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认识论中反对排斥性二分法的批评

反对排斥性的二分法

当今前沿的认识论都属于所谓的复杂体系，彻底跳出了笛卡儿以来各种排斥性的二分法。排斥性的二分法是二分法中的极端归纳主义。没有二分法你就不能思考，但是在思考的过程中如果你寻找的是一种纯粹的分析或者以分析作为最重要的标准，你把所有与理智、分析纠缠不清的东西都切断，你要找methodological purity，就是方法的纯净，你的所获就是你看问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彻，所失则是你虽从归约主义看到了最清晰的东西，归约主义却导致了很多原来没有预期的不良后果。对排斥性的二分法进行批评，就认识论讲是对主客二分的批评，互为主体的问题就出现了。

还不止这一点。在心灵哲学里有身心的问题；从宗教来讲有凡俗和神圣的问题，再进一步有创造者和创造物的问题；如果从心理学或修身哲学来讲，有灵和肉的问题。前现代的基督教每每把身体当做灵魂的枷锁、牢狱，必须把枷锁去掉，把牢狱打开，你才能把灵魂解放出来。所以，中世纪有一种强烈的禁欲主义，有些教徒甚至自我鞭笞，真正是打自己；这还不够，还有人睡在钉子上，让人用鞭子抽，让人家侮辱你，把你的身体解构掉。这些现在看起来非常残忍，而且禁欲主义者追求的理想不切实际，在儒家看来简直不可想象。说儒家讲“存天理去人欲”就是提倡禁欲主义，是太大的误解，太大的偏见。因为儒家关心的是身心灵神综合起来的问题，我有一篇很短的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另外一种二分法的思路是从阴阳的传统出来的，根据这种思路，则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中之阳必有阴，阳中之阴必有阳，这样一直推下去。这样推下去的过程也包含着二分，但不是排斥性的二分，这种二分有张力和矛盾，又相辅相成。这种思路和现代所谓复杂体系的思路是接近的。现在，世界越来越复杂化，以前追寻纯粹理性的思路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我的构想是这样的：分析清晰是最初步的条件，分析的清晰是理性思维的最初级阶段，而且也是主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用熟悉的话语，认识需要从感性到知性到理性；要升华到理性，才能看清楚你要认识的事物。事实上，对认识复杂体系来讲，这是基本功，是大家都需要具备的条件。但到了一般所谓的理性，不能更上一层楼，不能把默会的维度和个人的知识那一方面带进来，那你得到的清晰就不能跳出归约主义的限制。你要让认识方式更复杂化，更多元多样，则要在感性、知性、理性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在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那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超越了清晰的层次。所以，史华慈讲要上升到“内容丰富的模糊性”，“内容丰富的”就是fruitful。有人说这一思想是很有成效的，我不知道该不该用这个词，就是说它内容很丰富，你至少不要在premature（未成熟）时把它消解掉；还没有达到一定理解的水平时就把它消解掉，这样你就根本进入不了那个领域。所以，在人文学研究中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要克服理不清线索就放弃的急躁。理清线索当然重要，但是，如果你想理清楚的意愿太强，在还没有进入情况之前就以为自己理清楚了，那么你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所以，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观念。

有位人类学家叫Margaret Mead（玛格丽特·米德），在哥伦比亚，是Boas的学生，她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影响很大。我曾经跟她在一次AAAS（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年会的Panel（分会场）上遇到，当时还有IBM的首席科学家即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imon参加。在那个讨论会上，Margaret Mead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她认为人类学的认知和digital thinking（数字化思考）的认知有本质的不同。她说，你看一个学生，他的头脑如果完全是数字化的思考方式，从A到B到C到D，如果你从A跳到D，他马上会问你B和C。搞不清楚B和C，他下一步就很难走。她说这种心态完全不适合人类学的思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个中国学者想用人类学的眼光了解康桥，就必须亲自到康桥去观察、感受，和当地人对谈，当然先决的条件是把英文学好，英文不好没法对谈，这个了解的过程和数字化的过程完全不同。第一你要忍受模糊，也就是不确定的印象。另外你的思维是整体的，但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要经过修正。这下面有很多基本功，比如做个人类学家，你要把语言搞好，你要把习俗弄清楚，你要把它的宗教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它的核心价值，它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所有这些东西都设法理出个头绪来。哈佛的帕森斯属于结构功能学派，他就曾提出了四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系统，一个经济系统、一个政治系统、一个社会系统和一个文化系统。他的思路与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是不同的。他这四个系统之间是复杂互动的，有的时候经济体系的影响最大，这是马克思的看法；有的时候政治体系的影响最大，有的学者专门研究一般制度和政治神经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重要的政治决定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电话就决定了，完全没有文本，你通过文本很难了解那个情况。所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出现以后，它对问题的考虑越来越复杂。

