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闵教授和他的《古今诗选》

熊礼汇

徐天闵(1890—1957)，原名杰，字汉三，别号信斋，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幼年丧父，得外家照顾。一入蒙馆，即聪明好学。14岁考进育正学校，每年考试成绩都名列全校第一，对古典文学尤为喜好。18岁入安徽高等学堂就读，与程演生、赵纶士(赵朴初叔父)、王星拱、江韵高、武作栋、夏雷等同学。高等学堂有两位老师讲的课对他影响很深，一是胡渊如老师讲的老、庄哲学和宋学，一是徐铁华老师讲的如何做诗。学成后，徐天闵先生在安庆教过小学、中学，在杭州、天津教过私塾，在南京中央大学做过两年讲师。在中央大学，主要讲授《庄子》、《韩非子》、《离骚》和唐诗。1929年秋天，应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之聘，徐天闵先生到武汉大学文学院执教。从此，他就一直在武汉大学兢兢业业，舌耕笔耘，尽心竭力，滋兰树蕙，正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徐先生在武汉大学的教学生涯，基本上是在该校文学院所辖的中文系度过的。他在中文系主要讲授中国古代诗歌(也讲过《历代散文》)，从先秦的“古逸诗”一直讲到近代的“同光体”。每学期讲的课程名目大抵分为两类，即古代断代诗歌(如《汉魏晋宋诗选》、《四唐诗选》、《宋诗选》等)和名家诗歌研究(如《杜甫诗歌研究》、《苏轼诗歌研究》等)。后者有些像今天的诗歌专题研究课，一般是隔年轮流讲授。不过在抗战时期，徐先生只开杜诗研究，原因很简单:抗战时讲杜诗最合适。徐先生讲诗，每门课程都编有讲义，从武汉大学档案馆收藏的资料可以看出，自1930年到1940年，由“皖江徐天闵编选”、“国立武汉大学印”的各种古代诗歌讲义，就有八种之多。讲义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诗作原文，一是前人评语，一是徐先生的批评意见。后者多以“天闵案”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作按语言简意赅，或直述个人看法，或对前人看法加以辨析。所论问题具体单纯，虽多从“微观”中来，却能见微知著、由近及远。后者也有从“宏观”角度入手、对古代诗歌发展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作深入探讨的文字，它们往往长篇大论，理性概括多于具体分析。引用材料特别丰富，论述亦较为充分。上述按语、专论，无论长短，都是徐先生多年反复斟酌、深思熟虑、不断修订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对同一问题的阐述，不同版本的讲义，可能说法不尽相同。他在有些讲义中，干脆就把他的论诗见解称为“信斋诗话”，足见他对此类看法的重视和珍惜。事实上，作为近代诗学专家的徐先生，不但精通古代诗歌发展史，也精通古代诗歌批评史，而他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诗论家。

徐天闵先生不单诗讲得好，而且诗做得好。他是近代诗人，程演生就说:“同学中以诗鸣者，当推同邑徐天闵、太湖赵纶士二君。”“(徐)诗俊逸要眇……实足以抗手当代名家，而尤近范伯子(肯堂)。乡里老辈专攻诗者，若方伦叔、姚叔节、徐铁华诸先生，或犹未能过之也。”(张在军《坚守与薪传》第51页，台北新锐文创出版社2013年版)在武汉大学教授中，会做古体诗、词的人很多，中文系名声最大的是刘永济先生和徐天闵先生。他们一个擅长填词，一个擅长做诗，常有作品传播学林。据说武汉大学招收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英国剑桥大学的贾克森，就是仰慕刘、徐二位教授的名声，特地到中文系来学诗学词的。刘、徐同在一校、一系共事几十年，二人相交相知甚深，彼此时相唱和。如刘先生《奉酬天闵乐山见怀长句》云:“遥怜西蜀山川美，杜老吟多应白头。”即暗用李白《戏赠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说徐先生性喜为诗、多吟、苦吟之事。说徐诗特点，则云:“徐公秀句出寒饿，不似孟生吟苦些。斗室回旋地有余，门外宁知天小大。委随万物道自尊，屈曲人间计岂左。昂头耻受斗升怜，但愁诗好无人和。《秋怀》已据昌黎席，《遣兴》小篇复婀媠。千载傥起东坡翁，讥弹敢向夜灯唾。”(刘永济《读信斋天闵近诗，赋呈一首》，《诵帚词集、云巢诗存》第175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徐先生论诗，“最严雅、郑之辨，谓取径要端，当以大家为圭臬，如杜、韩、苏、黄等是，若袁简斋之流，非正法眼藏，则且不可学”。(胡守仁《记徐天闵先生数事》，台北《珞珈》第117期)先生生平服膺杜、韩、苏、黄，为诗上追四子，不遗余力，古体、近体，不乏得其仿佛者。故刘先生歌吟其人、其诗，直将昌黎、东坡其人、其诗阑入其中，一并言之。特别指出其诗真实、自然地表现“寒饿”生活的深切感受，“秀句”络绎，如荷出水、如种出土，不像孟郊啼寒，苦心琢磨字句的奇险冷峭。而“昂头耻受斗升怜，但愁诗好无人和”，不单说出了徐先生酷爱做诗、喜欢与人唱和的嗜好，还生动地勾勒出徐先生恪守君子固穷观念、不受人怜的名士形象。

