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教与中国历代政治

佛教在东晋以前并不发达,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力量,统治阶级中个别的人信奉佛教,也是为了去灾得福,求得个人的幸福,基本上没有从政治上加以利用。东晋时佛教开始盛行,并形成为一股重大的社会势力,日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此佛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成为统治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辅助工具,与此同时彼此也逐渐形成矛盾,发生冲突。佛教与专制政治的既一致(这是主要的)又冲突的基本格局,从此一直延续到专制社会末期。以下分三个时期来加以说明。

一、东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四种情况:

(一)佛教的兴盛和名僧的参与政治:东晋时北方十六国的统治者,多数是为了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而加以提倡,尤其是后赵、前后秦和北凉的统治者更为突出。他们十分重视名僧,如佛图澄,被后赵石勒尊为大和尚,石勒的大将郭里略拜他为师。佛图澄协助后赵军政机要,据史载曾劝阻石勒少残杀百姓。前秦苻坚在派兵取鸠摩罗什以前,曾发兵攻襄阳,据苻坚说此举就是为了取得名僧道安。道安到长安后,实际上成为苻坚的政治顾问。道安认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因此也积极向苻坚献策。史载,苻坚拟发兵百万攻取南方,道安竭力劝阻,但苻氏不听,后百万大军南下,为谢玄率兵所败,此即著名的淝水之战。继前秦的后秦姚兴进兵讨伐吕光,迎鸠摩罗什,奉为国师。又如北凉沮渠蒙逊迎昙无谶为军政参谋。后魏主拓跋焘听到昙无谶会种种法术,命蒙逊把昙无谶送到魏都。蒙逊惧其虎威,又恐昙无谶为魏主所得于己不利,所以在送往途中就把昙无谶杀害了。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重视利用佛教的头面人物,也是为了发挥佛教的宗教信仰作用,更有效地统治人民。

在南方,东晋王朝最高统治者,如元帝、明帝、哀帝也都奉佛。南朝的历代最高统治者更是大力提倡和利用佛教。宋诸帝中,文帝认识到佛教对政教的功用,他曾对待中何尚之说:

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见《弘明集》卷11《何尚之答宋帝赞扬佛教事》)

孝武帝还重用僧人慧琳,请他参与政事,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肖齐帝室也崇奉佛教,如武帝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从事佛教教理讲论,宣扬神不灭论。后来梁武帝更热衷于奉佛。他原信道教,即位后发愿舍道归佛,号召广大臣民也信奉佛教。他本人多次玩弄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的把戏,后都由大臣以重金赎回,实是变相的榨取、剥削。他想兼任白衣僧正,意在实行政教统一。梁武帝几乎把佛教抬高到国教的地位,佛教成为他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梁后陈代诸帝也都由于政治的需要,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规。如陈武帝、文帝也都曾舍身佛寺,力图通过以身作则带头信佛,来稳定政局,维护王位。

(二)沙门拜俗问题之争:佛教的基本教义主张无君无父,一不敬王者,二不拜父母,见在家的任何人都不跪拜,只合掌致敬,不受世俗的礼法道德约束。这与中国专制宗法社会的忠孝伦理,自多扞格,与儒家纲常名教形成尖锐矛盾。东晋南北朝时期,这个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礼制问题上,首先是对于僧人不敬帝王的问题上。东晋成帝时,庾冰辅政,代成帝诏令“沙门应尽敬王者”,斥责僧人蔑弃忠孝,遗礼废敬,伤治害政。但尚书令何充等以为不应尽敬,使礼官详议,主张不一,往复三次不能决,终于搁置,不了了之。安帝时太尉桓玄又重申庾冰之议,但遭一批朝贵的异议,高僧慧远更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作调和性的反对。北方北魏沙门统法果与慧远不同,带头礼拜皇帝。他说:“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还说,沙门跪拜皇帝,是拜佛,不是拜皇帝,因为皇帝是佛的化身。南朝宋孝武帝曾下令沙门必须对皇帝跪拜,否则就“鞭颜皴面而斩之”(《广弘明集》卷6《叙列代王臣滞惑解》),僧侣也只好屈服了。沙门拜俗问题之争,反映了佛教与王权、儒家的矛盾,从东晋南北朝的情况来看,其结局一是互相妥协,二是以王权和儒家的胜利而告终。这都是由中国专制社会的国情,尤其是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三)灭佛事件:北朝各代帝王一般都重视扶植和利用佛教,如北魏拓跋氏道武帝、明元帝、文成帝、孝文帝和宣武帝都是如此。但其间也首次出现运用政权力量毁灭佛教的事件。明元帝嗣子太武帝“锐志武功”,为充实兵源,接受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进言,于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令50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后又下令禁止官民私养沙门。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在长安一寺院发现收藏兵器、酿具和官民寄存的大量财物,时正内乱,太武帝怀疑僧人和内乱有关,下令尽杀长安和各地僧人,并焚毁经像。虽然太子拓跋濬有意延迟宣布命令,使各地僧人得以闻风逃匿,经卷佛像也多秘藏,但是境内的寺塔被荡毁无遗。又如北周王朝也重视崇奉和利用佛教,但武帝尊崇儒学,相信谶纬,对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持淡漠歧视态度。他集众讨论儒、释、道三教的优劣,前后七次,各家相持不下。又下令群臣辩论佛、道二教的先后、深浅、同异,意在借以贬低、废斥佛教。但是各持是非,难以定断。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武帝又令道士张宾和沙门智炫辩论,互不能屈,于是下令佛、道二教一并废斥,沙门、道士200余万人还俗,财物散发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此后三年进兵北齐,下令毁灭齐境的佛教,约300万沙门被迫还俗,4万余所寺宇全部改作宅第,焚毁经像,没收财物。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四次大规模灭法的前两次事件。

