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青的《诗论》

艾青是我国著名的诗人，驰名于世界诗坛的大诗人。

他作诗敏捷，文字新妍朴素，有一种巨大的艺术魔力。但他不轻易写诗，到1982年为止，他写了一千多首诗，其中从1932年至1957年为七百多首，1978年复出后至1982年为三百多首。如按现在写诗的情况计算，中间被错划为右派达21年之久，大约少写诗千余首。艾青在香港出版的《艾青抒情诗选一百首》的前言里曾说：

苦难的浪涛

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

流浪与监禁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

最可贵的日子……

艾青还是一个诗论大家，五十年来写下一百多篇诗论文章。最近他自己说过：“关于我对新诗的看法，从三十年代起，曾发表过几十篇文章。公之于世，有目共睹。用不着隐瞒。”（见《迷幻药》）复出后仅四年间，就写了诗论文章三十多篇，已辑成一本新书《艾青谈诗》。写于抗战初期的《诗论》（包括《诗人论》），是诗人写得最早和最重要的诗论著作，它被称为抗战时期的五大诗论之一。此外还有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朱光潜的《诗论》，李广田的《诗的艺术》和沈从文的《谈朗诵诗》。在一些文学史专家看来，艾青的《诗论》属于一种独自创造的理论，“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具创见的一部诗论，直接展示了诗人心灵的深度与广度，特别值得珍贵。”（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319页）

本文非是对艾青《诗论》的专门研究，只想简单介绍两个方面的有关情况：《诗论》的写作经过和它在香港及国外的影响。

（一）

有一个外国学者说，艾青的诗是“早开的花”，意思是说中国文艺的春天还未到来，艾青这个写诗的天才出现太早了，颇有惋惜的意味。既然是早开的花就容易早谢，但事实并非如此，艾青虽然沉默了二十多年，到年逾古稀重新握笔作诗，却依然笔力雄健、挥洒自如，成了一株人世罕见的永不凋败的诗花。

我国新诗的历史已有六十多年，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有一种常见的现象，许多富有文学才华而且取得优秀成果的人，往往以诗开始，以散文结束，如朱自清、闻一多、冰心、俞平伯、冯至、冯雪峰等。还有的诗人，知难而退，中途改行，甚至于投降了，又热衷于写旧体诗。另外有的人虽然仍在写新诗，但对自己所走的道路不甚满意，产生了一种难以突破的苦恼。大概唯有艾青坚持写自由体新诗，继续率领大家走新诗创作的大道。有的同志讲，他的诗越老越美，越迷人，具有“水晶美”。因此对他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成为我国新诗60年的代表诗人，引起了莫大的兴趣，很想从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也不难。不可否认的是，艾青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非凡的才能。歌德晚年与爱克曼谈论过天才的问题（1828年3月11日），他说伟大的天才往往有“再来的青春期”，而一般人只有一次是年轻的。“在天才卓越的人们那里，就是在他们的老年，我们也还总遇得到创造的新鲜的时期；他们好像一再地有一次暂时的返青春。”艾青既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又有系统而深刻的理论主张，这使得他避免认识的片面性，能有充满自信力的独创精神。正如他在《诗论》里所昭示的：“我们创造着，生活着；生活着，创造着；生活与创造是我们生命的两个轮子。”艾青的理论正确地解决了诗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技巧与思想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总之，诗人理解生活比一般人深刻，他是“对生活进行诗意的裁判”（恩格斯语），诗中有逼真生动的描写，又有典型情绪，主要是采用现实主义的写法。(https://www.daowen.com)

笔者曾经就《诗论》的写作经过访问过艾青本人，他回忆说：“抗战初期，我先到武汉，又去了桂林，然后从重庆再去延安。那时我才二十七八岁，我一边很快地写诗（写出来改得很少），一边把想到的点滴体会记在一个本子上。就是这样子嘛，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我把它整理成诗论正式发表了。”