说到徐先生为人如何，当以刘先生诗词和说明文字的表述最具权威性。前引二诗(包括对其人生策略的称赞，所谓“委随万物道自尊，屈曲人间计岂左”)，已见一斑。它如《戏成长句赠天闵、登恪、简园，且索简园酒食》云:“徐公头白未成翁，萧萧谡谡松间风。论诗说赋两第一，握槊打马皆豪雄。此手闲来抉灵秘，蟠拏字字成游龙。兴酣忽爱古人句，滔滔背诵如儿童。”(同前第200页)诗写徐先生的形貌、神态，论诗、说赋能“解人颐”的功夫，书法的妙不可言，以及童年养成的乐于背诵古人诗文的习好。处处显露出先生异乎常人的风神，和任真自得的性情。《奉答天闵见示饮王髯山居诗》云:“王髯足方略，用心书蔬间。夷然脱世纷，一壑聊自专。徐公为无为，但有茆盖顚。自言拙早计，不如髯之贤。赋诗说髯乐，汩汩如流泉。”(同前第202页)读诗，徐公对王髯隐于书、蔬遁世情怀的向往、津津乐道其妙的神态，真叫人过目难忘。《过天闵寓斋清话》云:“老眼观书明似炬，澄怀论世净无尘。泝洄月窟星源地，甲乙三唐两宋人。卫玠片言皆可宝，杜陵万卷始通神。从君乞得灵台钥，归觅衣珠足救贫。”(同前第207页)则写到徐先生学术眼光的敏锐、犀利，见识的深刻、独到。说他论学厚积薄发，能把认识的飞跃建立在读通、读活万卷书的基础上，溯源探流、上下比较，无不论自己出，片言可宝。刘先生对徐先生的治学方法似乎特有兴趣，赞美其为“灵台钥”(即打开心灵的钥匙)。《三用坚字韵酬天闵》云:“吾爱徐夫子，霜华不改妍。沉敏聊阅世，羁泊欲忘年。隐几室生白，弹棊巾屡偏。才名人尽识，捶字老弥坚。”(同前第196页)此诗亦因论诗而言及徐先生的为人。“捶字老弥坚”，自是称美天老做诗的练字工夫，而“霜华不改妍”云云，无疑是对徐先生身处险恶环境、不改君子本色的肯定。

不管是在珞珈山，还是在乐山，刘、徐都是相互敬重、相互揄扬。尤其在乐山，二人过从甚密，不时清谈、偶尔聚饮、经常唱和、动辄论学、相与筹划抵御家口寒饿之计，一起躲避日寇轰炸。(刘先生《乐山杂诗》六首之五《自注》即云:“中秋以后，无夕无空袭。天闵挈家来避，常与暝对至三四小时。寇迫，始相呼入石洞中。”)真是国难与共，时艰同尝。大抵二位先生同为硕学大师，处事待人风格略有不同。刘先生1952年6月11日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师小组会上，讨论徐先生《自我检讨报告》时，说:“昨天(徐先生)给我的启发不小，在爱好老、庄上，有与我相同之处。但他有反抗性、战斗性，比我要强。而我是颓废多些，什么事(都)不严肃，徐先生比我严肃得多，因此进步也坚定。‘年老人之可佩服，在于不为忧患、疾苦所屈服，而战胜它们。’此德人某评康德的战斗精神，可以移赠天老。在精神旺盛方面，我远不及天老。徐先生平时处事，也斩钉截铁，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往同学作诗，不给天老看，而给我看，同学就怕天老骂人，这说明我比天老随和些。”“我得天老资助处很多，我取词给他看，他给我批了，求这样朋友，很少很少。”“同辈中天老肯批评，可为我师。八老对我作诗意见，则一字不提。”(徐正榜《刘永济先生年谱》，同前第517页)有些人不大相信20世纪50、60、70年代记述高级知识分子“政治生活”文字内容的真实性，但我认为刘先生这里说的全是真话。刘、徐二位，都是正直、笃实、持守甚严的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深沉矜持，不苟言笑，一个乐观旷达，幽默风趣;一个较为严肃，一个较为随和;一个近乎刚，一个近乎柔;一个受过行政工作的历练，一个颇具散淡生活情趣。

徐先生去世后，刘先生提到徐先生，总以挚友、畏友视之，充满无限怀念之情。如其《我过倘能补》云:“前年哭天闵，今年哭光午。我友日去我，我心日酸楚。我年及耄荒，积眚如积羽。所恃惟友朋，规我不我怒。天闵我故友，窥我洞肺腑。谓我非颛愚，失或过莽卤。”(同前第232页)徐先生了解刘先生是“窥我洞肺腑”，那刘先生了解徐先生恐怕也是“彼此彼此”吧。而这正是何以在刘先生笔下，徐先生的为人特征那样突出的原因。