北朝二武灭佛事件,暴露了专制统治者和佛教的矛盾,如佛教势力膨胀,影响了政府的兵源;也暴露了儒学、道教和佛教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发展又和最高统治者个人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北魏文成帝继太武帝后嗣位不久,即明令重兴佛教。北周武帝死后,宣帝嗣位,立即准许恢复佛教,不久更明令全国恢复佛教。这表明最高专制王权在兴佛灭佛方面的巨大作用,又表明佛教和专制统治虽有适应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

(四)沙门起义:随着专制剥削和压迫的加深,和寺院教职制度的日益等级化,佛教寺院的下层僧众不堪各种奴役,也奋起反抗。北魏末年,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沙门僧法秀在平城策划起义。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平原郡沙门司马惠御聚众起义。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泾州(甘肃泾川西北)沙门刘慧汪起义。永平三年(公元510年),泰州沙门刘光秀起义。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幽州(北京)沙门刘僧绍起义,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冀州沙门法庆起义。起义队伍攻城略地,屠戮官吏,也杀了一些高级僧侣,烧了一些寺庙。这些起义的沙门多是农民,他们大多是为了逃避苛政而入寺庙的。佛教并不是这些人的真正信仰,而是他们当时的一条出路。他们借用佛教的形式,反对北魏专制统治,反对僧侣地主,又显示了佛教作用的复杂性、多重性。

二、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时代是政治统一、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是佛教形成宗派和臻于鼎盛的阶段,同时也是佛教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期。国家的政治统一,也要求佛教的统一。隋唐王朝的改朝换代,先后各种政治统治集团与佛教领袖的关系不同,促使了不同佛教宗派的创立。在意识形态领域,隋唐统治者面对长期历史形成的儒、佛、道三教并立的格局。一般地说,对于三教,大多数统治者是采取共同扶植、全面利用的政策立场;同时,政治形势的发展、经济利害关系的冲突、三教之间的抗衡斗争,以及最高统治者个人具体信仰等因素,又直接影响了佛教的地位和命运的变化。佛教在获得统治阶级大力支持的同时,又与统治阶级产生了种种矛盾,从而导致唐武宗禁断佛教和五代后周世宗灭佛事件。佛教由于统治者的支持而趋于兴盛,又由于统治者的打击而一蹶不振。与此相联系,在儒、佛、道三教的角逐中,所表现出来的文人、官吏的反佛与护佛的不同主张,也生动地反映了思想斗争的复杂性。