我把复印的几份《诗论掇拾》拿给艾青过目，他高兴地点头答道：“这都是我写的，后来印成书的时候把‘掇拾’删去了。”据我所知，第一篇《诗论掇拾》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即第三集第五期，时间是1938年7月，此后陆续发表了几篇。艾青到桂林后又在当地出版的《诗创作》（胡危舟编）上发表《诗的形式》（第三、四期合刊号，1941年9月18日出版）等。这里有个问题应当指出，原先都认为《诗论》初稿写于桂林，其实艾青在武汉就动笔了，这正是他写《向太阳》《手推车》等名作的时候，可谓创作与理论双丰收。而艾青是在1938年10月武汉陷落时才去了广西桂林，《诗论》一书战时在重庆出版，不久在上海再版，1952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三版，至今已再版了七次，行销国内外，深受读者的欢迎。从当时的写作情况看，最初发表时纯属一种随感录性质，内容杂乱，缺乏系统性，后来正式编印成书时才按十五项分类重新编排，但无论词句或节次均作了许多变动。现以第一篇《诗论掇拾》（《七月》第三集第五期）为例，原文写了十八条，后来分别编入《技术》《形式》《创造》《美学》《服役》《主题与题材》这六项里。第一条：“有人写了很美的散文，却不知道那就是诗；也有人写了很丑的诗，却不知道那是最坏的散文。”便单独写入专论《诗的散文美》一文里，而最后的几条则删除了，那是针对抗战时讲的，没有保留的必要。

艾青的创作和理论紧密相连，互为促进，这是他的诗歌创作经久不衰、永葆艺术青春的一个重要原因。凡是研究艾青诗歌创作道路和艺术成就的，都不能忽视这本《诗论》。

（二）

新中国成立后，艾青的诗集先后被译成俄、法、英等几种文字，他的《诗论》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译成几种外文，受到各国诗人和学者的高度重视。1982年笔者在艾老家里看到的有两种新版本。

其一，《诗论ON POETRY中英对照本》，1979年由香港出版，刘健芝译。译者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他是第一个英文译者，说明这个人颇有艺术眼力和文才。译文比较准确、流畅。由于初学入门的缘故，书上有一篇介绍艾青生平事迹的文章就出现了不少纰漏，艾青用红笔一一加以改正了。然而译者所作的一些评语还算肯綮、明快。如文中有一段这样写道：“1938年至1939年，艾青写成《诗论》，有系统地阐释诗的性质和功用。《诗论》的文字生动、洗炼、形象化。正如艾青所说：“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诗论》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学概念、西方思潮和诗人本身的具体写作经验，并提出以象征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三个支柱的文学理论。”又说：“艾青的诗，可作为艾青《诗论》的实践；艾青《诗论》也可作为艾青诗的阐明。”

这些评论基本上能抓住《诗论》的实质内容，表明译者对这本书的赞赏立场，也为英文读者了解其重要意义作了简明扼要的提示。

其二，法文译本《艾青诗论》，是一种浅黄色的精装本。由南京大学王载源和法国人尚德兰（Chantal Chen）及一个巴黎的大学生合译的，那是王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任教时，先由法国朋友提出应当译些中国诗歌理论方面的著作，后来便决定合译艾青的《诗论》。

王载源1982年秋天回国后，才写信告诉艾青这件事，同时寄来一本法译本。信中说：“我认为你的《诗论》在中国新诗史上是一部最完整而系统的诗论，而且是以诗的形式写出来的。这就把枯燥的理论写得形象感人，给人以丰富的想象，把理论写活了。”这段话讲得十分恳切，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评价。

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法国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提出建议，提供出版经费，最后由巴黎第八大学学术委员会推荐出版。该会有两位系主任（法国文学系、意大利语系），对译文很感兴趣，他们说：“从译文可以看出诗人曾受过法国文化的影响，现在诗人的《诗论》又译成法文，对法国诗歌一定会产生良好的影响，这对加强中法文化交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正是这样，艾青于1929年到法国留学，学习绘画和文学，主要是通过工余自学了大量的西洋文学作品，包括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诗歌，法国和比利时的现代诗歌作品等，从中受到艺术陶冶，为三年后回到上海参加“左联”的美术工作打下基础，同时又为后来偶然从事诗歌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即“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带回来一只芦笛”。诗人年轻时深受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仓、法国波特莱尔和英国艾略特等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但是他能够从我国的生活实际出发，努力感受，熔铸那浓郁的诗情。对中外的传统兼收并蓄，很快地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深刻地概括成自己的诗歌理论，为新诗创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拓建了一条宽广的前进道路。因此，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据一席十分显著的地位。

此外，新加坡有一位华人学者陈玉顺，曾荣获英国某大学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他正在研究艾青的诗歌和理论，已经写了一些文章在外国报刊上发表，从而扩大了艾青诗歌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目前在国外研究艾青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形成一种“艾青热”。因为一切进步的文学艺术，不单是本国文化精华的代表者，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文明的财富。

在我们国内，近几年来开始重新学习和研究艾青的诗歌作品及其《诗论》。1982年《中国日报》（英文版）在十月八日刊登了一篇介绍艾青的文章。北京外文出版社第一次用英文出版了《AL QING POEMES》。《中国文学》杂志社在1982年翻译了《艾青诗选》和《黑鳗》等作品。这都是良好的开端。

1983年元月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