在刘先生写到徐先生的诗文中，有一首《满江红·寿天闵六十》，不能不读。词的上片写二人“相逢”相交、“惊心世运开奇局”、“老眼赏新红、看腴绿”的经历和感受，下片则写刘先生对徐先生为人的观感和期盼。词云:“尊有酒，盘堆蓿，棋可隐，书堪束。把养生四印，深藏珠椟。斫鼻风斤人未解，摩天巨刃谁当触?”(同前第114页)词中讲的“养生四印”，就是饮酒、进餐、下棋、读书。其中“盘堆蓿”用了典故。唐庚《除凤州教授》，设想教官生活，会以苜蓿嫩叶为蔬:“绛纱谅无有，苜蓿聊可嚼。”刘先生借以写徐先生生活的清苦。徐先生多次说过，他喜欢喝点小酒，下下围棋，最怕开会，坐久了就叫苦。他的自白实可作为刘词的注解。据说徐先生下围棋非常投入，前引刘词“弹棊巾屡偏”即为其生动写照。他棋艺高，棋瘾大，1946年7月21日，电机系学生张肃文就曾在乐山嘉乐公园茶馆与他“下了一盘终生难忘的棋”。“对局时两边挤满了同学”，很像后来公开表演赛的样子。刘同学说，赛后“我还保存着棋谱(发表于1996年1月7日《围棋报》)”。“后来我还常到徐先生家中下棋，成为忘年交”(转引自张在军《坚守与薪传》第52页)。刘先生把徐先生的小嗜好称为“养生”“四印”，可见他并不拒绝人生应有的生活情趣。至于“斫鼻风斤人未解，摩天巨刃谁当触”，前句可能指徐公“论诗说赋两第一”的高超本事而言，后句也许是指徐公做诗学杜、学韩“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而言，都是对徐公才、学、识、胆的赞美。

在太平时代，凭徐先生的教授待遇，那些小嗜好是容易满足的。应该承认，他在珞珈山，无论是青壮年时期，还是晚年，生活还是过得很不错的。三十来岁就做了教授，又会做诗，又会下棋，声音洪亮，出口成章，真是才名藉甚，风华流溢，想掩饰也掩饰不住。当年徐先生是汉剧名旦陈伯华的超级“粉丝”，每逢陈氏有新戏登台，徐先生必然盛装前往观赏。他头戴一顶白色礼帽，身着一袭白色西装，右臂挂一拐杖(抗日战争前武汉大学男性师生几乎人手一杖，手杖被视为武汉大学的第二校徽)，两只皮鞋擦得锃亮，俨然一位翩翩公子。他在剧场包厢坐定，戏不散场是决不先行离开的。几十年来，武汉大学中文系好几茬研究诗词、戏剧和音韵学的教授，都是陈伯华及其弟子的高雅观众。他们观摩陈氏等人的演出，欣赏、娱乐的同时，亦有丰富专业知识、提高艺术修养的动机。而他们的学者角色，又常常能在畅谈观感时，给演员们提供使之豁然开朗的理性认识、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如此看来，两者应是互为知音的关系，观者如徐先生辈，在两者互动关系中的地位，实非今日之“粉丝”可比。

徐先生晚年在珞珈山度过。1956年国家教育部定其为二级教授。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师梯队有所谓“五老八中十三少”的说法，徐先生名列“五老(刘永济弘度、刘赜博平、徐天闵信斋、席启駉鲁思、黄焯耀先)”之一，为国内外知名教授。可惜的是50年代一直疾病缠身，终至沉疴不起。

和多数武汉大学教授一样，徐先生在乐山的日子是最艰难的。徐先生1922年和杨令瑗女士完婚后，育有行简、行健、行嘉三个儿子。乐山时期，通货膨胀，教授们“煮字难充众口饥，牵萝何补破残衣”(刘永济《浣溪沙》，同前第59页)，徐家又无积蓄贴补，生计窘迫，可想而知。不得已，徐先生只好把该进学校念书的长子送到乐山银行去做学徒。

在乐山，徐先生生活困顿，物质匮乏，但学业精进，精神旺盛。由于他和本系各年龄段、各学派的教师们都相处得不错，又有王星拱、邵逸周、朱光潜等诸多老友同校共事，大家都能体谅他的学者气骨、诗人情怀、才子风度、名士派头，无形中给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文化生活环境，因而昂藏之气未尝一日或减。这一点也反映在他为武汉大学所写的校歌歌词中。

武汉大学校史上记有几首校歌，徐先生参与撰写的一首，写于1939年。查校史:“1939年3月3日，国立武汉大学第351次会议通过，推定徐天闵、刘博平、朱光潜三先生组成校歌撰拟委员会，由徐天闵先生召集。”由于年久失传，歌词有几种版本，据武汉大学校友袁恒昌、何淑英、刘文祥、黄一秦、吴骁等的研究，较为可靠的文字应该是:

黄鹄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

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

试选珞珈胜处，安置百亩宫室，

英隽与翱翔。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鸡鸣风雨，日就月将。

念茫茫宙合、悠悠文物，

任重道远，来日亦何长!

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

歌词采用集句手法，将古人箴言、警句连缀成篇，表达一完整意思。从歌词主题的凝练、立意的高远、形象的灵动、境界的阔大、想象的浪漫无羁、植根基础的厚实，和对古人用语的准确理解以及得心应手地为我所用，特别是在驱遣古代典故、融合今时今事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刃摩天扬”的气势，其作者实非徐天老莫属。

