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作为教育家的闻一多

作为教育家的闻一多

更新时间:2026-01-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为预备留美而设立的北京清华学校,后一种极端更甚,教师和学生的功利性教育观念十分显著。1914年到1917年,在清华学校入校不久的闻一多就担任辛酉级主辩多次参加全校性的国语论说辩论赛。随后,作为“六三”运动先锋之一的清华学校对全国学联大会十分重视,而闻一多作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被选为清华学校派往学联中的四个代表之一并随同全国学联代表到上海谒见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921年6月闻一多临近毕业时,更是积极参与

作为教育家的闻一多
——闻一多与大学教育

李文平 柳 青

(重庆师范大学)

作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早期亲历者、教育者、管理者,闻一多在清华十年和美国留学的求学经历及其后在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中国知名大学二十多年的教学及管理生涯,形成了他独具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的现代大学教育思想与方法,并在这种思想与方法的指导之下进行了成功的大学教育实践,这使闻一多成为现代教育史上不可否认的一代教育家。可以说,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其伟大人格的养育过程和他所开创并坚持的大学教育思想与方法对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它启发我们对当今的大学教育进行深刻反思,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西方的大学教育思想与方法对中国的传统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育观念上,走上两个极端,要么死抱传统的教育观念不放,拒斥西方的教育思想与方法;要么盲目推崇西方教育,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糟粕。在为预备留美而设立的北京清华学校,后一种极端更甚,教师学生的功利性教育观念十分显著。但闻一多并未受这种偏于极端的教育观念的左右,无论是在清华学校作为一名留美预备学生还是作为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强调和重视在立足本位的前提下,兼收并蓄地学习人文社科知识,融会贯通中西文化,从多方面丰富和完备自我,这样的教育观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从在清华学校学习起,闻一多就十分反对盲从西方,反对狭隘功利主义的教育观。他认为立足本民族做到中西兼融才是正途。清华学校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所开的课程皆因预备留美而设。上午的课程,英文、数学、史、地、生等都用英文教学;下午的课程如国文、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则用中文讲授。当时闻一多的很多同学都认为清华的学习仅为取得留美资格,因此,重上午课程而轻下午课程的趋向十分明显。对于学校这样的课程安排和学生本身不重视中文学科的现象,闻一多极为不满,特意在《清华周刊》上撰文《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加以严正的批评。闻一多与其同学不同,在学好西式课程的同时亦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习新学而不忘旧学。在清华期间,他对古籍的阅读之勤奋和涉猎之广泛十分惊人。仅据闻一多1919年1月至4月的日记记载,他当时正阅读的书籍有:《诗经》、《文选》、《史记》、《类纂》、《清诗别裁》、《明诗综》、《元诗选》、《宋诗选》、《全唐诗》、《八代诗选》,等等[1],足以让我们了解其阅读古代典籍的状况。当然,此时积累而成的深厚的古代文化与古典文学艺术修养也为他后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工作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虽然清华学校的一切课程设置都服从于留学的需要,但其开放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也使闻一多比同龄人更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他的开阔的思想视野、力求创新的思维方法也从这里开始起航。所以闻一多虽一生挚爱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但他并未固步自封于传统文化中,而是多方面学习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努力做到中西兼融,取长补短。在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同时,他对《英文名家诗类编》、《天演论》、《旧约故事》、《罗马史》、《希腊史》等西方文化著作的阅读同样具有浓厚的兴趣,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的阅读心得。这样,闻一多在自己的学习中努力地协调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在中西文化知识的碰撞中寻求融合,从而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文化教育观念。

正是这种立足民族本位,中西兼融的教育观念一直贯穿他的求学生涯,对形成他观念开放的国学知识体系有着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他执教清华大学,作为一名教育者和管理者,在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上,他仍然坚持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要保存国粹,两者不能互相对立,而是要互相融合。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执教并主持清华中文系时,就曾向学校提交《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一文。在此文中闻一多指出,中国大学的体制有“中西对立,语文不分”的毛病:即中国文学系与西方语言文学系对立起来。他认为,文学系应包括中国文学、西方文学、东方文学;语言系应该独立,包括汉语、英语、俄语、东方语言等。理由很简单,目前的哲学系既讲中国哲学,也教西洋哲学,并没有将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分成两个系。而将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分成两个系,使中西文学不能很好对比、互相吸收,容易产生偏颇的弊病,“既有极端守旧的国粹派”,也会有“假洋鬼子”。闻一多认为,他的立足点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战后时代变了,次殖民地解放了,中国要近代化。我们要继续大革命后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努力,不复古,也不媚外。这是新中国的开端,文学应适应我们的政治经济及一般文化的动向,所谓国情的,自主地接受本国文化与吸收西洋文化”。[2]

