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

简议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1]

新闻工作是面向社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因而它的从业人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一百多年前,我国第一位报刊评论家王韬曾提出,“秉笔之人”应是通才的主张,认为“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2]。

但是,通才并不是“万宝全书”,不可能无边无际的什么都懂。新闻工作所需要的通才,是那些知识丰富、眼界开阔、动手能力强的人才。他们所“通”的是文化科学知识、社会知识和新闻工作特性与规律。据说日本有的报馆录用大学毕业生,第一年让他们上门推销报纸,随后当农村记者,期限不定,领导认为满意后才调回报馆工作；在编辑部,也是先跑某一条线,熟悉后又跑另一条线,这样积累多方面的经验,逐步了解全局,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要消除一种误解,即认为新闻工作没有专业性,只“通”不专,文科各系的毕业生不经培训就可上岗。我认识一些文、史、哲系科的本科毕业生,他们报考新闻学科硕士研究生,其中少数人早有准备,旁听了新闻系的主要课程,他们考得很好。其他没有旁听过的,有些没考上,有些考上了,入学后深感培养“新闻头脑”不容易。其实,这种“新闻头脑”正是新闻人才综合水平的体现。新闻事业像其他行业一样,有它的专业性,只不过新闻专业需要的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很多、很广。就知识结构而言,新闻人才的专业性主要反映在这些方面：一是熟悉新闻工作的理论与政策、历史与现状；二是掌握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三是对相关知识有较深的了解(如财经记者对经济学的了解）,并能熟练地在新闻工作中运用。

究竟新闻人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关于这个问题,前辈新闻工作者多有论列。这里仅举两例。

例一,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学者戈公振,1927年至1928年间曾作“环球之行”,考察欧、美、日各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1929年3月发表《新闻教育之目的》^[3]一文,指出：“新闻教育应该包括这几种：(一）理想的政治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法律、国民经济及统计学和外国语；(二）理想的商业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国民经济及统计学、私人经济、地理、重要的法律和英语；(三）理想的省报或地方报的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国际公法、国民经济及统计学和特殊法律；(四）理想的文艺记者应该研究的是,哲学、历史和本国文学。”这些都是帮助他们具备“活动能力的学问”。此外,还应该学习办报知识与技能,理解报纸工作的宗旨。

例二,杰出的新闻记者邹韬奋,1924年9月,在答复《生活》周刊读者关于“学习新闻学”问题时写道：“可把新闻记者所需要的常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自然科学,即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矿学等是。这一部分的常识,只要有优良高中中学毕业的程度便行。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科学,即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科学。经济学中特重政治经济学、财政学；政治学中特重法律、政治史、外交史等；社会学中特重社会问题、社会政策、劳动问题及心理学等。这第二部分的学识和全人类有更密切的关系,做新闻记者须有大学的程度才行。”^[4]此外,还应多读书报杂志,去报馆实习,至少精通一门外语。

这二位都是新闻工作的行家,他们着重讲的是新闻人才知识结构中的广博知识部分,没有多讲新闻知识。他们的见解至今仍可作参考。从20世纪20年代我国高校创设新闻系或报学系以来,各系都要解决课程设置问题,这种设置是对新闻人才知识结构的落实,即具体化和全面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新闻教育界曾多次讨论专业教学计划,目的在于使学校培养的新闻系学生,其知识结构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其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采用了苏联的作法,强调基础知识,特别是理论基础知识。60年代,讨论过论、史、工具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关系等,同课程教学有关的问题。那时又一度强调文史基础知识,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现过“两典一笔”的提法,即学习理论经典著作和古典文学作品,练就一枝生花妙笔。

“文革”期间,在“四人帮”指使下,报纸上曾鼓吹“堵死”从大学培养新闻记者的道路。1970年底,开始招收工农兵学生,主要学政治,文化知识和业务知识学习置于次而又次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新闻教育开始恢复和重建。进入80年代后,出现迅猛发展的势头,新办的新闻专业(系）成批出现。从那时到现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局,对于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知识结构上突出表现为：急需学习大量新知识,主要是经济知识和国际知识；急需提高实用知识水平和动手能力,如计算机操作等；急需提高外语水平,增强同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于是,开办了一些新专业,开设了许多新课程,如大众传播学、国际新闻、公共关系、广告、新闻事业管理、计算机应用等。原有课程的革新,也在加紧进行。这种情况表明,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不仅具有社会性(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并且具有时代性(随着时代变化而更新）、专业性(掌握从事新闻工作的知识与能力）。