人们戏称歌词的结构形式是“楚头汉尾”(即以楚辞开头，以所谓汉诗结尾)，蕴含其中的，却是武汉大学一以贯之的，立足于培育人格、人才的弘毅、自强的文化精神。“黄鹄一举兮”、“再举兮”二句出自《楚辞·惜誓》，只是省去了原文“黄鹄之一举兮”的“之”字。首二句借黄鹄凌空的“一举”、“再举”，写武汉大学学子当有胸怀国家、天下的抱负。第三句由空中说到地上，点明“珞珈胜处”，不单自然带出流亡大学师生怀念故校、故地、故国的恋土情怀，还意在强调武汉大学学子植根中华热土的本色。幸有前三句的上下映衬、虚实配合，第四句才诗意更浓、回味更长。“英隽”，自指武汉大学学子。“与翱翔”，相与翱翔，既可意会为学子相与翱翔，又可意会为学子与黄鹄相与翱翔。试想学子歌吟时，借助乐声激扬、联翩浮想，定会觉得有一种内功外力推动其凌空翱翔，盘旋腾跃。到底是同学与同学比翼、还是同学与黄鹄齐飞，殊难分辨，亦不必分辨，只感觉推力无穷，飞高没有止境。这歌词是在用理想、青春、热情、力量振奋武大学子的心，洋洋乎美哉!美就美在、境界高远、活力四射。

第二段首句“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出自《礼记·学记》，原文前一句为“君子之于学也”。意谓君子对于学业，要积累、要练习，劳作、休息时要体味，闲暇无事时要涵泳。第二句中的“鸡鸣风雨”，出自《诗经·郑风》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日就月将”，出自《诗经·周颂·敬之》，原文后一句为“学有缉熙于光明”。两个成语合用，是说从事学业，不可临难而改其志，而要日久月长，积学不辍。第三、第四两句，是说一个有志青年对茫茫宇宙、人类文明事业的发展，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要准备长期的拼搏奋斗。“宙合”，出自《管子》;“任重道远”，出自《论语·泰伯》，原文前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一句。歌词虽未引进此句，却深含其意。歌词的末二句，“努力崇明德”，出自传为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之二的倒数第二句(原诗为:“努力崇明德，白首以为期。”);“随时爱景光”，出自传为苏武《古诗》四首之四的最后一句(原诗为:“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明德”、“令德”，一个意思，就是美德，指高尚、美好的道德、情操。“随时爱景光”，即及时努力，不可浪费光阴。显然，这崇尚美德、随时爱惜时光，和前面强调的理想、积学、弘毅一样，都是对武汉大学学子立身自强的基本要求。

应该承认，这首校歌产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亡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可能出自某种偶然的机缘，但它所传达的文化精神，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1939年中国所有流亡大学的心声。歌的立意自非出自一人(如朱光潜就说过“优良的校风必须养成弘毅豁达的胸襟、气宇”，《武大周刊》1941年3月23日第321期)，其修辞策略、结构形式、语词安排，也可能集中了众人的智慧，但说从歌词可以看出徐先生在乐山时的精神状态，和高超的诗歌创作艺术水平，却是没有疑问的。

前已言及，“古今诗选”是老中文系的“当家课”之一，徐先生主讲此课几十年，所编讲义七八种(包括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魏晋宋五言诗选集注》)，尽心尽力，倾注于此。可以说，他一生学术研究、教学活动、社交往来、个人影响，都与这门课程的讲授和讲义的编写大有关系。以至我们今天要认识徐先生的学问，和他为人的特点，都不能不对《古今诗选》的内容和他如何讲授《古今诗选》的方法，有一些了解。

对徐先生而言，无论课目名称还是讲义名称，“古今诗选”都有两个含义。就课程言，他讲的诗选如《四唐诗选》、《宋诗选》、《杜甫诗选》、《苏轼诗选》等，都属于“古今诗选”课程，但也确实有单独称为“古今诗选”的课程名称。就讲义言，上述古代诗歌名著选本统统属于“古今诗选”，但也确实有直接称为《古今诗选》的选本。徐先生大概一到武汉大学(1929年)就开始编两种名称的“古今诗选”，因为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署名“皖江徐天闵编、国立武汉大学印”的1930年版的《古今诗选》(卷一至卷三、卷四至卷五)、《宋诗选》(七至十)和1931年印出的《四唐诗选》(卷四至卷五)三种铅印本讲义。以后陆续编选、修订，于是我们又看到了1935年印出的署名“皖江徐天闵编、国立武汉大学印”的《古今诗选》(卷一至卷八)铅印本。但卷八以后的《古今诗选》，编成或编成得以印出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因为今日可见的徐先生编于1935年以后的讲义、著作，有三种分别印于1939年、1940年、1946年，但没用一种称之为《古今诗选》。先生既要在五六年内编出那么多其他名目的讲义，哪还有精力编《古今诗选》呢?从《古今诗选》卷五所云“唐宋元明清，中国文学系二年级用”，可以看出，卷五以后应该选到清诗为止。又从《历代诗选·序说——诗歌分期之说明》可知:徐先生“就五七言既兴以后，划分吾国诗歌为三大时期。自古诗十九首至初唐之沈、宋为各体诗建立时期，谓之第一期。唐之陈子昂至宋末遗民诗，为各体诗完成时期，谓之第二期。金之元遗山以至今日，谓之第三期”。他所谓《古今诗选》，其实仍是“古代诗选”。所谓“今”，乃“元遗山以至今日”之“今”，盖指清末(或谓近代，以郑珍为标志)而言。正因为《古今诗选》就是古代诗选，所以徐先生1939年选编《历代诗选》后，就停止了《古今诗选》的续编工作(不排除徐先生有意以《历代诗选》取代《古今诗选》)。这样，无论我们今天如何搜寻，就只能得到半部《古今诗选》的讲义了。