(一)佛教宗派与隋唐王朝:隋文帝杨坚的父母对佛教信仰极深,杨坚生在尼姑庙里,由尼姑智仙抚养长大。他利用自己幼时生长在寺庙里的特殊境遇,宣传“我兴由佛法”,说自己作皇帝是秉承佛的旨意。隋文帝与灵藏律师有布衣之交,他借赞誉灵藏律师来抬高自己,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续高僧传》卷21《灵藏传》)隋文帝在位时曾度僧尼约24万,修造佛像200多万躯,令各州造塔5 000余,并命各地在舍利塔内各作智仙之像以报旧愿。隋文帝大力扶植佛教,正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他曾下诏“宣扬佛教,感悟愚迷”。佛教是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而被提倡的。隋炀帝杨广杀害父兄而登上皇帝宝座,在儒家看来,是弑父弑君荒淫暴虐之主,且在同科桀纣幽厉之上。所以,他也竭力利用佛教经典和天台宗创始人智来神化自己。天台宗是在南朝陈、隋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创立的。陈代君臣给智的敕、书达三四十件之多,并割天台县赋税归智寺庙享用。陈亡后,智转为“拥护大隋国土”。智和隋炀帝的关系极为深切。杨广早在登基之前,就受智的菩萨戒,称为“总持菩萨”。佛教《大涅槃经》有关阿阇世王弑父弑君代立为王,但仍是无罪的经文。《阿阇世王受决经》更有阿阇世王必将在未来成佛的预言。智在《观无量寿佛经疏》中特意借阿阇世王的事来比附、宣扬,说一是由于前世彼此积有宿怨,现世虽为父子,仍要相报;二是大权现逆,不是世间一般恶逆可比,以影射隋炀帝篡位是前世决定的、必然的、合理的。佛教可以为弑父弑君的行为辩护,确是政治上的一大妙用。

唐代约历290年,在20来个皇帝中,虽经唐太宗诏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武则天则颁佛教在道法之上,唐睿宗又复敕僧道齐行并进,如此三变,但除武宗李炎反佛外,其他都是程度不同地重视利用佛教的。唐代各个皇帝利用佛教的背景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当时人李节说的:

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全唐文》卷七八八《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

专制统治者扶植佛教是为了利用佛教的特殊功能,安抚人们的苦难,泯灭人们的斗志,使人们安分守己,防止农民起义。

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曾以兴国寺、阿育王寺等作兵营。当时沙门景晖宣扬李渊当承天命做皇帝。唐太宗本人并不信仰佛教,如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并置道教于佛教之上,动员玄奘还俗从政等,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看到佛教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利,也积极扶植佛教。唐太宗在战争中杀死许多人,亲手所杀就有千人。后来他下诏在过去作战的战场上立佛寺,说是给死者超度,使战死鬼脱离苦海获得幸福,以收买人心。唐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就是在唐太宗、高宗父子的支持下创立的。

高宗去世后,中宗、睿宗相继即位,然仅一年时间,武则天就夺权摄政。武则天母杨氏是隋的宗室,笃信佛教。武则天自幼就受家庭佛教环境的熏习。14岁入宫,唐太宗死后,又出家当尼姑,后被高宗再度召入宫中。她施展才干和手腕夺取了皇后的宝座,以后更以女身而为帝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女皇。她打着“佛弟子”、“女菩萨”的招牌,竭力利用佛教来维护自身的女皇宝座,转借佛经的教义,来证明政治上所享的特殊地位。佛教僧徒也借武则天家庭传统的信仰,以恢复李唐开国以来所丧失的权势和地位。中国儒家典籍都不许妇人与闻国政,即使是王后也只能以蚕织为事。如《尚书》的《伪孔传》说:“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这对武则天是极其不利的。于是她只得假托佛教符谶来证明其特殊地位的合理性。早期佛教也是轻贱妇女的,但后来不断演变,大乘经典中出现了妇人受命为转轮圣王成佛的教义。如后凉昙无谶译的《大方等大云经》就说,佛告净光天女,舍去天形,现受女身,当王国土,化导众生。还说,南天竺谷熟城等乘王崩亡后,由女儿增长继王嗣,威伏天下。这都可供武则天符命附会之利用。薛怀义和法明等人,特向武则天进《大方等大云经》,附以新疏,巧为附会,谓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2]主。武则天将该经和疏颁行天下以为受命符谶,宣布革唐的命,改国号为周,自称“金轮皇帝”、“圣母神皇”。武则天竭力利用佛经来宣传和证明其新取得地位的合理,而佛经也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武则天还一手扶助华严宗的创立。华严宗创始人法藏,原是武氏的家庙(太原寺)和尚,后为五帝(高宗、中宗、睿宗、玄宗、武后)门师,得三品大官的奖赏。有一次法藏讲《华严经》时,发生地震,他立即上报武后,武后借机宣扬菩萨显灵。互相配合,神化武周王朝。

