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郑道昭的成就与经历

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当时就已经得到了很高的认可。唐太宗对他冠以“书圣”的名号，并非仅仅出于帝王个人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态度。正因如此，王羲之在历史上的影响才会如此深入而悠久。其实郑道昭（455-516）也曾被誉为书圣，尽管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表明他在生前以善书而闻名。他的作品也没有像王门书翰一样流布天下，没有墨本、没有摹本甚至没有临本，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偏居于山东半岛一隅的无名刻石。

这些石刻文字最初仅仅是引发了金石考据家对文物的兴趣。在郑道昭去世五百多年之后，才由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对这些刻石予以记载，包括对《郑羲碑》、《登云峰山诗》、《东堪石室铭》、《天柱山铭》的时代、作者等内容的考证，但并没有涉及其书法成就。后来金石学家大致延续了赵明诚的角度，关心历史事件的意义甚于记载这些事件的文字形式。直到晚清这种局面才发生变化，尊碑运动盛行之后郑道昭书碑的艺术地位得到了戏剧性地提升。

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中对《郑文公碑》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处，乃以摩崖石泐，让字均行，并非剥损，真文苑奇珍也。”^[85]至于自属“草篆”一事，属于包世臣不慎误解。但他解释《郑文公碑》具备隶书、草书和篆书等各体元素，却奠定了后来解释郑道昭书法的基调。而且相对于北朝碑刻中盛行的欹侧取势，《郑文公碑》似欹反正的结字形式，更容易得到传统审美观点的认可，因此包世臣誉之谓“字独真正”。欧阳辅《集古求真》的观点与包世臣相近，认为《郑文公碑》“笔势纵横，而无乔野狞恶之习，下碑尤瘦健绝伦。”相比较而言，龙门造像题记虽雄强但稍失于野，《郑文公碑》虽笔意纵横但气息沉稳，可谓合于文质彬彬之道。

阮元关注到更多郑道昭的书迹，认为甚至胜于《瘗鹤铭》：“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较，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86]《瘗鹤铭》时代并不晚于云峰刻石，但南朝流丽之风较早，而北朝固守淳朴传统更长，因此在好古的清代人看来难免北碑为胜。杨守敬的评价与之类似，他认为郑道昭诸刻石“书法之妙，直逼《瘗鹤铭》。独怪《鹤铭》自宋以来煊赫人寰，此碑《金石录》已载，顾称之者少。且其碑凡数千字，直宇内正书大观也。”^[87]龚自珍同样认为郑道昭诸石刻的艺术成就不在《瘗鹤铭》之下，他在《乙亥杂诗》中写道：“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柯昌泗《语石异同评》有类似的评论道：“前贤论书云，南书无过《瘗鹤铭》；北书无过《文殊经》。今《水牛山文殊经》摩崖俱在，视道昭远矣，盖前人未见云峰碑耳。”自宋以来，“大字无过《瘗鹤铭》”几乎成为书家共识，但清末诸家推举云峰刻石与《瘗鹤铭》相近甚至有过之，说明对云峰刻石的评价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随后康有为对郑道昭书刻的褒扬更进一步：“《云峰山石刻》，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像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秾姿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88]康有为对郑道昭书法艺术风格的界定非常精准：郑道昭用笔既有古典书风的庄重，又具备飘逸的神采；其结字虽然茂密，然而布白疏朗；其风格中既含有激烈的情怀，又充满洒脱的气韵。各种似乎矛盾的元素集于郑书一体，因此构成令人想像不尽的审美空间。

最终把郑道昭推举为书圣的是叶昌炽：“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书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荜路兰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剖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 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家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余谓道昭，书中之圣也。”^[89]在叶昌炽看来，郑道昭的作品不仅北朝第一，而且实际上超越了王羲之和初唐诸贤，为有史以来真书之冠，因此可称书圣。近代祝嘉认同叶昌炽的观点：“北魏郑道昭，于书法上的成就，决不在羲之之下。以他们两人现存的法书来说，可谓异曲同工，南北辉映，应奉道昭为北方书圣，以与王羲之这一位南方书圣并尊，使后人有所取法。”^[90](www.daowen.com)