这半部《古今诗选》，共有八卷，所选诗作，始于古逸诗中的《伊耆氏蜡辞》，终于晚唐韩偓的《避地寒食》。其中卷一选古逸诗，卷二选汉魏诗，卷三选六朝诗中的晋、宋诗，卷四选六朝诗中的齐、梁、陈诗，选隋诗、北朝诗，卷五至卷八全是选唐诗。其编排方法，则如他所言:“余撰《诗选》，以时代相次，不分体类。”(徐天闵《历代诗选》卷二第十页)可以说，《古今诗选》是一个按时代先后排列、选有自上古到晚唐各个时段名家名作的诗歌读本。和其他诗选一样，《古今诗选》选名家名作，也常引用他人的一些说明文字或评论文字(不是每个诗人、每首诗歌都引此类文字)。时不时会用“天闵案”的形式，对引用的文字加以辨析，或径直提出自己的看法。(有的按语，在后来的《历代诗选》中称为“信斋诗话”。)它们长短不一，多是谈论诗歌艺术。这里不妨摘录若干评论杜诗、韩诗的按语，以飨读者。

此《遣兴五首》，当是禄山未乱以前，天宝末年，公在长安时所作。观“北里富熏天”等句，知在长安未破时也。旧编于乾元二年秦州诗内，恐非。(杜甫《遣兴五首》之“天闵案”)

此与上篇(指《夜闻觱篥》)皆山谷规模，特无此雄浑耳。(杜甫《发刘郎浦》之“天闵案”)

起四句叙检高所赠诗，“呜呼”八句慨叹高任蜀州时赠诗。高既北去而没，己亦留滞潇湘。“潇湘”句引起下段，“东西”八句叹己北归无期，却就高诗结语推透而出。收四句寄汉中王敬使君也。悲凉沉痛，不知所云。(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之“天闵案”)(https://www.daowen.com)

此诗一波三折，极抑扬吞吐之妙。(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之“天闵案”)

《秋兴》八章，乃七言转韵之排律耳。排比铺张，杜公本自擅长;沉着悲壮，亦是杜公本色，故此诗亦自足惊人。特杜公佳处，实不尽在此。明代作者专精务此，其不陷为肤廓庸滥不止，此终难为人道也。(杜甫《秋兴八首》之“天闵案”)

杜公长律，诚如惜抱所云，有千门万户开阖阴阳之意，然专事排比铺张，于义较侈。(杜甫《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之“天闵案”)

杜公七绝自有一种隽永趣味，与阮亭所标神韵之说不同。不得谓杜公不善七绝也，山谷专摹杜。(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之“天闵案”)

(樊汝霖曰:“《秋怀诗》十一首，《文选》诗体也。”)《秋怀诗》似从陶公《饮酒》、杜公《遣兴》诸诗化出，而古朴之笔、雄直之气，仍是韩公本色。不得以其篇幅之短，遂谓《文选》诗体也。(韩愈《秋怀诗》十一首之“天闵案”)

“芒砀”一段，加倍写法，文情极恣肆，亦复沉痛。(韩愈《苦寒》之“天闵案”)

(魏道辅曰:“公作此诗为元微之发，盖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后李故尓。”)魏说非也。微之论李、杜优劣，仍是推崇李、杜，不过先杜后李尓。于李无所谤伤，于杜尤推崇备至，更无所谤伤也。昌黎此诗，乃斥当时攻击李、杜者。大历诸公，盖衍王右丞、李东川一派，与李、杜本自异趣，陈陈相因，生气欲绝。昌黎力崇李、杜，政欲以矫当时之弊耳。(韩愈《调张籍》之“天闵案”)

韩公诗最难得如此闲适，与《秋怀诗》又别。(韩愈《南溪始泛》三首之“天闵案”)

此诗凡三段。自起至“始知命”句，因张示病中忆花诗而叹花事匆匆，张病未起。自“忆昔”至“气空横”句，因叹张与己同窜逐，幸得生还，张今又署南荒之吏，朝廷故旧，竟乏援引，生活艰窘，己亦无力振之。“今朝”以下叙寒食日出游，与首段相应，惜张之不从也。末二句，明宵趋访，不忧寒食之禁火也。(韩愈《寒食日出游》之“天闵案”)

公爱惜崔君之才，惜其未能砻磨以世事。此诗若誉若讽，诙诡万端。(韩愈《赠崔立之评事》之“天闵案”)

起至“人士稀”句，叙南楚少人，明区君不易得也。“我迁于南”句至“终何希”句，叙区君从学，由江陵而至京师，勤苦特甚。“王都观阙”句至“若发机”句，叙区君家人念远，公遂使之南归。“蜃沉海底”句至末，叙送区君勉以德业。公奖掖后进，肫挚如此。(韩愈《送区弘南归》之“天闵案”)

起四句以写为点。“自知”十句叙居长安近况，“云夫”八句叙云夫与己往还，兼叹其《望秋诗》之奇险。“嗟我”以下，期与云夫共游终南、力追甫、白也。“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惟此篇足以当之。(韩愈《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之“天闵案”)

曾氏所划段落，殊觉未当。起四句总絜，“周纲陵迟”句至“掎摭星宿”句只为一大段。公盖见《石鼓文》拓本，因以推叙石鼓之来历，并写拓本之精、文字之古，二《雅》竟未编入，深可慨叹。自“嗟余好古”句至“六年西顾”句为一大段。公盖自叙元和元年为国子博士时，曾建议移置石鼓于太学，而中朝大老不与赞许，以此六年来心颇悬悬石鼓之埋没耳。“羲之”句以下仍拟重申前议，复恐无人赞同，则石鼓亦终无人收拾而已。收四句与前四句相应。(韩愈《石鼓歌》之“天闵案”)