禅宗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比较复杂。北宗神秀曾受武后的接见,武氏“亲加跪礼”,给予很高的礼遇。南宗慧能(禅宗实际创始人)则一直坚持在南方山林和平民中活动。慧能死后40余年,发生安史之乱,唐王朝财政困难。慧能门下神会设戒坛度僧,收香水钱补助军营,获得肃宗、德宗的尊崇。后来武宗灭佛,禅宗因居山林,远离中央,且有平民性的特点,而得以继续流传。(www.daowen.com)

(二)唐武宗灭佛和五代后周世宗沙汰佛教:唐武宗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庙,勒令僧尼还俗。共废大寺、中寺4 600余所,小寺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解放奴婢15万人,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寺院经济遭受了致命性的摧毁。同时,许多佛典尤其是《华严经》和《法华经》的章疏,湮灭散失非常严重。华严宗、天台宗等派别由此日趋衰微。唐武宗灭佛,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思想原因,其根本目的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其次是武宗个人信仰方面的因素,他相信道教和道士赵归真,追求长生不老。“武宗志学神仙,归真乘间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宜尽去之。帝然之,乃澄汰天下僧尼。”(《唐会要》卷50《尊崇道教》)武宗禁断佛教和道士赵归真的攻击佛教有直接的关系,是佛、道斗争的表现之一。此后,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又毅然对佛教进行沙汰、整顿,规定寺院必须有国家颁给的寺额,否则一律废除,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考试,禁止私度,全部没收铜制佛像,用来铸钱,以充实国库。这两次对佛教的打击,连同北朝时代的两次灭佛,佛教史上称为“三武一宗”灭法事件,佛教称为“法难”,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亲自发动的破坏佛教或整顿佛教的强力措施。前三次性质相同,都是从根本上摧毁佛教,其中又以第三次最为有力,且是带有全国性的措施,给佛教的打击最为沉重。至于第四次则和前三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带有整顿的性质,但原来仅得以勉强维持的北方佛教,经此波折也就趋于衰微了。

(三)文人、官吏的反佛和护佛:隋唐时代文人、官吏有的强烈反佛,有的则百般护佛。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七次上疏,请求废除佛教。其理由一是僧人“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不事生产,浪费钱财,减少租赋;二是“汉译胡书,恣其假托”,佛是西域胡神,不是华夏的正统的神;三是僧人“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忠、孝伦理道德。他还提出了废除佛教的主张:“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以上所引均见《旧唐书》卷79《傅奕传》)可见傅奕的主张,是以求足食足兵,强化忠孝道德规范,巩固唐王朝的政治统治为最终目的的。唐玄宗时,宰相姚崇着重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主张排除佛教。他历指姚兴、萧衍等虔诚奉佛,广造寺宇,但“国既不存,寺复何有?”崇奉佛教的唐中宗、武三思等,也相继败灭。(详见《旧唐书》卷96《姚崇传》)姚崇的主张包含了统治者极度信奉佛教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的观点。唐代后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继承傅奕等人的思想,也从富国论、夷狄论和儒家伦理道德几个方面,反对佛教。他在《原道》中指出,佛教是夷狄之法,僧人靡费了社会财富,违背了君臣、父子之道,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用行政力量和手段消灭佛教。

唐代文人、官吏中护佛的也不乏其人,如贵族官僚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王维、王缙兄弟尤为佞佛。王维“晚年长斋,不衣文”,“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卷一九〇《王维传》)。王缙官至宰相,“以为国家庆祚灵长,皆福报所资,业力已定”(《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认为佛教的因果报应支配着国家命运,因此竭力劝说代宗设内道场,“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同上)。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在政治思想上有较大分歧,柳、刘主张革新,韩愈则持不同态度。在对待佛教上也截然对立,韩愈激烈反佛,柳、刘则赞赏佛教。柳、刘参加永贞革新失败以后,宦途蹭蹬,政治失意,于是竭力从佛教中寻求慰藉,以保持心态平衡。柳宗元认为释迦、孔子和老子是同道,佛理与《论语》、《周易》相合,柳、刘和韩愈的强调儒佛对立相反,竭力调和儒佛的矛盾。

从以上文人、官吏的反佛和护佛情况来看,有的是从佛教不利足兵足食、违背封建道德,因而不利于巩固社会统治秩序的角度,反对佛教的;有的是需要利用因果报应理论来为社会统治秩序作论证,而提倡佛教的;此外,还有因佛教为仕途失意、人生坎坷的人提供精神寄托,而同情佛教的。这也表明了佛教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三、宋元明清时期