叶昌炽和祝嘉对郑道昭书圣地位的认定，并没有得到公众认可，然而这并不妨碍郑道昭的书法成就引起大家的共鸣。自碑学风潮之后，大家对于郑道昭在书法上的高度成就已经没有异议，至于是否应尊作书圣其实对于我们理解郑道昭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很可能郑道昭本人没有想到他因书法上的成就而流传后世，这跟王羲之是不太一样的，南朝名士们对自己的书法成就颇为自觉甚至自负。北方也重书法，但历史上对于郑道昭在书法上的成就却只字未提。或有人猜测，郑道昭的书体过于保守因此不受时人所重。但相比南朝而言整个北朝书体都偏于保守而遗存了很多隶书元素，郑道昭并不是最保守的类型。康有为把北朝碑刻分为三种类型：“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种而同一体者。”^[91]康有为的分类大致正确，但三种类型的数量并不平均。第一种龙门风格的魏碑最为常见，数量最多；第二种邹平四山摩崖的类型也不少见，除安道壹刻石之外，响堂山、涉县刻石也有与其类似之处，而且这种风格其实跟当时写经字体在笔法上是一致的。唯有云峰石刻，几乎在当时没有类似作品。从这个角度讲，郑道昭的书法风格在当时颇为另类。若论对隶书的继承，没有山东河北的佛教摩崖多；若论对南朝风格的吸取，没有中原地区的墓志多；若论创新，没有龙门诸石刻题记多。他所作作品的笔法结字已经基本脱离了隶书，但其气质却又异常古朴厚重。尽管他生活于王羲之时代一百多年之后，却几乎没有接受南朝书风的影响。同粗旷的北朝民间书风和雅致的宫廷书风都不相类，大概是郑道昭书法成就没有得到当世认可的原因吧？

其实郑道昭的作品不仅与同时代书风气质迥然，在历史上也不容易找到明确的风格源头，这是他长久以来不被认可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康有为等碑学领袖认为郑道昭书法吸收了草书和篆书的元素，从风格上讲的确事出有因。但落实到具体作品的关联，未免查无实据。包世臣认为《郑文公碑》结字类似《乙瑛》、用笔近于《石鼓》，只是依稀仿佛之谈而难以找到很明确的证据。而且实际上也不适合将结字和用笔分开单独进行探讨，更何况《石鼓》、《乙瑛》和《郑文公》之间的时间跨度太大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存在传承关系。相比较之下，王羲之对历史的继承反而比较清晰，其《姨母帖》中可以清晰看到晋初行书风格对他的影响，而其小楷也可以看出钟繇的影响。虽然王羲之对笔法和结字都有创新，但整体风格与同时代的书家并没有隔阂，诸如西北边陲的《李柏文书》等墨迹与王羲之书风都颇为神似。如果用比喻来说明，那么王羲之相当于长河中的主流，它既吸收了诸多源头的活水，又能开出新的支脉；而郑道昭则类似群山中的孤峰，仿佛与其他山峰遥相呼应，但却找不到其中明显的关联。