韩公七绝，颇有风趣。惟五、七律，均未能佳。(韩愈《晚次宣溪……酬以绝句二章》之“天闵案”)

从上述按语可以看出，徐先生对古代诗歌作品，无论写作背景、诗歌立意、兴寄所在、结构层次、修辞艺术以及风格特征、渊源所自、影响所及，无不洞彻其事，尤于诗情诗思、诗味诗境，别具会心。更为难得的是，既能了然于心，又能了然于口与手。

徐先生如何讲授《古今诗选》?欲知其事，读读他当年的同事、特别是学生的回忆文字，是有益的。这些回忆文字，说徐先生讲诗说得最简单的，是在乐山时期做过文学院院长(1939—1943)的高翰，他晚年在台北对中文系1939年毕业生殷正慈说:“徐先生是一位风流才子型的人物，他为人很是幽默风趣，讲授中国旧诗，铿然有声。”说得最详细、最生动的，是当年读外文系、听过徐先生的课、后来成了散文家的吴鲁芹先生。他说:

这时我最高兴上的一门课，是选修中文系的《古今诗选》。教这门课的徐天闵先生，是安徽人，嗓门特别大。他往往是唱着进教室、唱着出教室的，他和古今诗真可以说是浑然一体。他很少讲解，一大半时间是唱掉了的。他有时候几乎是不能自已，在说话中引用了某处诗，就高声唱起来了。对历代诗人如数家珍，就像是他同代的朋友。当然最有交情的是老杜。老杜这，老杜那，说得眉飞色舞，唾液横飞。他大约是最不讲究教学法的教授，他的治学方法恐怕也是最不科学的，但这都无碍于他的博雅精深。他唱诗的时候缓急顿挫，都带感情，尤其是嗓门儿大，感情的成分也就表现得巨细无遗。这在珞珈山文学院大楼，只要关紧教室的门，并不至于惊动四邻。后来搬到四川乐山文庙的破屋中，情形就不大一样，他一声“支离东北风尘际”，隔壁会计学戴铭巽教授的资产负债表就震得不平衡了。但是他唱诗唱了一辈子，要改弦易辙，谈何容易，而且对学生而言，唱的部分是这门课的灵魂，不能或缺的。至于邻居的安宁，下一堂再说吧。

吴先生的描述，确实生动。在他的笔下，徐先生讲诗，似乎只是“唱”(实为节奏分明、音乐感很强的朗读)，没有什么解说。关于徐先生讲诗喜欢诵读，他的学生、1940年中文系毕业的王达津教授也这样说:

在乐山时期教唐诗的是徐天闵先生。他的讲义，是选唐人的好诗，后面附以前人评语。他非常乐观旷达，上课是不对诗作仔细分析的，而是引导人们玩味。他总是大声朗诵，最后一句连读都读不出声了，跟着就说:“好啊!”这种讲法大约是沿自老传统。

另一位毕业于珞珈山武汉大学中文系、后来又在乐山武汉大学中文系做过四年讲师的学生胡守仁教授，则说:

先生授课，只提示诗篇大意，至警策处，即付之吟咏，尽抗坠之节，谓从中可以领悟旨趣所在，不烦详说。“衡说诗，解人颐。”先生亦然。先生兴会所至，每喜于讲授之际，插入抨击时政语。声情激越，不知忌讳。当时文网颇密，而先生得以无事者，因知其无党派关系，未曾有恶意故也。予与同班生邓钟伯，因受先生熏陶，喜为诗，常偕往先生家请益，多在星期六晚餐后。及将告辞，辄言为时尚早，留至熄灯铃响始去。先生为人平易，常谓吾辈不必叙师弟子礼，而以朋友相待。其不拘形迹有如此者……先生批改学生作业，尺度甚严，其圈点极有分寸。不加点者最下，等而上者，加点，加圈，加联圈，联圈不轻加，一篇之中有一得联圈，则作者喜形于色矣。(上述四人回忆文字，引自张在军《坚守与薪传》第50页、51页)

从这些回忆文字可以看出，徐先生讲《古今诗选》，上课时大半时间都在吟诵诗歌。由于他声音洪亮，兴之所至，或高声朗诵，或低声密吟，自己陶醉其中，满座亦因之陶醉其中。故听课者对他“唱诗”印象特深，仿佛他讲诗只是“唱诗”。以致后来有人写文章，径称其为“喜好唱诗的大嗓门教授”。像吴鲁芹先生用近乎描述小品的笔墨“叙事”(有人据以写成“一讲到……他更是眉飞色舞，边唱边跳起来”)，似乎很肯定徐先生的唱诗，把听他的课当做一种“享受”，且有意回护说:“他大约是最不讲究教学法的教授，他的治学方法恐怕也是最不科学的，但这都无碍他的博雅精深。”其实，他并不明白徐先生“唱诗”的妙谛所在，也不理解吟诵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作用和意义。只是皮相式地记述了他“看热闹”所见到的演出场景和快感，而徐先生借“唱诗”所要显现的诗心、诗骨、诗情、诗境，很可惜，都一股脑儿随声消失了。