宋代以来,佛教渐趋衰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不如前,一般地说,只是作为专制思想统治的辅助工具而被利用。但是,中国佛教的一支藏传佛教在西藏、蒙古等地却方兴未艾,在元代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佛教与政治密切结合,一些名僧在政治决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至明清时代,佛教也作为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政策和对外结交的纽带而发挥作用。在宋明时代,佛教还被农民领袖利用为倡导和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

(一)维护皇权统治的思想工具:宋太祖赵匡胤,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采取保护佛教来加强自身的统治力量。他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并指示雕刻大藏经版。后来宋徽宗赵佶笃信道教,曾一度令佛教与道教合流,寺院改为道观,但不久又恢复原状。南宋以来,王朝注意限制佛教,但仍加以扶植和利用。

明太祖朱元璋系安徽凤阳皇觉寺和尚出身,由和尚当上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对佛教有感情,也有认识,看到佛教有可利用的一面,也有危害的一面。他认为“景张佛教……人皆在家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释氏稽古略续集》卷2),佛教“佐王纲而理道”(同上)。亲自规定和尚该讲什么经、怎样给人念经和作佛事等。他宣扬大明王朝的建立是佛的意旨,立国初期年年举行法会,求佛保佑,为国祈福,以神化王权,笼络民心。他还选高僧侍诸王,用佛教的慈悲、戒杀等教义教育子孙,以防止内讧和造反,巩固明王朝统治。同时,朱元璋早年参加以“弥勒降生”为号召的红巾军农民起义,而在他独树一帜,逐渐壮大力量,打败江南各地的割据势力,准备北上伐元,统一全国的时候,又转而公开咒骂白莲教是“妖术”,诬蔑红巾军“无端万状”,背叛农民起义,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他担心有的和尚会像自己一样起来造反,害怕秘密结社对明王朝具有政治上的潜在危险性,所以又重用儒者来治理政事,并对佛教作出一系列的限制性规定,将僧尼置于儒家伦理思想的支配之下,防止佛教滋蔓。他制定僧制,要求僧尼深入危山结庐以静性,僧尼“不干于民”,使佛教与社会脱节,竭力从政治上防范佛教危害明王朝的统治。

明成祖朱棣在谋臣僧道衍(姚广孝)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夺惠帝位而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因以藩王身份图谋入继大统,所以也利用佛教来辩护。他策划托名徐皇后(成祖后)造《梦感佛说第一稀有大功德经》和徐后的长序,说徐后和观音菩萨“梦感”相见,观音预言今将遇大难,并授《大功德经》以消灾,还说“后妃将为天下母”。后惠帝建文削藩,朱棣宣扬这就是作“难”,随即发动“靖难之变”,谓“靖难”是顺应佛意,朱棣为皇帝,徐后为皇后,都是菩萨和佛的旨意。宣扬“君权佛授”,为继统的合法性制造舆论。徐后死后,成祖三个儿子均为《大功德经》作后序,歌颂母后,以巩固皇室内部的团结。明成祖还亲编《佛曲》数千首,在宫中和民间推广。其内容主要是宣扬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鼓吹“孝悌忠信最为先”、“至孝在忠君”。还把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说教结合起来,强调“不忠不孝,即为大恶”,“天网恢恢,报应甚速”。佛曲通俗,又可演唱,影响颇大。

清初顺治、康熙和雍正诸帝,对禅宗有一定的兴趣和信仰。雍正还以禅门宗匠自居,编纂《御选语录》19卷,大讲禅道。内第12卷为《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是他为亲王时的语录。但雍正晚年,尤其是乾隆,以儒学为正统,视佛、道为异端,甄别整肃僧、道,抑制佛、道的发展。从道光以后,国势衰落,佛教也更为不振了。

(二)名僧参与元代立国活动:元代约百年间,历代诸帝都十分崇佛。自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始就重视佛教,至元世祖忽必烈更尊崇藏传佛教,奉西藏地区的名僧为帝师,每个皇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帝师实际上成了精神领袖。成吉思汗和元代皇帝也重视其他各地僧人,如耶律楚材,出身辽皇室,号湛然居士,禅宗学者,随成吉思汗出征西域,在蒙古成吉思汗、窝阔台两大汗时期任事近30年,官至中书令,元代立国规模多由其奠定,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的师父万松行秀是金代极负盛名的禅师,兼有融贯三教的思想,常劝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极得耶律楚材的称颂。又如刘秉忠,少时为僧,后深受忽必烈的重视,召入藩邸,参与军政机密。后恢复刘姓,命名秉忠。忽必烈即位时,刘秉忠奏定国号为元,他起草的朝仪、官制等一切典章,成为元一代的政治制度。