闻一多对于怎样处理中西文化的吸收与交融的论述十分精辟。直到现在,闻一多基于立足本位、中西兼容的教育观念而提出的中文系与外文系学科设置上的弊病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高等学校在大学教育中如何做到文理互渗、中西兼容,以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自清华求学起,闻一多就摒弃了古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思想,认为现代学生求学非古人为功名利禄而读书,而是为了社会进步,民族富强而学习;为改良社会,革新民族而奋斗。成为大学的教育者与管理者以后,他总是力倡学生应将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书本,投身社会活动,在社会活动中完善自我。

早在清华求学期间,闻一多就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由此而激发了他的忧患意识,爱国热情也因此迸发与深化。1914年到1917年,在清华学校入校不久的闻一多就担任辛酉级主辩多次参加全校性的国语论说辩论赛。1916年,闻一多与其他同学创办贫民小学,以普及教育和开启民智,将自己的所学付诸实践,服务社会。“五四”运动中,血气方刚的闻一多毅然挥笔抄下岳飞的《满江红》张贴于清华的食堂外,以激发同学的爱国热情。随后,作为“六三”运动先锋之一的清华学校对全国学联大会十分重视,而闻一多作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被选为清华学校派往学联中的四个代表之一并随同全国学联代表到上海谒见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921年6月闻一多临近毕业时,更是积极参与了北京八所大学的教职员工为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而展开的罢教斗争。这些社会活动使闻一多对国家和社会的现状有了更清醒地认识,对其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闻一多还积极参加校内各种社团,注重实际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闻一多在清华发起和参与社团先后有课余补习会、辩论会、演说会、美术社、清华文学社等各类社团十来个。在这些社团中他或为主要领袖或为主要成员,毫无疑问,这些社团中的经历对闻一多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社会性品格的形成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个对民族前途和社会现实真切关心的爱国诗人、学者,在闻一多的执教生涯中,他一直鼓励大学生们由书本走向社会,将大学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就像闻一多曾经为小女儿题的字一样,闻一多在多年的社会实践中深切的认识到:“对功课太认真了是不好的,因为功课不全在书本里。”[3]是的,课本里没有火热的生活,青年人不应该将目光仅仅局限于课本,而应该投向课本以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在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闻一多一直鼓励学生们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在国家的非常时期过问政治,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人而非一个关在书斋中的读书人。

20世纪40年代中期,面对严酷的现实环境,作为西南联大知名教授的闻一多向学生发出号召: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去促进社会的民主与团结。1945年3月28日,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举办“国事与团结”座谈会,有五千多人参加。闻一多的发言发人深省,他说:“抗战初期,有人把抗战建国截开两段,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埋头读书,准备做‘建国人才’。抗战大可不管。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前一些时候政府不是鼓励学生从军吗?所以,目前的学生,不止应该埋头苦干,更应该抬起头来,挺起胸膛,注视现实,关心民主团结,用大家的力量去促进民主团结的实现。”[4]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使闻一多不仅自己无畏地向着民族解放事业的目标迈进,而且也让他带着他的学生们一起向着实现现代大学教育的崇高理想勇往直前。

闻一多将其在清华接受现代教育时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现代教育思想落实到他20多年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始终坚持倡导和实施的“走出书本、走向社会”的现代教育思想。这使他和他的学生们认清了社会现实,也为他们此后的人生道路的选择点燃了一盏明亮的航灯,使他们在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环境中清醒地看到并选择了自己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正确方向。相对于目前不少大学生为狭隘的个人功利目的而读书,一头栽进书本的世界,与社会实践脱节,学到了知识却对自己的前程茫然无措相比较,闻一多具有积极意义的“走出书本、走向社会”的现代大学教育思想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现代教育观念强调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性,注重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不仅好学而勤思,而且从兴趣出发,博览群书,研习书画,特别强调创新,反对人云亦云或拘泥于陈法。在其亲身的学习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加上多年教育经验的总结与摸索,逐渐形成了尊重学生个性,在培养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发展学生的学习个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性的现代大学教育方法。(https://www.daowen.com)

在清华求学期间,闻一多对学习内容的选择既体现了他对功利性学习的厌恶,又体现了他对个人兴趣爱好的绝对尊重。所以,在对留学专业的选择上,很多同学都选择了实业性的学科,而独有闻一多选择了美术。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闻一多在当时坚信用艺术改造社会是一条光明大道,另一方面很大的原因是闻一多自幼就对美术具有浓厚的兴趣。而发生在闻一多留学期间的另一件事则更说明闻一多对于个人兴趣充分的尊重。1924年夏,闻一多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只拿到了毕业证书而没有拿到学位证书,原因就是不肯补习三角和立体几何。闻一多在清华时就对数学不感兴趣,可是这在美国是必修课,不及格就不给学位。闻一多不愿在自己不感兴趣的学科上浪费时间,结果只拿到毕业文凭。这些事件都说明闻一多的对于个人兴趣的充分尊重和对功利性学习的唾弃。

