓文学发烧友的业余创作中，固然有天赋超然，一起步就令人刮目以看的人（其实，几乎所有的大作家，包括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都是从业余作者起步的）和作品，但更多的却是迟迟不能进入文学状态，词不达意，笔不称心的遗憾。就是带着这种怀疑与期待的心情，我阅读了戴吉坤先生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并深深惊叹于他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和长篇的结构能力。如果不知道他的写作经历，我们甚至会认为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具有相当小说写作经验的作家之手。

一般来说，初学写作者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大多或以自己，或以身边特别熟悉的人为基本原型，戴吉坤的《栀子花开》虽然不可避免地融会了自己全部的城、乡生活体验，但就其主要人物高秀山来说，却是一个高度综合了的典型化程度比较高的虚构形象。它表现的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城市人在爱情、婚姻、事业等方面选择的艰难，和浓得化解不开的乡愁和心理处境的尴尬，揭示的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现象。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路遥就预见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把“城乡交叉地带”作为自己创作的总主题，但自觉抓住在愈来愈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第一代城市人的乡愁和心理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并把它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特殊的社会心理问题来表现，塑造出高秀山这样一个不无悲剧性的人物形象却是《栀子花开》的主要文学价值和贡献。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针对文坛上关于中国农村、农民题材小说创作，普遍存在的“落难公子型”（如下放、受贬干部和插队知青）写作和后来进城的农民后代写作的明显的差异，笔者提出了一个“农裔城籍”作家的概念，将陈忠实、贾平凹、路遥、张炜们 ，同王安忆、李锐、高晓声们区别开来，它至今仍是人们观察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栀子花开》中“第一代城市人”的叙事角度，同“农裔城籍”作家的研究角度，有着声息暗通，同工异曲的巧合，而这部作品又让笔者第一个读到了，实在是我和戴吉坤的文学宿命。

《栀子花开》中的高秀山是陕西东南部，毗邻鄂、川、豫的一个偏远山区农民的后代，他有幸成为自己家族，也是乡镇的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分配进省会城市的一家国有工厂，虽然只是一个与老工人一样，在车间带徒弟的挂名技术员，但工作后第一次探亲回家却仍然成为家庭和所在村子的光荣与骄傲，当他花两万多元帮助家中盖起全村第一座小楼后，更成为人们的艳羡对象。正是在这种良好的感觉下，他不无坚决地拒绝了与自己青梅竹马，又是小学、中学同学，因为差几分未考上大学的村支书的女儿李惠芹，热恋上父母是干部的同厂女工闵洁。然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却遭遇到了无钱无房的尴尬。在闵洁离他而去以后，只好与顶替工伤死亡父亲当上学徒工，母亲又是丈夫死后才进城的女工吴馨恋爱结婚。这是双方都有着相近的农村经历的一对令人赞叹的好夫妻，但在工厂被外资买断，两个人双双下岗，孩子已经有几岁以后，高秀山还是又一次体会了“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的尴尬，不仅吴馨对他冷若冰霜，就连岳母、儿子也视他为无能的外人。曾经因城乡差别、李惠芹土气而追求城市姑娘的高秀山，一次又一次被城市姑娘所轻视。固然有自身性格懦弱、保守的原因，但其根本的社会根源仍然是城乡差别，被农村家庭所拖累的第一代城市人的尴尬。

