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

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

在新闻传播学科的各个分支中,中国新闻史研究起步较早,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有关中国报刊史的文章,如《邸报别于新报论》(《申报》,1872年）、《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王韬,1876年）、《中国各报馆始末》(李提摩太,1895年）等。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也发表了一些同类文章,如《本馆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1901年）、《苏报案纪实》(章士钊,1908年）、《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胡汉民,1909年）等。这些文章,或描述史实,或史论结合,但总的看来,数量不多,论题零散,论述浅显,远不足以使中国新闻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在《东方杂志》上连载,并作为附录收入《上海闲话》一书于同年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它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起步。从1920年开始,上海、厦门、北京等地一些大学陆续创办报学系或新闻系,《中国报学史》或《中国新闻事业史》成为一门必修的课程。教学的需要,直接推动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当时正在上海《时报》任职的戈公振(1890—1935）,于1925年应聘在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讲课,《中国报学史》一书就是他在教学过程中收集资料撰写的,1926年6月定稿,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与此同时,一些历史较长的报纸,纷纷出版纪念书刊,如《时报馆纪念册》(1922年）、《最近之五十年》,即《申报五十周年纪念》(1922年）、《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1923年）等。这些书刊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

当然,更具重要作用的是,当时的新闻界、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热心的研究者和积极的支持者。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新闻史在学术研究领域中逐渐显露出来,朝着独立发展的方向迈进。这些人士当中,最为突出的是戈公振。他在编报的同时,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邹韬奋曾以“迷”字为题^[1],撰文赞扬戈公振收集报刊史料的专心致志精神。在撰写《中国报学史》时,戈公振曾向马相伯、丁福保、郑振铎等名家请教,还在上海《时报》上刊登《访求旧报》广告。

正是在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中国新闻史研究加快了步伐,产生了像《中国报学史》这样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在《中国报学史》出版前两个月,即1927年9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蒋国珍著《中国新闻发达史》。这两部书,都对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但戈著将近30万字,篇幅超过蒋著一倍多。在内容、结构、体例、历史分析等方面,戈著均占优。所以,《中国报学史》问世后,《大公报》、《生活》周刊等报刊都作了评价,予以肯定和推荐。该书曾多次再版或重印,日本新闻史学者还将它译成日文出版。

戈公振曾说：“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中国报学史》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的精心之作。应该说明的是,戈公振将英文Journalism一词译为“报学”,当时已有一些学者将它译为“新闻学”。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以评述报纸历史为主,也评述了杂志、通讯社、新闻教育、新闻法规等方面的历史,因而是一部全面的中国新闻史著作。这部著作对中国新闻史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在多方面有自身的特色和优点,以下列举其中三个主要方面：

(1）史料丰富,多为第一手资料。由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打下了扎实的资料基础。书中的许多材料,至今仍被广泛引用。

(2）对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从汉唐到民国初期,作了梳理和评述,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由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设计了第一个理论框架。

(3）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由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表明中国新闻史研究应该朝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发展。

《中国报学史》历来为中国新闻学者所看重,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2]。同时,中国新闻学者也看到,这部书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对于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社会作用以及经验教训等,论述太少；关于四个时期(官报独占、外报创始、民报勃兴、报纸营业）的划分,缺乏科学依据；不少史料有差错,1995年中国新闻出版社重版本的附录《史实订误》中列举了154条,实际不止此数。