闻一多这种尊重个性、注重兴趣、不拘泥于陈法、激发创造性的学习方法逐渐凝聚提炼为一种极具现代性的大学教育方法,在其日后执教的多所国内知名大学二十八年的大学教育与管理生涯中得到切实的贯彻与执行。在教学中,闻一多十分注意教育方法,力求不拘泥于陈法,时时创新,在课堂上做到内容深刻而形式生动。他讲课生动,联系实际,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并不死板地照搬计划。喜欢听闻一多课的学生都认为他讲课很灵活,是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其实,他在备课时都是做了十分细致的准备的。所以在西南联大,闻一多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他讲《唐诗》正式选课的学生只有七八人,可是实际听课的人很多,常是连窗台上也坐着人,可谓是盛况空前,而闻一多对学生也十分和蔼可亲,对认识的学生往往先点头打招呼,毫无名流们令人敬畏的架子。

闻一多讲课就像他写诗那样,有独创性。他不喜欢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对于通行的学术见解,也喜欢提出质疑,有所突破。所以,他的课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考;善于思索的学生感到听他的课能得到新的东西。他的讲课生动、丰富而有独创性。与此同时,闻一多还十分重视培养和激发学生的独创性。他经常说,人类的知识宝库非常丰富,教员只从里面拿几件给学生是不够的,而应该给学生一把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所以他十分鼓励学生能在学习中形成自己的创见。在平时的学习或考试中,对凡是能独立思考,有所发挥的学生,他就给优;即使有发挥得不周密的地方,他也不计较。但对那些不做考据凭空想象的学生,闻一多会用深邃的历史的眼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用实证告诉学生,独创性的成果要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想入非非、故作新奇要不得。

比照当下大学教育中普遍缺乏的对学生个性的尊重,忽视学生兴趣与不能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教学,闻一多的这种极具现代性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正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吗?

大学教育是人文精神的薪火相传。就师资队伍而言,它不仅需要一代名师,还需要产生一代又一代名师的培育机制。闻一多在二十来年的教学生涯中不仅作为一代名师在讲坛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作为多所知名学府的教育管理者、一代教育家,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教育主张,任人唯才,提携后进,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名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1940年出任清华中文系代理系主任、系主任后,闻一多作为一个大学管理者,十分地爱惜师资人才,也不遗余力地培养师资人才。抗战期间,清华中文系可谓名师云集,但后继力量却显得相对薄弱。作为有远见的教育家,闻一多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由于过去他精心培养的很多学生因为时局的关系走散,因此他特别留意在校的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李嘉言离开清华后,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只剩下何善周一人,教师队伍很不完善。面对这种情况,闻一多十分着急,想聘孙作云和刘绶松做教员,但因种种情况而未能成事。这样,闻一多决定动员清华毕业生王瑶报考研究生,并承诺在读期间聘用其做半时助教,让他不失米贴可以继续读书。王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报考西南联大的文科研究所,做了朱自清的研究生,并成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大家。闻一多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早年对陈梦家、臧克家等就大力栽培扶植,这已人所皆知。而1937年清华聘陈梦家为教员,也是闻一多推荐的结果。不负闻一多所望,这些学生都先后在学术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为清华的教学科研做出重大贡献,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一代名师。

众所周知,在当时名家云集、论资排辈的高等学府,青年人的晋升有严格的条件。教授们都已功成名就对晋升之苦感知不深,但青年人比较敏感,因为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关系到他们的前途。闻一多很能体谅青年的苦衷,常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1943年7月,文科研究所聘叶金根为助教,但是研究所一般只设助理不设助教,为此,闻一多专门写信给清华校长梅贻琦,说:“在薪额上助理与助教本无不同,但依所中习惯,遇必要时,助教得兼任功课,助理则否,故助教地位略高于助理。此次叶君毕业成绩为历年所仅见,本所倘使聘请,似宜畀以助教名义,以示优异。”①此前,他还为文科研究所的朱兆祥、何善周、季镇淮等人力争助教或半时助教名义。这些看来不大的事,但对培育师资、稳定研究队伍,为青年教师提供发展的基础起了良好的作用。

闻一多一生与现代大学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他在清华及美国留学期间的学习经历奠定了作为一个现代教育家的文化知识和现代教育思想,而他此后二十多年作为大学教育者与管理者的教育生涯则是其现代教育思想的形成、完善与切实的实践过程。他的求学过程和大学教育生涯都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对于现代大学教育的独特理解。他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大学教育思想与方法及其成功的教育实践经验成为我们当代大学教育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与借鉴。这使得闻一多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同时也堪称现代教育史上杰出的教育家。

①《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存,转引自闻黎明《闻一多传》,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注释】

[1]闻一多:《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12卷,411~42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闻一多:《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转引自刘烜选编:《闻一多教育文集》,174~17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3]闻黎明:《闻一多传》,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4]吴晓:《联大的民主集会——时事晚会速写》,《民主周刊增刊》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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