序　高秀山的另一重尴尬是其心理上浓重的恋乡情结与其又不得不愈来愈远离家乡，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城里人的矛盾。小说写了他先后六次还乡，尽管详略不同，但“自己已不属于这一方水土”的心理感觉，却越来越清晰、自觉。这种心理矛盾，是第一代城里人独特而又痛苦的心灵体验。不仅世居的城里人不会有这样的心灵之痛，就是有农村家乡概念的第二代、第三代城里人也不会有如此刻骨铭心的乡土体验。更为深刻的是，小说还写出了因为生活环境与生存方式的差异，高秀山与父亲、弟弟、妹妹之间越来越大的距离和隔膜，虽然亲情和爱仍然是那样的浓烈，但随着生命的成长，新的家庭的组成，他们究竟各自挑着别人不可替代的生活重担，面对着各自不同的命运挑战。这里表现的实际上是爱和亲情的相对性。难得的是在作品的情境中，高秀山又是一个把对亲人的责任看得很重和对初恋女友李惠芹不能忘却的人，这就更加突出了他对亲人爱莫能助的沮丧、失败感，甚至将弟弟未能补习上大学，妹妹未能上学，终于外出打工，归之于自己当初不该为了脸面在家里盖房。这就使他本来就尴尬的处境更加尴尬，本来就浓重的乡愁更加浓烈。

高秀山的第三重尴尬是当年连他也同情、怜悯的农村人竟然因为走向“市场化”而富裕起来，他念念不忘的初恋女友李惠芹的丈夫魏建锋成了在省会城市颇有公关影响的企业家，而他和妻子吴馨都成了任他驱使的打工者，虽然待遇优厚，但他内心却极不平衡。计划经济体制培养了高秀山这样一代人，宁愿忍受以国家名义的支配和贫穷，却不愿将自己的服从和劳动交付给某个个人，特别是熟人、朋友。所以当也成了茶山老板的李惠芹，以15万元礼品表示了对他和家人的关心以后，他们却并不感激。农民在改革开放、市场化中富起来，一些山里人逆转了多年的城乡观念，这条情节线，和高秀山所在国有大企业的逐步被外资兼并，他们所留恋不已的“铁饭碗”的不保，使《栀子花开》没有仅仅成为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和第一代城市人的人生命运小说，而成为一部以爱情为主要线索的社会历史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时代内涵，也使“乡愁”这种为鲁迅先生在八十年前所重视的乡土文学概念，有了新的生命。这些与主人公命运息息相关的时代背景，在小说中，并不是理念的强加，而是与人物经历命运、情感的有机融合，十分真实自然。这使笔者想起别林斯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所谓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等等人们所看重的文学要素，并不能刻意求之，作家只要现实地而不是虚假的描写了人物，它们就会自然呈现出来。当然，谁都会知道，如魏建锋、李惠芹们命运的大转变，并不是所有农村人都会有的幸运，但谁都应该承认，改革开放确实改变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的命运，因此如高秀山一样的第一代城市人的尴尬和乡愁就不会是个别的，相反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劳动人事制度的改变，私人企业的崛起，高秀山的尴尬和乡愁，就有了更大的社会普遍性和历史的深度。(https://www.daowen.com)

笔者不知道作者戴吉坤的全部人生经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有从乡村到城市的曲折生活经历，他自己就是如小说中的高秀山一样的“第一代城市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写的就是自己和一代人的乡愁和尴尬人生。这种过来人的生命人生体验，不仅使他能将主人公高秀山的心灵、痛苦，得意、失意写得如此真切自然，而且能使自己的笔墨，从容地悠游于城市和乡村的两个世界、两种生活、两组人物，毫无一些作家笔下常常出现的不平衡。国有大企业的环境和氛围与偏远山村人的生活和氛围，表现得都有一种让人如置身其境的现场感和亲切感。他以对家乡的无比的爱生动地展示了秦巴山区一年四季、白天黑夜的自然和风景，以及人们纯朴的情感；又以对工厂企业的熟悉，表现了城市工业社区的独特风貌和人情往来。他笔下绿意盈盈的陕南山乡风光，不输于名作家贾平凹和王蓬；他对城市工业社区的表现，更是独步于陕西文坛，至少笔者在近年间未读过如此生动真切的陕西工业题材小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美就是生活”。一个作家的才能不仅在于情节结构的能力，更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并将它通过生活细节表现出来的能力。首先是主人公在家乡和城市的三段爱情都写得很有特点：前者传统，但却绵长、久远，使主人公回味一生；中者浪漫，似乎十分理想、灿烂，但却在涉及主人公经济困窘面前，戛然而止；后者在开始似乎并不在主人公视野中，被工友们提起后，他也并不在乎，但却在近乎彻底闹翻的“请假”风波中，绝处逢生，死而复活，并搭“十一”全厂集体婚礼之车，而闪电结婚，并很快生下一子。正在人们为高秀山的幸福的婚姻家庭而庆幸时，却因高秀山的又一次类乎万劫不复的“铁饭碗”情结，使这艘幸福的婚姻之船搁浅并几乎倾覆。整个三次婚姻爱情过程所涉及的与李惠芹父亲、闵洁父母、吴馨母亲，以及同事工友、潘师傅、王志，甚至张文学等人物，以及这些人物在他爱情婚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所发生的曲折龃龉，无不生动、贴切、鲜活，充分体现出日常生活中的人性美、人情美、生活美。上个世纪90年代中，笔者在观看了刘会宁导演的电视连续剧《老房子》之后评价其细节说：几乎“无一处不真实，无一处不妥帖”，现在我也愿用这句话，评价小说《栀子花开》。