《中国报学史》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在学术上标志着中国新闻史已走上整体的、系统的研究轨道。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它为后来者的研究开拓了道路。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要达到建立独立学科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后,在20世纪30、40年代,我国处于连年战争的环境之中,学术研究的条件极为艰难,中国新闻史研究同许多学科一样,发展缓慢。其间,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只有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等数种,没有出现具有全局意义的突破性成果。胡道静的著作记叙了《上海新报》、《申报》等报纸的历史,为个案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忙于各项除旧布新的实务,学术研究相对滞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虽未全面开展,但大学新闻系仍继续开设中国新闻史课程,50年代初开始出版一些史料书,如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补编）,其中挖掘、收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新闻史料。1955年,马列学院(即中共中央党校）开办新闻班,编写中国报刊史教材成为它的重要任务之一,由此拉动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展开(以现代为重点）。在胡乔木的指导下,该班教员于1956年初编写了《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初稿》。胡乔木看过这个初稿后认为：报刊史应以报刊发展的历史为主；报刊史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报刊工作者进行思想教育；报刊史是新闻业务教育中的一门极重要的课程。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讨论这个大纲初稿,与会者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如,整个报刊史应该贯串一个中心思想,可以从秦汉写起,各个时期应有一个突出的中心,要阐明革命报刊的作用,要写报纸发展状况(包括少数民族报纸的状况）,要写报纸的文字体裁和风格,要写报纸业务,要写著名报刊活动家和著名报刊,要写报刊干部培养,等等。围绕大纲与教材的编写,马列学院新闻班还收集与整理了大量现代报刊史料。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马列学院新闻班编写教学大纲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显然不同于戈公振时代。可惜新闻班在1957年下半年停办,人员调出,大纲编写工作中断。但是,研究工作转移到其他单位继续进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运用和发展了马列学院新闻班的成果,在1958年至1960年间,两校新闻系分别编写了《中国现代报刊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两书,贯彻了马列学院新闻班教学大纲的精神。马列学院新闻班的一些成果,也陆续面世,如1958年先后发表的《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李龙牧）、《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丁树奇）等,都是扎实的个案研究。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前期,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新闻史的研究。前辈新闻工作者潘梓年、许涤新等回忆了《新华日报》的历史,夏衍、邓拓、廖沫沙等也畅谈了报纸工作经验。这些都为深入研究提供了生动的材料,然而也有些人把这看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切正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都停止了。而极“左”的新闻观点却风行全国,尽显盛气凌人之势。1968年9月1日发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极“左”的新闻史观的代表作。它全面否定1949年以来的新闻宣传的革命性及其成就,认为建国初期的新闻宣传是“为实行资本主义鸣锣开道”,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是“自由化”,60年代更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由此,党的报纸(包括机关报）,如《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之类,都成了“旧报纸”,都应该被封、被冲、被夺权；邓拓、吴冷西、梅益等,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清除。这篇文章,颠倒是非,专横武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可以“立此存照”。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一些成果很快就问世了,其中有不少是多年的积累。如方汉奇的《报刊史话》(1979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的《中国广播史料选》(197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的《人民的喉舌——邹韬奋论报刊》(1980年）等。1981年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1983年出版的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都是多年研究的力作,史料丰富,论述全面,是本学科领域中具有基础性的著作。1979年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创刊、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大学》等杂志和1980年创刊、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新闻学论集》丛刊,都发表了不少新闻史论文。

1985年出版的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著作。李龙牧(1918—1996）曾经是马列学院新闻班教员,是《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初稿》的起草者之一,1957年后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他的这部《史稿》,注重史论结合,贯彻和发展了马列学院新闻班教学大纲的精神,着重阐释新闻宣传的政治思想倾向与社会作用(特别是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从马列学院新闻班的大纲到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一次尝试。其特征是,以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为主线,着重评述新闻宣传的原则与内容,分析新闻宣传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于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点,由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历史描述转向历史分析。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又一次突破,它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成为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较为稳定、成果较多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大纲的思路指引下撰写的专著与教材(包括李龙牧的《史稿》）中,乃至在课程教学中,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主要是：对于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与业务经验阐释太少；有些部分重复或演绎革命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内容；在某些问题上,有“左”的观点。这些问题的出现,也同大环境、政治气候有关。1957年以后,强化了“左”的观点。

人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是在8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新闻史研究正在恢复与重新起步,一面整理已有成果,一面反思既往。80年代后期,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历程。由方汉奇主持的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编写工作启动,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迈向新阶段开始的标志。编写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项目,从1987年通过立项、确定架构、组织编写队伍,到1992年、1996年、1999年分别出版第一、二、三卷,前后共12年,有来自24个单位的47位学者撰稿,全书共263万多字。这部多卷本,集中展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果,既全面阐释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又系统评述了新闻宣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总结了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它的优良传统和新闻宣传发展的自身规律,其篇幅之巨大、内容之丰富、材料之厚实、建构之完整,都是同类著作所未有的。它的问世,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突破。至此,中国新闻史研究有了三次突破。这三次突破,各有特点,各从不同方面对中国新闻史研究中重大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大致上说,第一次主要在新闻史料和新闻事业发展沿革描述方面,第二次主要在新闻报道内容及其社会政治作用的评析方面,第三次主要在新闻事业自身发展及其经验评述方面。每次突破都把中国新闻史研究推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三次突破的成果,还有其他许多研究成果,包括台港澳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3],使得中国新闻史成为一门颇有积累的独立学科。在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中国新闻史是具有较为扎实基础、能够持续发展的学科之一。(https://www.daowen.com)