专业分细、新课程增多、原有课程革新,这三者是我国新闻教育的新趋势。这是前进的、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类现象：有的课程内容更新跟不上名称变换；有的课程一门变成几门,内容重复,甚至相互干扰；有的因人设课,或为增添教师工作量而设课；更多的是,课程随意变动,未经严格论证,也没有试行过程。这就使学生造成知识结构上的倚轻倚重、顾此失彼的缺点,不能得到合理的全面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重新研究我国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在新闻教育界达成共识,成为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的依据。

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大体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基础知识、应用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三者各有特点,它们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理论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当前需要的和未来需要的,必修的和选修的。

一、基础知识(https://www.daowen.com)

它包括基本理论知识(哲学、中国经济建设理论等）、基本文化知识(中国史、世界史、中国古代散文选或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或语法修辞逻辑等）、专业基础知识(新闻理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新闻事业管理、大众传播学等）。

在新闻人才知识结构各个组成部分中,基础知识占的比重最大,它具有系统性、稳定性的特点。这类知识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不能起“立竿见影”的作用,却可以说是基本的营养素。基础知识深厚将会减少“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例如,1991年发生的海湾战争,事先不可能开一门叫做《海湾战争》的课程。但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又学过世界史,报道或评论这场战争就有了知识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人们常常有所议论。我认为应该学,学了对文字精炼有所帮助,对编稿、做标题的帮助更为明显。可以开两门课程,一门叫《中国古代散文选读》,作为基础课程,力争联系新闻工作讲解。复旦大学新闻系在80年代初曾经提出选出文章50篇,讲解20篇,要求学生熟读或背诵10篇,每周讲课3学时,共一学年。这种做法只开了个头,效果尚可,但没有坚持做下去。另一门课程叫《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选学诗词歌赋与传奇,作为知识性课程,不用太多时间,每周3学时,开一学期,或每周2学时,开一学年。这些纯属我个人的看法。

基础知识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因为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应该有增有减,有所更新。

二、应用知识

应用知识包括专业性的(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新闻摄影摄像、广播节目制作、电视节目制作、播音等）,一般性的(社会调查、时事政策等）,还有外语。

这类知识具有变动性和可操作性,随学随用,更新很快。但它也含有理论知识、器材知识和操作技能等不同部分。如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外语等,都有理论规律可循。

三、相关学科知识

相关学科知识包括一般相关学科(社会学、美学、经济学、法学、影视艺术等）、新闻边缘学科(大众传播社会学、宣传学、新闻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等）、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这类知识,面广,量也不少,具有选择性,各人所学可以不同。总体来说,应该兼顾现实需要与未来需要,特别要从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需要来选定科目。

上述各个部分,有机地组合成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发挥整体的作用。复旦大学新闻系有人曾经把新闻人才的基本特征通俗地说成是“头脑活络,笔头快”。当然,这种说法不够全面,还要加上思想品德好与活动能力强。老新闻工作者夏衍说过：“副刊编辑要做三件事,一、会出点子,二、会找人写,三、自己会动笔。”^[5]这里所说的脑子、点子、笔头等,都是一种综合能力的表现,反映了知识结构的实际水平。

在强调基本要求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新闻事业内部,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具体要求。每个新闻工作者的个性和爱好也不一样。因此,在新闻人才知识结构的整体中,有人这方面突出些,有人那方面色彩浓厚些,这是合理的。许多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都是各有特色的、个性鲜明的,本文提及的四位就是如此。王韬能够写出一手好评论文章,原来是他在作职业报人的同时,又是关心时事与研究强国之道的思想家。戈公振在编报的同时,热衷于研究中国新闻史,所以他的文章有学者味。邹韬奋写的小言论,平易近人,谆谆善诱,这同他研究过教育学不无关系。夏衍的新闻作品文采熠熠,因为他是作家出身。这四位前辈都是把他们的特性与个性,用于新闻工作,从而增添了光辉。

总之,培养新闻人才要重视建造合理的知识结构,也不要忽视个性和爱好。坚持基本要求,承认个性差异,这才是适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