第二，小说中主人公的五、六次回乡的描写，并不都处于同一艺术水准线上，但起码有三次——工作后的第一次，李惠芹结婚那一次，带吴馨回家看父母，写得十分成功，构成了小说突出的生活艺术亮点。尤其是第三次，从漫漫山路上的所感，所遇，到天黑时路过泗王庙街，高秀山背吴馨，无不充盈着普通人从艰苦生活中享受的无限情趣，困难中人与人的亲近。特别是父母亲在深夜等待城里媳妇回家的情景，母亲为媳妇打水、洗脚，在送别时送500元时所说的自责的话语，等等，无不让人眼热心痛，一个伟大母亲的伟大心灵跃然纸上。如此美好而足以让任何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和细节，在高秀山和吴馨后来的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回味不已的印痕，即使在两人近乎“分居”的情况下，得知高秀山母亲去世的消息，吴馨所表现出来的痛苦和自责，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则是小说中的景物和环境描写，以及它们与人物此时此地心境的密切联系，可以说如水银泻地，行云流水，丝丝入扣，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艺术思维的周详和细密。小说透过高秀山心灵和眼光所感赏到的秦巴山区的明朗与神秘，美丽与诗意，民俗与风情，尤其是与陕北信天游迥然有别的陕南山歌，不仅表现了作者对故乡深厚的情意，还让人们看到了与以往许多文学中的黄土高原所不同的一方山水。就是工业社区，他也有着独特的发现和体验。如多次写到的城市的灯火与雪景，厂区的公共广场“百米大道”的热闹与冷清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连阴暗破败的工厂单身宿舍的绕楼白杨树，作者也不仅多次写到它们不同季节的风姿，而且让它们成为窗内人生活的见证者，不时参与到或欢乐幸福，或压抑、沮丧的主人公人生经历中来。对于第一次写长篇的人，能有如此的心思和笔墨实在令人慨叹。

原来我猜想，如戴吉坤者，原本只是要通过一部长篇小说，来表现自己对处于秦巴山区的故乡的人文自然的萦绕于心的热爱，对自己父、母亲和亲人的愧疚和怀念，但是因为记者职业所形成的对城乡变化的敏感和鲜明的社会历史观，对这种变化对如自己一样的第一代城市人的人生命运影响的不能忽视，才终于将《栀子花开》写成了一部既无愧于家乡父老，又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厚重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读了他为本书所写的后记《诗意的乡愁》和“简介”，我才明白戴吉坤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票友，而是一个有着长期的准备和积累的一次并不偶然的文学出征。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是适合戴吉坤和他的《栀子花开》的。后记中如此氤氲的乡愁情感，如此优美自然的思想传达，表现着他的文学实力。《栀子花开》也是在新的一年里，我所看到的陕西长篇小说的第一颗丰硕果实。谨以此文，祝贺戴吉坤先生小说的出版，又希望他能以此为开端，在文学创作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9年1月14日草毕

（李星：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