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对闻一多形象的打造

五十年代初对闻一多形象的打造

陈改玲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1951～1952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新文学选集”^[1]，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由茅盾主编，文化部“新文学编辑委员会”编选。这套丛书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2]，它以经典化的方式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初对现代作家形象的打造和对传统资源的过滤和选择。李广田编选的《闻一多选集》是“新文学选集”中的一本，从其序言、选目以及文本面貌等选集构成中可以看到50年代初主流意识形态对闻一多形象的想象和建构。

一

20世纪40年代末，闻一多的英勇牺牲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左翼文艺界把他奉为学习的典范，甚至把他与鲁迅并提。李广田说：“从直接影响方面看，闻先生在短时期内所给予同辈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影响，实在比鲁迅先生的影响更其强大，更其有力。”诗人、学者、斗士是人们对闻一多最崇高的礼赞。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言中说：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战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中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战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战士。^[3]

在朱自清看来，闻一多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战士。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其本质和精神都是一致的，是斗士。闻一多早期诗歌里蕴藏着“火”，“这是战士藏在诗人里”；中期把研究对象转向“历史”这个“更伟大的诗篇”，对民族文化源头的“原始的集体的力”的探索，“正见出他是在开辟这一条崭新的道路；而那披荆斩棘，也是一个战士的工作，写作最多”。后期他“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这一时期的作品跟讲演录都充满了热烈的爱憎和精悍之气……这时期他将诗和历史跟生活打成了一片；有人说他不懂政治，他倒的确不会让政治的圈儿箍住的”。作为学者的闻一多意欲写出一部“诗的史”或“史的诗”，这与“民主”一样，都是闻一多为我们民族开出的“方单”，“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朱自清突出了闻一多诗人、学者、战士的三位一体、三重人格相互辉映的形象。在他看来，闻一多的诗人、学者和战士的三种角色，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朱自清甚至为闻一多“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再也来不及打下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了”而深表遗憾。

开明版《闻一多选集》的编选者李广田是闻一多和朱自清的挚友，熟悉朱自清写的这篇序言。他在《〈闻一多选集〉序》中，吸收了朱自清对闻一多研究的一些观点，比如说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诗人，“史的诗”或“诗的史”。但在对闻一多的三种角色的关系理解中，他选择了40年代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三者之间属于递进发展的关系，而把闻一多描述为由诗人开始，一直走在进步的道路上，最终成就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最辉煌的时期——民主斗士。

闻一多是新月诗派代表诗人，其作品弥漫着浓厚的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息。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现实主义被确定为新文学主流，郭沫若和茅盾在报告中都把唯美主义看做资产阶级没落期的艺术，是一种反动的艺术，郭沫若更是把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当做为人民而艺术的对立面，宣告它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破产了，丧失了群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些作家也开始自觉地清算创作中的唯美主义影响。萧乾在《我决心做毛泽东文化军队里的一名战斗员》一文中，批判和清理了自己文艺上的自由主义、技术至上主义和唯美主义。他说：“对于写作，原则上我承认他们不符合工农兵的要求，解放之前，大部分也都绝了版，便关照出版家不要再印了，自己可从不去翻阅一遍，更无心修改了。我的处理办法是用一只破面粉口袋把手边过去在国外出的几十本书统统装起来，找一只生了锈的钉子，高高挂起。……思想上用‘改行’来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4]在这种语境中，李广田该如何解释闻一多早期的诗人形象呢?他该如何处理闻一多身上这些非现实主义因素呢?

李广田把闻一多身上非“现实主义”因素的整合与他的政治人生粘合在一起，在他看来闻一多抛弃非现实主义因素的过程与他成为战士(烈士)的道路是重合的。闻一多身上的非现实主义因素在他成为斗士的历程中逐渐消解，最后以他的壮烈牺牲写下了一首美轮美奂的现实主义诗篇。在政治高于文学和学术的权威视角下，从书生到战士，不仅是李广田对闻一多角色转换的描述，也是对闻一多的最终定位。

李广田首先谈到闻一多早期思想的复杂性，认为闻一多既是一个“极端的唯美主义者”，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这一论断本身并不新鲜，朱自清早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就说过闻一多“讲究用比喻，又喜欢用别的新诗人用不到的中国典故，最为繁丽，真教人有艺术至上之感”。“另一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李广田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唯美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种思想在闻一多一生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辩证分析。他把爱国主义思想放大到极致，把它作为贯穿闻一多一生主宰其行为方式的积极因素，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使闻一多从“诗境”转向“尘境”，走出书斋，融入时代洪流，最终成为民主斗士。他虽然也肯定了闻一多对艺术美的追求在新诗形式建设中的意义，并从闻一多接受的西洋式教育和对中国现实缺乏了解这两个层面解释其唯美主义风格形成的原因。认为闻一多对新诗格式“量体裁衣”的主张，对生动活泼的口语的追求在当时仍有意义。但是，在他的论述逻辑中唯美主义的积极意义是有限度的。