大抵前辈学者讲诗讲词讲文，都爱吟诵。黄侃在北大讲课，爱诵诗，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学生也情不自禁地唱和，于是北大校园“黄调”盛行。据说唐兰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词，是先将词用无锡腔调曼声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接下来就是赞扬:“好!真好!”这首词就过去了。俞平伯先生精通昆曲，在清华讲词，诵词特有昆腔味。他拿了书，摇头晃脑地诵读，有时闭了两眼，遗世而独立。蓦地睁开眼，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有的学生想听他细说好在哪里，他又读起另一首词来了。黄焯先生在武大讲韩愈的古文，也是诵读有声，有板有眼。神理气味，应声而出。一句读罢，犹觉余味未尽，不禁捋须叹曰:“好!实在好!亏他写得出!”(据彭未成先生回忆，徐先生1953年给他们一班同学讲诸子散文，也是诵读铿然有声。诵读完毕，常说的话是:“好啊!真是妙不可言。”)从前，用诵读方式讲中国古代诗文的教授很多，朱光潜先生不单用诵读方式讲中国文学(此人古文基础极好)，还用诵读方式讲外国诗歌。当年在乐山武汉大学外文系听课的学生回忆说:“有一堂课，我们读的是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忧伤》，朱先生的声音由平稳转入微弱，他取下眼镜，闭目诵读下去，竟至哽咽。当我们再抬头看他时，他已把书合上，转身疾步出了教室。当时朱先生大约五十岁左右吧，平日多半是一幅不苟言笑的神情，而我们却看到了他感情深厚的真性情。”“朗诵尤其出色，他微闭双眼，声音带颤，气运丹田，全身投入。朗诵《西风颂》时，朗诵出西风的兴云雨，发雷电，摧枝折叶，撼海震天。全篇流走的神韵与横扫波涛、陆地、天空，独特的艺术气势，高昂时音调铿锵，眼神闪亮;低微时节奏流畅，嘴涌出碎沫。”(引自张在军《坚守与薪传》第105页)

前辈学者为什么讲授古代诗文、甚至讲授外国诗歌都爱借助诵读手段呢?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与他们对诗文内外之美成因的认识有关。

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很少有不承认文学创作和作家生命活动的密切联系的，多认为诗文或以情为主，或以理为主，无不蕴含作者的精、气、神、情，它们融结为诗文之魂，也决定诗文的风格、表现艺术。其中，声调、音节尤能显现其特点。诗歌不用说，它与音乐本来就有一种天然联系，其情感的表达，在在离不开音韵的变化。古文创作也讲究言词的声韵美，并将这种美的创造和作者神气的健旺与否联系在一起。韩愈就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刘大櫆更是明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韩、刘所言，涉及古文本体论、古文创作论，由此自然会引出相应的古文鉴赏论。又由于上述诗、文生成的本体论，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基本相似，故两者鉴赏理论亦有相通处。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历来诗文家都曾用到后来为桐城派大力提倡的因声求气法。

所谓“因声求气”，有两个层面的用意。一是用以解决如何读懂诗文、如何领略其美的问题;一是用于解决如何向他人显示、传达诗文之美的问题。如何领略诗文之美?姚鼐说:“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与陈硕士书》)刘大櫆说如何诵读:“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论文偶记》)曾国藩也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神远之韵。”(《谕纪泽》)简言之，就是通过诵读走进作者心灵之门。徐先生对桐城派论文、论诗的意见，和所谓“因声求气”法是比较相近的(这也是《古今诗选》引用该派人士诗话内容较多的一个原因)。他认为诗歌表现的是人心中最真挚的情感，它是诗人对人生、生活最深切的体验。读者因声求气，就是通过诵读去体验诗人曾经有过的体验，去捕捉、感受诗人心灵深处曾经有过的细微的颤动。刘大櫆说诵读的高境界，是进入作者角色，感同身受，彼此无间。朱光潜先生则说诵读进入境界，不单情绪不能自已，筋肉也会运动，他说:“领悟文字的声音节奏，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我读音调铿锵、节奏流畅的文章，周身筋肉仿佛做同样有节奏的运动:紧张，或是舒缓，都产生出极愉快的感觉。如果音调节奏上有毛病，我的周身筋肉都感觉局促不安，好像听厨子刮锅烟似的。”(《散文的声音节奏》，《谈文学》第70页，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朱先生诵读诗文时的感觉，我们都曾有过，只是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可以说，徐先生对古代诗文的透彻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因声求气”的诵读之功。而且他是终其一生，不断诵读，不断深化对诗文的理解，这从刘永济先生说他“兴酣忽爱古人句，滔滔背诵如儿童”，即可得到证明。

