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振兴国学》显示出的闻一多的文化思考

二、《论振兴国学》显示出的闻一多的文化思考

《论振兴国学》看似不起眼，却在闻一多的思想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对于文化的思考在《论振兴国学》里初露端倪，他的文化决定式的思维方式、文化守成主义倾向、中西融通的文化理想都能在《论振兴国学》中找到源头，这些对于我们理解闻一多的思想非常重要。

(一)文化决定式的思维方式

文化决定式的思维方式是指将思想文化视为一切的根本，任何问题都试图从思想文化上去寻找根本解决之道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文化决定式的思维方式一直被思想界的主流认同，视为真理。比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新文化运动的运作方式，都有文化决定式思维方式的影子。

成长于那个时代的闻一多当然不能避免。《论振兴国学》中“文兴则国兴，文衰则国衰”，将国家兴亡追根于国学兴亡，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表达。赴美之后，由于环境的刺激，闻一多这种思维方式进一步强化。1925年3月他在致梁实秋信中谈道：“我决意归国后研究中国画，并提倡恢复国画以推尊我国文化。……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4]虽然闻一多回国后并没有从事中国画的研究工作，不过他选择国学研究，或许也有推尊中国文化，避免文化被人征服的原因。

思想文化是不是根本，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是不是比政治、经济更重要，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文化与国势的关系到底为何?这也值得探讨。但这种思维方式确实对我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不了解文化决定式思维方式，就理解不了闻一多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走过的精神之路。

(二)文化守成主义倾向

文化守成主义是指在文化变迁的问题上，倾向于保持其延续性和渐进性，力求稳健的观念或意识。文化守成主义者对文化传统往往有一种尊重和热爱。从《论振兴国学》中，我们能深切的体会到这一点，而这也一直延续在闻一多前期的文化实践中。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闻一多说：《女神》的作者“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5]这可视为闻一多对中国文化的宣言。

对于闻一多来说，尊重和热爱本国文化“不是掇拾一两个旧诗词的语句来妆点门面便可了事的。……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6]由于有这样的尊重和热爱，闻一多不赞成激烈的、全盘的文化变革。这一点在《论振兴国学》中已经有所显现，在1931年的《现代英国诗人序》中，则表达得更为明确：“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这样我们便叫作适应时代精神。墙头的一层砖和墙脚的一层，论质料，不见得有什么区别，然而碰巧砌在顶上的便有了资格瞧不起那垫底的。何等的无耻！”他还说：“若是人还不明白，还要问到底为什么要扼重那袒护传统的从同性?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求新，岂不更可贵?那么我就只好说这道理非英国问人不可。在诗上，正如在许多事业上都能出人头地的英国人，许是天赋给了他们一种特殊的智慧，对那暴躁、轻佻，或因丧心病狂而失掉智慧的人们谈这一套，从那里谈起！”^[7]这些都表明了闻一多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对。

正是这种文化守成主义倾向使闻一多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初期没有很快的投入运动，而是有所保留；也使闻一多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高潮期，没有被裹胁而失掉自己的立场。在与新文化运动的疏离中，他酝酿着自己的思考和认识，成就着自己的诗歌道路和文化道路。或许，他的这种状态正代表了中国当时大多数文化人的状态，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现代阶段各种各样的全盘西化论的失败。(https://www.daowen.com)

(三)中西融通的文化理想

闻一多倡导国学，不是为了排斥西学，他的最高理想是中西融通。在《论振兴国学》中，他提出在保存国学的基础上，“尤有进者，以吾国文字，发明新学，俾不娴呿庐文字者，咸得窥其堂奥。则讵第新学日进，新理日昌而已耶”。^[8]1917年所写的《辛酉镜·课艺》序，在内容上与《论振兴国学》大体一致，但多了这么几句话：“今维新之士，管蠡自私，弃国学而重鞮狄之文，其孰知旧学体也，新学用也，微体则用将何施，蔑体而求用，得毋不可乎。”^[9]表现出鲜明的中西融通的文化理想。这种理想既体现于他的诗歌观念，也体现于他的治学方法，还体现于他对大学体制的思考。

1.诗歌观念

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对郭沫若以及新诗界存在的欧化倾向提出批评。他认为：“现在的一般新诗人——新是作时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的狂癖，他们的创造中国新诗底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闻一多不赞成这样的倾向，说：“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10]在20世纪30年代他再次重申诗歌“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我这主张也许有人要说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了，我承认我对新诗的主张是旧到和张之洞一般。”^[11]正是这种观念，使以他为理论领袖的新月诗派在纠正新诗盲目欧化等弊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重新将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些审美特质带入新诗，为中国新诗开拓了一条新路。

2.学术研究方法

闻一多的治学方法有自己的特点。他以训诂考据为基础，加入西方的治学方法，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学等，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研究国学，成果显著。好友梁实秋对闻一多的治学方法知之甚深：“他决心要把《诗经》这一部最古的文学作品彻底整理一下……他的研究的初步成绩便是后来发表的《匡斋尺牍》。在《诗经》研究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他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解释《诗经》。他自己从来没有夸述过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但是作品俱在，其价值是大家公认的。清儒解诗，王引之的贡献很大，他是得力于他的音韵训诂的知识之渊博，但是一多则更进一步，于音韵训诂之外再运用西洋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例如《匡斋尺牍》所解释的《芣苡》和《狼跋》两首，确有新的发明，指示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12]这一点，学界早有公认。

3.对大学体制的思考

出于中西融通的文化理想，闻一多深感大学教学体制存在着“中西对立、语文不分”弱点。他认为大学没有把哲学系分为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个系的，却把文学系“分作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学两系”，中文、外文两系“各处极端，不易接近，甚至互相水火”，这“对于真正沟通融会中西文化的工作，大概不会起什么作用”。他特别强调“建设本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及创造新中国的文学，是我们的目标；采用旧的，介绍新的，是我们的手段。要批判的接受，有计划的介绍，要中西兼通”，因此，有必要“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文字组、语言文学组)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13]闻一多的看法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的。

中西融通的文化理想使闻一多兼收并蓄、中西交融，成就了现代中国又一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