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的“试攀尽可能高的诗歌巅峰”与闻一多的“做艺术的忠臣”

一、人生道路的抉择：济慈的“试攀尽可能高的诗歌巅峰”与闻一多的“做艺术的忠臣”

济慈把诗歌作为自己生命中第一要事来讨论，诗歌是其生命的核心，是其实践人生的形式。他宣称“我的抱负是为世界做些好事，倘若天假以年，那将体现在我更为成熟的年华中的作品上——在那之前，我将尽上天赋予我所能承受的力量，去试攀登尽可能高的诗歌巅峰”^[4]。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尽管处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八岁丧父，母亲改嫁，十五岁被逼成为外科医生的学徒，终日与疾病为伍，从来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文学教育，却最终选择诗歌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向。他认为诗歌“是化为友谊去缓解忧伤”^[5]的良药，尽管现实世界黑暗之极，但他坚信“壮丽不朽的事物”^[6]就会到来，而创作出至美的诗歌无疑就是他所要献身的事业。

闻一多为艺术献身的决心在他早期的作品、书信中屡见不鲜。1920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中说“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它能拯救社会精神于颓废；并且又能替个人的生计保险。在稍后闻一多参与起草的《美司斯宣言》中也表露了类似的观点，“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唯一方法”^[7]。在诗作中他更是明确了这个观念，《西岸》以一位曾经骁勇的将军解甲后精心雕琢他的剑匣为喻，表达了要留下美丽的梦幻在艺术宫殿中永存的愿望。这种观念与他吸收了蔡元培“美育救国”思想是直接关联的，但不能否认其中有济慈对闻一多的影响。闻一多的《艺术底忠臣》一诗中，认为只有济慈才称得上是“艺术底忠臣”、“诗人底诗人”，而其他人都把艺术当成手段工具，而非目的。因此，诗人把自己的敬意和赞美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很明显，在闻一多所刻画的这位“艺术底忠臣”形象上，更多地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美育救国”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诗歌艺术的无比热爱。(https://www.daowen.com)

济慈的献身诗歌的精神和对诗歌的理解之所以能够对闻一多产生影响，首先与他们在现实中感受到了同样的痛苦是有关的。济慈所处的英国19世纪是大机器文明主宰下的现代社会，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日趋淡漠，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庸俗的观念支配着社会，社会日益走向两极分化，不满的呼声在国内外此起彼伏，腥风血雨的大革命轰轰烈烈。从小经历的苦难和黑暗的现实使得济慈转向艺术世界，在诗歌中寻找美，勾画理想社会，并坚信“世上的鲜花会盛开，壮丽不朽的事物会接踵而来”^[8]。虽然与济慈有着完全不同的出身，但闻一多青少年时期的环境与一百年前的济慈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辛亥革命并未带来理想的世界，在帝国主义列强蹂躏下，中国国民饱受灾难，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被无情镇压。身处乱世，无论是在清华园还是在美国，他无时不感到社会的动荡和历史赋予自己这一代的使命。他所深深迷恋着的东方文化，却正在外国的铁蹄下岌岌可危。如何救民族家国、传统文化于水火之中，此时的闻一多从美的超越性出发，希冀以艺术的崇高来提升国民的素质，来抵御现实的平庸与鄙俗，最终达到救民救国的目的。而济慈贫病交加，却把自己一生奉献给艺术的精神，与闻一多的艺术救国思想是异曲同工的。以济慈为榜样，把艺术作为自己永久的归宿，以诗歌建筑心灵的世外桃源，完成“改造社会底急务”^[9]的理想，就成为闻一多早期的不二选择。

其次，与闻一多从古典文学中承继了强烈的责任感、爱国心密不可分。如果说济慈献身艺术是想再现人生真、善、美，那么促使闻一多追求艺术的原因更多的是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从历代文人身上遗传下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闻一多从小熟读各类古典文学著作，洞晓先贤志士的励志故事，景仰那些品行高洁、志向远大的文人，强调人的行为要“有益于人群”。而“一切独善其身之说，皆斯世之蟊贼也”^[10]。正是在以古典文学为核心之一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闻一多从他早年到武昌学习始，就流露出对时事政局的关注：辛亥、五四、五卅等运动他或参加、或发表看法，集中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面对家国沦丧、社会黑暗，如何才能救民族家国、传统文化于水火之中，必然是这样一位具有浓郁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思考的焦点。即使他后来不谈济慈了，由“内”转向“外”，选择了斗士的道路，也是他在传统文化影响背景下行为的逻辑必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