作为向他人显示、传达诗文之美的诵读，是可以称之为“教学法”的，而且是一种不错的教学方法。不过实行这种教学法，对教者、学者都有相当高的要求。对教者而言，他必须对所讲之诗的立意、情景、妙处乃至词句，十分熟悉，十分了解;诵读的感受十分强烈，十分清晰，既能沉浸诗的“内美”之中，又能跃然于外，对诗作“全体”的审视和理性的说明。对学者而言，则需要对欲学之诗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即做一些预习的功课，最好是有些粗浅的感受和或多或少的问题(朱光潜先生就要求先生听课前一定要预习，“要求同学细心研究每首诗的主旨、布局、分段、造句和用字，务求读懂，不放过一字一句”)。这样的“学者”听这样的“教者”诵读诗文，自然会心甚远，于乐趣之外，兼得理趣，效果可想而知。据说，张廉卿(裕钊)初见曾国藩，曾氏为之朗诵王安石《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声之抑扬诎折，足以发文之指趣，廉卿言下大悟。自此研讨王文，笔端日益精进”(宋晶如、张荣注释《古文辞类纂》卷四十八引吴汝纶语)。张裕钊在曾门四弟子中，古文做得最好。他的曾老师给他上的第一课，就是用的以声求气的诵读法，而且教法效果不错。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徐先生讲诗喜欢吟诵，就是“最不讲究教学法”。其实，他是在用一种兼具感悟、启发功能的教学法，激活学子之心，动其情思，增其悟性。用这种教学法讲诗，最可怕的，一是教者对所讲之诗没有学养方面的积蓄，所谓诵读，只是表情木然地照本宣科。一是学者对所学之诗一无所知，既无些许心得，又无问题可问，与其说是听课，不如说是想看“表演”。两种情况，遇到一种，都会坏事。试想，一位认真准备的饱学之士、一个对一首诗每个字词、音节都涵泳有得的教授，给一群对所讲之诗一无所知的学生诵读诗歌，声情再美，恐怕也是对牛弹琴，听者至多不过留下“摇头晃脑”、声音高高低低的印象而已。所谓“斫鼻风斤人未解”，实属必然。至于没有学养、照本宣科式地诵读，无异于和尚念经，无论听者有无准备，此课必砸无疑。

徐先生就不同了，他是积学深厚的学者，对古代诗歌作品理解之深刻、细致，非一般学者所能比。他的诗歌修养，不但见之于他对古今诗歌创作理论方面的深刻见解。如著名女词人沈祖棻就说过:“尝与千帆论及古今第一流诗人(广义的)无不具有至崇高之人格、至伟大之胸襟、至纯洁之灵魂……前此间徐天闵先生亦尝言及:‘文学之事，修养为难，技巧甚易。聪慧之士，用功不出五年，可以完成矣。’蕙风亦言当于词外求词，所谓修养与学力也。”(《致卢兆显》，引自《坚守与薪传》第50页)还见之于他在多种诗歌选本中所写的专论、所引用的前人的众多评语，以及他所作的颇具学术个性的按语(本文有意多引，即为加深读者印象)。这些都充分说明，徐先生讲《古今诗选》，他的吟诵是以积学为后盾的，或者说，他是将平日所得点点滴滴都融进到了抑扬顿挫的声调中。其声调的些微变化，无不映现出他体验古人诗中诗情、诗境时心灵颤动的强弱。吴鲁芹先生说徐先生讲诗，“他一声‘支离东北风尘际’，隔壁戴铭巽教授的资产负债表就震得不平衡了”。仿佛是徐先生的“嗓门儿大”，把上会计学的学生吵得不安心了。其实徐先生所读杜诗的下一句是“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写的是杜甫安史乱中流亡夔州的感受，徐先生一句饱含流亡教授悲哀、无奈之感的“漂泊西南天地间”，难道不会引起同样“漂泊西南”、上会计学的流亡学生的共鸣吗?所以我要说，徐先生讲诗，其诵读之所以能震动人心，是靠他的学问，靠他对古人心境的真切体验，靠他的激情，靠他的心，而不是靠他的嗓门!

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讲古代文学的教授中，徐天闵先生的诵读是很有名的。海内外前辈学者、20世纪50年代就读武汉大学的“同学翁”，一提到中文系的“五老”，就想到徐天老;一想到徐天老，就想到他的《古今诗选》;一提到《古今诗选》，就想到他声如洪钟般的诵读。我这里特别要说明一句，就是诵读并非徐先生讲《古今诗选》的惟一方式，它只是先生讲诗提示诗篇大意、介绍创作背景、分析结构层次、品味意境之美等诸多环节中的一环。这个环节很重要，把握得好，不但能活跃课堂气氛，还能收到不是讲解、胜似讲解的效果。因为严格地说，诗是不能讲的。现在大学教授讲诗，通行的办法，是“三段论(时代背景、主题思想、写作特点)”式的“理论分析”加上“嚼饭喂人”式的“串讲”。用这种方法讲诗，师生感觉都不怎么好。而这种方法长传不衰，原因恐怕既在教者，也在学者。如果要有所改变，我们是否能从徐先生讲《古今诗选》的方法中得到一些启发呢。

最后交代一下《古今诗选》校订的情况。前已言及，虽然《古今诗选》作为铅印本讲义，从1930年到1935年，武汉大学印过多次，但武汉大学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中文系资料室，都没有一套完整的在同一年印制的《古今诗选》(含卷一至卷八)。只有1930年印的《古今诗选》(卷四至卷五)、1935年印的《古今诗选》(卷一至卷三)、(卷五至卷六)，后来幸好在一家网购公司购得1935年印的卷七、卷八，而1935年印的卷四却始终找不到。于是我们和出版社商定，以1935年印的卷一、卷二、卷三、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和1930年印的卷四，作为校订、印行《古今诗选》的底本。校订主要是用沈德潜的《古诗源》、《唐诗别裁》，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唐人选唐诗》十种，《全唐诗》，陈沆《诗比兴笺》，方东树《昭昧詹言》，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以及相关的别集，各种诗论、诗话，诗歌注本，作为参照加以核对、辨析。凡先生用字有根据者，一律照用，错讹显然，则必改无疑。有一点要说明，就是徐先生引用前人评语，并非字字照钞不漏，倒是不乏取其大意而词自己出者。故读者诸君若引用本书材料(包括诗作)，请务必查检原文。

2013年9月6日武昌南湖山庄梅荷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