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亮
第一次读钱钟书先生的皇皇巨著《管锥编》是1983年。我叹服钱先生古今中外融会贯通，信手拈来便成妙文的能耐，他所具有的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实为常人所不及。我继而把钱先生的其他著作竭力搜寻，潜心啃读。俗话说“爱屋及乌”，出于对钱先生的敬仰，连带他夫人杨绛的著作也视为珍宝，四处寻觅。就因为这么一寻，倒确实寻到了一宗珍宝。
我购得杨绛女士的《回忆两篇》一书，其中，《回忆我的父亲》是她回忆父亲杨补塘的一篇很感人的文字。不知怎么的，一边读，一边觉得里面讲的事挺熟悉的。看到篇末，有一个附录，是杨老先生的好友侯皋生写的挽词五首及附识。“侯皋生”三个字一跃入我眼帘，不觉心头一热，立刻明白了我先前的感觉的原因——侯皋生乃是我的外祖父。我曾听我母亲说起过外祖父有一位好友姓杨，常在一起研讨诗文，但不知杨姓好友就是杨绛的令尊大人。我外祖父于1904年由官费派往比利时学习铁路专业。他一生酷爱诗、书，诗作甚丰。新中国成立前，外祖父和杨老先生常在上海复兴公园晤面，他对杨老先生的学问以及精于说文音韵之学颇为倾心，加上又是无锡同乡，遂结为挚友。
外祖父1960年逝世后，舅父曾把他的诗作收集成册，题名“侯皋生先生遗诗”，油印数份，分赠亲友，以志纪念。我母亲至今仍藏有一册。我查阅后发现，其中虽然也收有上述挽词，只是个别字已有改动，但附识却不见收录。因此，幸亏杨绛女士的精心珍藏，我们才得以重睹先人的遗文，虽然只是一篇六百余字的文字，但对我们来说，送回的无异于一宗珍宝了，应该衷心感谢的。(https://www.daowen.com)
杨先生在文章中写道：“读他的挽词，似乎惋惜我父亲的子女不肖，不能继父学。”可是我想，如果外祖父在天之灵有知，看到好友的子女虽未承父学，但在文学领域中却建立了如此辉煌的丰碑，一定会由衷地欣慰而挥笔重书的。有一次，我和母亲开玩笑：“外祖父是留学生，你是大学生，我只是高中生，我们是一代不如一代啦!”因此，说到不肖，我才是外祖父的不肖之孙呢!
“文革”期间，外祖父家被抄，他一生耗尽心血收藏的数千册中外文书籍，转眼间一扫而空，包括他的诗稿手迹也难逃劫数，荡然无存。这固然令人痛心，但我们也感到一丝宽慰：幸好外祖父谢世早，如果“文革”时尚健在，嗜书如命的他看到心爱的书遭如此践踏，恐怕不是活活气死，也“是会被红卫兵打死的”(杨绛语)。
我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也不到一年，应该说他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可奇怪得很，我竟也同外祖父一样嗜书如命，家藏中外文书籍千册，十年前也曾胡乱吟过几十首歪诗，遗传因子真是不可思议。倘若我不爱读书，便不会去读杨绛女士的《回忆两篇》，不读此书，也就不会重获这篇附识。这是偶然，抑或是缘分，我说不明白，也许两者都有那么一点儿吧!
(作者单位:浙江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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