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首先是研究队伍壮大,成立了专业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研究队伍从原先的高校教师为基本力量,发展到几个方面人员的结合,即社会科学研究专业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以及各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的新闻研究人员）、新闻单位的研究人员(新闻单位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地方新闻志编写人员、离退休的老新闻工作者和高校新闻院系教师等多方面的人员,汇合成一支强大的研究力量。1992年6月,成立了以推动中国新闻史学术研究发展为宗旨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它是经民政部批准的一级学会,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史学术团体。此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设有史学研究会(史学会）,还有一些媒体史的研究团体,如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晋绥日报史学会等。

其次,学术阵地扩大,学术研讨活动增多。各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主办的新闻传播学类刊物,如《国际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大学》(复旦大学）、《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4],以及《新闻学论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论坛》(南京大学）等,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新闻史的文章。全国性的新闻刊物《新闻战线》(人民日报社）、《中国记者》(新华通讯社）等,也时有刊载。中国新闻史学会出版了不定期的会刊《新闻春秋》,各地新闻志编写机构也出版了史料性的刊物,如《重庆报史资料》、《武汉新闻史料》等。新闻史研究的学术活动,也时有举行,其中有全国性的,如中国新闻史学会多次举办研讨会,广播电视史学会每年都开研讨会；也有地方举办的,如上海市在1991年举办的“抗战时期上海新闻史学术讨论会”和1992年举办的“纪念《向导》创刊七十周年暨发扬党报传统学术研讨会”等。还有为历史上著名报刊,如《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拂晓报》等举办的研讨会。

再次,成果丰硕,展示了学科的风貌。在70年代以前,新闻史论著寥寥无几,而80年代以来,新闻史学科的论文、著作、教材、回忆录、工具书等,纷纷问世,生动地体现了学科发展的形势。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诸类：1.通史。除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外,还出版了数种属通史性质的专著,各校的教材也都是通史。1995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国家教委高教司编）,是一个通史教学大纲,也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科中仅有的一个由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制订的指导性大纲,成为各校编写教材的依据。2.断代史。已出版数种中国当代新闻史专著与教材,如《中国当代新闻事业》(钟沛璋主编,1997年）、《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方汉奇、陈业劭主编,1992年）等。对先秦、唐、宋、明、清各朝代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都有专著问世。3.专史。出版最多的是广播电视史著作,如《中国解放区广播史》(赵玉明主编,1992年）、《中国电视简史》(郭镇之著,1997年）等；有关媒体和人物的史书也出版了不少,如《延安〈解放日报〉史》(王敬主编,1998年）、《邵飘萍传》(华德韩著,1998年）等；新闻法制、广告、编辑、评论等方面的历史,都出版了专著；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也在积极开展,1994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白润生编著）。4.地区史。各地都在编写新闻志、广播电视志,其中有不少已出书,还出了一些专著,如《上海新闻史》(马光仁主编,1996年）、《江西苏区新闻史》(程沄主编,1994年）等。5.图史。新华通讯社在1991年出版的《新华社六十周年(1931—1991）》,是一本以图片为主的史书；2000年问世的《新中国传媒50年(1949—1999）》(许中田总主编）,是图文结合的史书；而王绿萍编辑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幻灯片》,则是以图片为主,辅以文字说明的直观教材。6.工具书与史料书。工具书如《中国报刊辞典》(1992年）、《中国近代报刊名录》(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1991年）等；史料书如《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1979年）,《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编,1982年）、《戈公振年谱》(洪惟杰编著,1990年）、《〈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1949）大事记实录》(方蒙主编,1993年）等。此外,还出版了通俗读物,如《报界档案系列》(方汉奇、李彬主编,1999年）是一套丛书,共10种。

综上所述,中国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三次突破和1980年以来的进展,已经建立了较为扎实的学科基础,使得中国新闻史成为一门独立的、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它毕竟是后起的学科,进入发展期也仅有20多年,学术积累不多,而空缺的课题却不少。随着时代的前进,还会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研究。在这世纪交替的时候,中国新闻史学科应该同其他学科一样,乃至同我国的各行各业一样,认真总结过去,积极开拓未来。特别是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新闻史应该大力加强学科建设,争取有更快、更大的进步。为此,有许多问题要思考,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下列举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要做填平补齐的工作。

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有不少尚未涉及的部分,也有比重失衡之处,还有“语焉不详”的,这些都需要补充,以臻完备。从地区看,中西部的、东北的太少；从个案看,有不少重要媒体,如北京《晨报》、沈阳《盛京时报》、上海《字林西报》等,都缺少系统的研究；从内容看,对新闻规律和业务经验的阐释还相当粗浅。有些论断,虽已被广泛采纳,但仍需深究。如汉口《昭文新报》被认定为中国人自办的首家报纸,其主要依据是上海《申报》的新闻报道,理由并不充分,还应进一步找寻足够的可靠的依据。至于在办报思想、新闻作品、编辑方针、经营管理、新闻学术、文风等方面,需要填补的空白更多。