作为一种民族感情，爱国主义又是如何改变了深受唯美主义影响的闻一多呢?李广田给出的答案是要了解现实，参加实际行动。在他的描述中，与闻一多走向现实相对应的是，其诗歌中关注和反映现实的内容日益增多，唯美主义成分在逐步淡出，写作《死水》时期的闻一多，由于对现实的反抗态度，比《红烛》时期向现实突进了一步，“诗的内容也就更充实了”。而走向现实，不仅使他了解到社会真相，心也和民众贴近到一起。“在两个多月的徒步迁昆长征中，他已经看到了人民的困苦，在朝夕与青年相处中，他又恢复了童心。由期待抗战胜利而等来了节节败退，更使人痛心的是等来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闻一多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整风文献》等书更帮助他懂得了，而且给了他思想以领导，他懂得了‘国家’的意义，他知道政治乃是阶级斗争。而且他认识了人民，认识了群众，知道了真理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认识到“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李广田高扬闻一多身上的爱国主义思想，强调他对人民大众的依归，实际上是把闻一多塑造为追随共产党，参加革命，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的斗士形象。因此，他对闻一多爱国主义的赞扬，也就是对他追随共产党的赞扬。

在描述闻一多前进的足迹时，李广田强调了其道路的曲折性。闻一多进步的道路“是曲折的，是充满了矛盾，又终于克服了种种矛盾而向前迈进的”。闻一多所面临的矛盾是：躲在象牙塔里还是走向十字街头，这一矛盾不仅在他后期的“求学与问政”中存在，而且早在他以诗人闻名于文坛时就已经存在了。闻一多从美国回来后，陷入了新的苦闷之中，“诗集《死水》，充分表现了他的痛苦，愤恨，也充分表现了他的新的矛盾：到底应当怎么办呢?应当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不闻不问呢，还是应当出去有所作为?应当在个人的‘幸福’中图一时之享受呢?还是放弃个人而为人民设想呢?”《死水》之后，闻一多经过选择走出书斋。他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北京国际主义联合会”，而且想“用《大江季刊》来实践国际主义(见1926年《与友人书》，并于1927年大革命时，应邓演达之邀而到武汉政府工作”，然而，“他当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群众的力量，也没有与广大的群众相结合，他是一个在书斋里和在象牙之塔里生活得很久的知识分子，面对着当前那样一个国家，在他眼里看起来简直是黑暗无边，无可奈何，因之他并没有循着直线向前发展，而是仍旧退回了书斋。而且钻入了故纸堆。这一钻下去就是十五六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十五六年里，中国人民日益遭受着异族的践踏，然而，“‘九·一八’，‘一二·九’，甚至‘七七’也没有怎样惊动他”。即便在闻一多生命的后期，他“有没有矛盾呢?当然有的，不但有，而且还可能是相当严重的矛盾。而且还可能是由于平日的无数小矛盾而集成的大矛盾”。可喜的是当闻一多“站稳了人民的立场之后”，“一切矛盾的都统一了起来，一切动摇的都肯定了起来。他的生活的道路是如此，他的文艺的道路也是如此。他曾经想作‘艺术的忠臣’，而终于作了人民的忠臣，他不自杀于他自制的‘剑匣’，而竟死于法西斯匪徒的枪弹”。随着闻一多在现实生活中由诗人到学者到民主斗士的转变，闻一多的文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由刚回国时的写诗，到钻到故纸堆时的极少作诗，到决定投身到民主运动中后的杂文写作”，闻一多最终的杂文写作和他作为民主运动中的演讲一样，都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到最大程度。

李广田对闻一多参与实际行动的膜拜，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共同理解。那就是，只有参加社会活动，与民众在一起，才能看到民族的力量，才能从个人主义的悲观失望、伤感颓废中挣脱出来，获得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到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立场转变。而作家从书斋走向民众成为斗士的过程，也就是汇入现实主义主流的过程。当然，这里的现实主义，“虽不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但是，“对于现实主义，我们应当有一种比以前更广更深的看法。它不是作为一种样式，一种风格，而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态度，一种倾向”。只要是“在和历史的前进运动而一致这一点上是现实的”，“都可以总汇在现实主义的主流里面”。^[5]周扬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主张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得以实现。20世纪50年代甚至有一种流行看法，“现实主义就是对现在有用”。

不难看出李广田是在以集体主义话语对个人主义话语的批判中来完成对闻一多的形象塑造的。闻一多经历的由书生到斗士的历程，也是漫长而艰难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为了揭示其自我改造的艰难，而竭力展示其矛盾、复杂的一面。李广田之所以要展示闻一多改造的艰难，是为了给当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指点路径。在旧中国，由于作家受各种条件限制，对周围现实关系认识不清，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方向，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以致他们的思想道路曲折复杂。在今天，认识闻一多自我改造的道路，是为了“不致迷失方向”，因而热情地希望作家们积极改造，少走弯路，省去可能出现的曲折与反复，飞跃前进。

二

从《闻一多选集》序言中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对理想作家的形象设计，但是作家是以作品说话的。对一般读者来说，选集吸引他们的也是作品。选集中选编哪些作品，作品又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就至关重要。选集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收录作家的代表作，能够全面反映作家的创作面貌，真正起到作家“传记”的作用。但是，选家的眼界总免不了受时代风尚和个人喜好的局限。由于时代变了，过去被人称道的代表作，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一定符合当前的文学标准，编选者有可能把它割舍。因此，选目的确定，必然要牵涉一个编选理念：如何处理代表作，是忠于历史还是注重时代的要求。