我们不仅不容易找到郑道昭书风的历史源头，也难以寻觅郑道昭书风对后世的影响。王羲之对后世的影响脉络清晰，从智永之后笼罩盛唐，远播东瀛，直到近代。而郑道昭的影响却若有若无，迄今难以断定。自碑学兴盛以来称赞郑道昭的人多，但取法郑道昭的人少。若论其中成就最突出的，莫过于赵之谦。赵之谦本人藏有《郑文公碑》的拓本，他创作的《临北魏郑僖伯白驹谷题字》是晚年的代表作。但《白驹谷题字》风格，与云峰诸刻石不太类似，即便是郑道昭所书也不是他的主流风格。而且赵之谦对它的理解还可商榷，赵之谦的写法同《白驹谷》差别很大。康有为的理解是：“《白驹谷》之体，转折点画，皆以数笔成一笔，学者不善学，尤患板滞，更患无气。”^[92]他的理解针对的与其说是《白驹谷》原作，不如说是赵之谦的临作。原作虽然字大但是运笔自然，并没有“数笔成一笔”的写法；反倒是赵之谦的写法非常复杂，在点画中包含了多处的回转、隐藏、停顿、转折等技法，很容易被康有为理解作以数笔成一笔。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赵之谦从《白驹谷》题字中寻找到了有价值的元素并将其发展成独立的风格，但是赵之谦理解的郑道昭并不是真正的郑道昭而只是他心目中的郑道昭。这不仅是因为《白驹谷》题字不能代表郑道昭的主要风格，而且是因为赵之谦对《白驹谷》的笔法也存在自己的见解。其实赵之谦早已经提出了个中的困难：“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必执笔规摹，始知无下手处。不曾此中阅尽甘苦，更不解是。”^[93]赵之谦的理解比康有为精确，他能意识到六朝古刻是自然书写而成的痕迹，但是如何再现这些书迹他也发出了“无下手处”的感慨。在赵之谦之后仿效郑道昭的书家，则愈加不得要领。康有为夫子自嘲曰：“吾为《郑文公》，而人以为似吴兴。”^[94]康有为临写《郑文公》，别人却以为他学赵孟頫，其间反差之大令人哭笑不得。

相对于王羲之的盛名盖世，郑道昭可谓生前身后皆寂寞。而且二人时代地域不同，书风也差异巨大。但颇为奇怪的是，两人却都对道教有超乎寻常的偏好。与他在书法领域的成就类似，郑道昭对道教的偏好在正史中也没有记载。《魏书》记载郑道昭任国子祭酒，曾上表曰：“臣窃以为：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游儿牧竖，为之叹息；有情之辈，实亦悼心；况臣亲司，而不言露。伏愿天慈回神纡眄，赐垂鉴察。若臣微意，万一合允，求重敕尚书、门下，考论营制之模，则五雍可翘立而兴，毁铭可不日而就。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业也。”^[95]他明确提出了兴太学以培养治世人才的建议，但是并没有得到采纳。随后他屡次提及恢复礼乐制度、以德治国、减少兵戎的建议，但显然与北魏积极拓张的国策相违背因此并没有能够得到实施。唯有外出任职光州、青州时可以稍稍施展他的抱负，因此“其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96]通观《魏书》中所记载的郑道昭，是典型的儒家士人形象，与云峰刻石所表现出来求仙好道的形象相去甚远。所以，对于郑道昭的思想归属于儒还是道，学界难免有争议。一说为早年事儒，不得志然后晚年奉道；一说为本性为儒家，而道教不过是莱州任职一时喜好而已。

这些观点虽然结论不同，但都将儒道视作并列的个人信仰，这未免与当时情形不尽吻合。儒学作为一种个体信仰，是先秦及宋明的事情。在汉魏隋唐时期，儒学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意识形态存在而不是个人信仰对象。一个人对儒学的态度主要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他的个人倾向。简言之，在郑道昭所生活的时代儒学是个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个人心性问题。郑道昭之所以执著地倡导弘扬儒家思想，在于他认为当时拓拔政权的军事扩张政策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唯有以儒家的礼乐道德来弥补才能保持长治久安。他的儒学思想主要是来自于汉代儒学，认为通过太学遴选培养精通经书的儒士是造就治世人才的主要途径，其中并没有涉及到个人心性状态的转化问题，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与信仰无涉。在北魏，信仰冲突主要发生在佛道之间，儒家同它们二者的矛盾主要发生在政治经济层面。儒家同佛道在信仰领域的冲突，要迟至唐末宋初了。因此郑道昭一方面主张以儒学立国，一方面信奉道教，这种情形并不矛盾。儒学是他的社会政治主张，而道教则是他个人的信仰立场。在这一点上，郑道昭同王羲之是类似的。他们都出身世家，家族和社会的责任使他们恪守了以儒学治世的理念，然而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以道教作为个人解脱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