第二,学科内涵应扩容。

80年代以来,我国对传播学的研究进展很快,作为它的分支之一的传播史,也有学者在研究,还出版了有关中国传播史的专著《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孙旭培主编,1997年）。虽然我国已确定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新闻学、传播学为二级学科,但这两个二级学科实际上呈现相互借用与融合的趋势。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新闻宣传与大众传播备受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其自身也不断有所创新,如因特网,数年之内就成了强势的传播工具,我们必须及时地作历史记载与跟踪研究。因此,中国新闻事业史应该、也有可能充实与更新内容,扩展为中国新闻传播史。当然,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要在理论观念、内容选择、结构安排等各方面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出现新的格局、新的面貌。

第三,研究要细化深化。

细化,就是要多作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和断代研究。个案研究注重第一手材料,是整体研究的基础。汉口《昭文新报》找不到原件,难以作出最后定论。而外国人在中国办的第一家外文报纸——《蜜蜂华报》(葡文,1822年创刊）,原件存在澳门。有的青年学者,为了研究这家报纸,专门学习葡萄牙文,取来原件,剖析其内容,写出了博士学位论文和其他文章。专题研究,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学说史、新闻法制史、新闻业务史以及人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断代研究,如大陆学者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明代新闻传播,台湾学者研究宋代新闻传播,海外华人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都取得了有很高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充实了学科的内容,提高了学科的水平。然而,在细化上,我们还是有做不完的课题。例如,元代的新闻传播情况,我们就不甚了了。对于《大公报》的“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主张这类容易产生歧见的问题,更需要作过细的分析与论证,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论断。

细化,有助于深化。深化,就是要在全面考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强理论观念的阐释与客观规律的探索。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沿着这样的思路向深度行进：历史过程的描述——经验概括——规律探讨——哲理分析。中国新闻史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因为它是蕴含在大量的历史现象之中,只要我们的理论与方法正确,下工夫去作深入的研究,是会有所发现的。其实,我们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已经在作理论分析,只是深度不够,没有从哲理的视角去探究。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诞生于城市,不久被迫转移到农村,在农村求得生存与发展后,又主动转移到城市,成为建立全国新闻事业网络的基础。我们描述了这一历史过程,也概括出了若干经验,但作为一条独特的历史道路,仍需作深入研究,还可以同外国的情况作比较,最后从哲学的高度加以解释。对于中国新闻史上的许多具体做法、经验与观点,应分析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判明其价值与意义。如,30年代《救亡日报》的成功经验“报纸杂志化”,今天仍值得学习,但不问具体条件一哄而上搞“杂志化”,那就背离了这一历史经验的本来价值与意义。

第四,把中国新闻传播史置于国际背景中来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研究中国新闻史基本上是就中国论中国,从国际意义上考虑不多。这在以往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则需要调整观念,从国际背景再认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产生、衍变与发展的历史。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新闻事业都处于为生存而奋斗的境地,但也就在这个时期,它们都加强了同国外的沟通。国民党组建了国际新闻处(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国新社）。多年被新闻封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迎来了外国记者。美国的、苏联的记者及其他外国记者,在“大后方”,在中国的一些战区,包括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采访活动十分活跃。胡愈之去新加坡办报,顾执中去印度办报,都起了沟通中外、有利于抗日的作用。然而,对于这类新闻活动,我们研究不多,其过程与经验在新闻史专著与教材中写得很少,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报道和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报道等,突破了西方国家的新闻封锁,起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作用。对这些报道,我们的研究也不够充分,在一些论著中只描述了过程,对经验与意义的评述很少。至于在新闻学术上,美国、日本、苏联对我国有较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其利弊得失,以利学术发展。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要放开眼界,同时观察中外,对中外作比较分析,从世界大局与各国关系来看中国的历史现象。

改革开放的中国,理所当然地要参与国际新闻交流与竞争。这就需要知识与经验,其中包括历史知识与历史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有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合法的新闻斗争经验；建国后,对外新闻报道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都应该作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以丰富学科的内涵,并为新闻方面的国际活动服务。

第五,改进研究方法。

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作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重视史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重视对主客观条件与历史环境的分析,重视全面评论历史现象,这些都是必要的,今后应该继续坚持。但是,过去对定量分析重视不够,也缺少比较研究。今后我们要加强计量的、比较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工作更为现代化、科学化。

总之,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基础很好,客观条件也有利,在新的世纪里必将出现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局面。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