李广田编选的《闻一多选集》共选诗35首，文25篇。“诗，选自《红烛》与《死水》两个诗集，又加一首未收入这两集的《奇迹》，从一九二零年，闻先生开始写诗的一年，选到一九三一年。文，包括批评，杂文，演讲和书信，从一九二二，选到一九四六，也就是选到闻先生《最后一次的讲演》。”目次如下：

《编辑凡例》(https://www.daowen.com)

《序》

诗选：《红烛》《剑匣》《回顾》《志愿》《失败》《贡臣》《死》《宇宙》《国手》《香篆》《艺术底忠臣》《初夏一夜底印象》《忆菊》《秋之末日》《烂果》《色彩》《红豆》《口供》《大鼓师》《你莫怨我》《也许——葬歌》《死水》《静夜》《一个观念》《发现》《祈祷》《一句话》《荒村》《罪过》《天安门》《飞毛腿》《洗衣歌》《奇迹》

文选：《〈女神〉之地方色彩》《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烙印〉序》《〈西南采风录〉序》《端节的历史教育》《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给臧克家先生》《文学的历史动向》《说舞》《关于儒·道·土匪》《龙凤》《愈战愈强》《画展》《战后文艺的道路》《一个白日梦》《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五四断想》《妇女解放问题》《人民的诗人——屈原》《兽·人·鬼》《“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谨防汉奸合法化》《艾青和田间》《最后一次的讲演》

所选的诗，除了《奇迹》(写于1931年)，《红烛》和《死水》两本诗集各选17首。所选的文，除早年写的《〈女神〉之地方色彩》、《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和《〈烙印〉序》外，其余的都写于昆明时期。李广田在序言中谈到闻一多早期诗歌创作时，说《死水》中的现实成分比在《红烛》中增加了，可他还是从这两个诗集中选出了同样多的诗篇，表明他对这两部诗集是不偏不倚。从具体选目来看，《剑匣》、《死》、《艺术底忠臣》、《色彩》、《死水》等唯美主义诗篇，展现了闻一多创作的丰富性；但为了凸现闻一多的“斗士”形象，李广田较多地选入了闻一多后期的文章。《闻一多选集》既注重闻一多创作的全面性和复杂性，对其后期杂文又有侧重。他在《〈闻一多选集〉序》中说：“闻先生是诗人，是学者，是民主斗士。要了解闻先生，须从全面了解。但这本书既是《新文学选集》之一种，也就只能选闻先生这些作品。从这样一个选本中，虽然不能看到闻先生的全部成就，但从此也可以看出闻先生的转变过程和发展方向。在文选中，较多地选取了后期的杂文，因为这些文字是富有战斗性的，是闻先生的一种斗争武器，是闻先生道路的终点，也就是最高点。没有这些文字，就不足以认识闻先生之所以为闻先生了。”

三

为突出理想的闻一多的斗士形象，李广田还修改了闻一多的《最后一次的讲演》。这件事，很少被人提到。在开明版《闻一多选集》中，李广田删去了把中国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开明舆论”和“美国人民”的身上的内容，以及赞扬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现将这几段文字转录如下，删去的文字用黑体标出：

反动派故意挑拨美苏的矛盾，想利用这矛盾来打内战。任你们怎么样挑拨，怎么样离间，美苏不一定打呀！现在四外长会议已经圆满闭幕了。这不是说美苏间已没有矛盾，但是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线的。我们的新闻被封锁着，不知道美苏的开明舆论如何抬头，我们也看不见广大的美国人民的那种新的力量，在日益增长。但是，事实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其次，反动派干得太不像样了，在四外长会议上才不要中国做二十一国和平会议的召集人，这就是做点颜色给你看看，这也说明美国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人民的忍耐和国际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6]

无疑，李广田这样删改《最后一次的讲演》与毛泽东在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有关。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认为“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的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在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当”。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把闻一多作为抗击美帝国主义的英雄形象来讴歌，他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7]对照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闻一多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所表现的正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没有认清美国殖民主义本质，具有“糊涂思想”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李广田岂能不删改呢?

【注释】

[1]这套丛书分为两辑，已故作家的选集为第1辑，原定出12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王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2辑，计划也出12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赵树理选集》。遗憾的是，《瞿秋白选集》和《田汉选集》未能出版。

[2]“新文学选集”出版广告，《进步青年》(原名《中学生》)1951年8月1日。

[3]原题为《闻一多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收入全集时改为《朱序》，《闻一多全集》，上海：开明书店，1948。

[4]萧乾：《我决心做毛泽东文化军队里的一名战斗员》，《新观察》1952年第14期。

[5]周扬：《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原载1937年7月20日《中华公论》创刊号)，《周扬文集》第1卷，2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6]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1946年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大会上的讲演，原载1946年8月2日出版的《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开明版《闻一多选集》照《民主周刊》编入。

[7]《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