(三)巩固民族团结和增进对外交往的纽带:明代优遇藏传佛教的上层人士,给以帝师、国师称号。明成祖曾派大臣四人前往西藏请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进京,宗喀巴因年事已高,派上首弟子释迦智前来京师,成祖给他以大慈法王称号。明王朝还给藏僧封官(僧官)晋职,确保宗教领袖的政治经济特权,以镇抚边荒。这一“羁縻”政策,取得了一定的功效。清王朝继承明代的佛教政策,对于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也非常重视,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制定章程二十九条(即《钦定章程》),确定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西藏地区所有寺庙和喇嘛都受清王朝理藩院管理,明代立国以后,为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增强与邻邦的友好,开了以僧为使的创举。明太祖朱元璋先后命僧人慧昙和宗泐率领使节团出使西域,访问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还命僧智光与其徒惠辩等赉玺书彩币出使尼八剌国(今尼泊尔),增加彼此友好往来。太祖和惠帝等也都遣僧人赴日本通好。出国僧人发挥了和平使节的作用,均强了我国与邻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四)号召和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佛教在中国经过长期流传以后,对下层民众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逐渐成为农民起义军的宣传和组织的工具。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佛教弥勒菩萨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的象征性的偶像。

弥勒相传为佛教的菩萨之一。《弥勒菩萨上生经》说他住在兜率天,《弥勒菩萨下生经》则说他从兜率天下生此世界,继承释迦牟尼而成佛。由于佛教传入中国时,多在上层社会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封建王朝服务,在下层民众看来,佛教的教祖、最高的精神领袖释迦牟尼是保护王朝利益的,他们在感情和思想方面转向了弥勒菩萨,祈望“弥勒下生,恒为导首”(《金石萃编》卷34《合邑诸人造佛堪铭》)。弥勒下生继释迦牟尼而成佛的说法,也适应了下层民众借以取代封建王朝的宣传需要和政治需要。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的弥勒石像和弥勒壁画愈来愈多,弥勒信仰逐渐普遍,深入民间,“弥勒降生”被下层民众认为是救苦救难的福音。弥勒信仰和释迦信仰成为两种趋势,隐约地代表了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隋唐时代以来,一些农民就打着弥勒出世的旗号,起来造反。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隋书》卷3《炀帝纪》)。不久,唐县(河北省唐县)人宋子贤,扶风(陕西省凤翔县)沙门向海明,“也都自称弥勒出世”,潜谋暴动。隋末各地多次农民起义,汇成洪流,很快冲垮了隋王朝的残暴统治。

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这样的政治传谣:“释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指弥勒下生)。李家欲末,刘家欲兴。”(《册府元龟》卷九二二《妖妄第二》)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玄宗颁《禁断妖讹等敕》,说:“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利用弥勒下生为号召,广集群众,构成对唐王朝的巨大威胁。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农民出身后为宋军下级军官的王则,利用民间秘密流传弥勒教的“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的传说,宣传变革世道的舆论,发动贝、冀等州的农民和士兵酝酿起义,并利用弥勒教和德、齐等州的农民和士兵建立联系,举行起义,建国号安阳。王则起义虽然遭到宋王朝的镇压而失败了,但它对统治者的打击是沉重的。

元朝后期,统治阶级走上崩溃的道路,广大农民更是频繁地利用弥陀降生的传说,积蓄力量,不断举行起义。早在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等人,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发动农民起来推翻元朝的统治,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有河南人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准备暴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江淮一带农民翁然信从。刘福通推韩山童为首,以白莲教联系、组织农民,率众数十万进行反元斗争。与此同时,徐寿辉、彭莹玉(彭和尚)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占领有今湖北、湖南一带。这两支农民军都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又因都信奉弥勒佛,焚香聚众,又称香军。红巾军曾和元军主力进行英勇艰苦的斗争,冲击了元王朝的统治。

隋唐以来农民因不堪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多次利用“弥勒下生”为号召,积蓄力量,举行起义。弥勒菩萨的传说一直和隋、唐、宋、元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变动相联系,尤其是被农民起义军所利用,动摇了蒙古贵族的统治。因此,明清时代的统治者都十分害怕弥勒菩萨传说的流传,严加禁止和镇压。明律规定:凡妄称弥勒佛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清律因之。^[3]

佛教被农民起义领袖作为动员农民、组织农民的工具,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也是佛教社会作用的复杂性的又一个生动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