以前启蒙的信念——人类的理智之光可以把黑暗驱除——现在很少有人接受了。无知之幕会越来越厚，你越知道得多，你就越知道你不知道的更多。这是永远赶不上的。庄子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不仅指个人，而且整个人类科学理性的发展一定能把黑暗去除这个信念也已站不住脚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你越分析得细，越到“本原”的东西，你越能够掌握宇宙的基本结构，这个信念现在也受到很大的质疑。越细的东西未必越简单，越细的东西在很多地方还是一个复杂系统，你再分析下去还是一个复杂系统，所有大的体系和小的体系在复杂性上是相当的，都是一种特殊系统的反应。如果以这个为背景，我相信体知不仅在道德哲学，在宗教哲学，在美学上有作用，对自然科学也可以有用。所以，现在有两条路，两者可以配套，一条路是自然科学，以数学和物理学为基本训练，逐渐渗透到不同的领域，渗透到生物学、医学和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乃至渗透到人文学，这是19世纪以来的大潮流，现在在中国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另外一条思路就是以个人的反思、个人的体认、个人的亲知作为基础，不把它简单地消解掉。你想坚持纯粹思维，其中没有感情，没有意志，那根本不可能！从体知中会慢慢生发一种非常强的自我反思能力。最切身的如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美学到社会科学中的大问题，乃至自然科学中的大问题，跟这个都有关系。这两条路我认为是可以配套的。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数学、物理代表的这种自然科学的认知方式自启蒙以来居于宰制性地位，因为它的宰制性，它把很多人类最丰富的经验，认识论上最深刻的东西都消解掉了。消解掉之后，你看哲学领域出现了很多不是智慧的问题，而是师心自用的问题，是主观意愿的问题，它与严格的自希腊以来的哲学探究没有关系。你的分析越来越细，分析的范围越来越确定，可能够掌握的人生智慧越来越稀少。这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我想现在的思路和以前的思路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果要在这方面做一个结论的话，那么，以前那种科学主义的思路是排斥性的，而现在这种思路是包容性的，包容性不意味着含糊，它绝对掌握了理性思维的基本功。不掌握理性思维的基本功，那你就还没达到他们的水平，你怎么能超越他们？我跟一个日本学者源了圆（Minamoto Ryuea）严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是日本京都学派最重要的学者，是西谷启治的学生。他推论，如果我们重新来考虑从希腊哲学以来就分开的冥想的思维和实践的思维（实践理性），虽然亚里士多德把它们分开来了，而且希腊哲学是以冥想的思维作为理论建构的必要条件的，你所有的实践要提升到理论的程度是非常难的。他就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其他精神传统中，包括佛教、儒家、道家，和西方所有的宗教传统（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一个理论的预设，就是说理论的思维和你的体验有密切的关系。佛教里面讲“十谛菩萨”，十谛和九谛、八谛就有所不同。怎么样从体认之学展现出一个在认识论上有深刻内涵的思维方式，又不落到不可言说、不可证明、不可展现的陷阱里面？这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说十谛，不到十谛，你不了解十谛；到了十谛，他不愿意再说他的十谛。那么这个知识不能验证，不能讨论，所以只能意会，不能言诠。所以，人们常常把中国的思维当成是模糊的思维，不是理性的思维，是暗箱作业，不能达到辩证思维的高度。它有智慧，但没有非常严格的论证。现在它所提出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有一套认识论，它既与西方思维不相违背，又能照顾到体验之知的重要性？“照顾到”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用它的方式来分析，而是体验之知的深刻和高明使得你整个认识论的发展更健康，更全面。(https://www.daowen.com)

卢：这个思路我觉得非常好，也很清晰，特别是您在反省西方的二分法的时候，主张把排斥的二分法和非排斥的二分法区分开来，我觉得这个区分是非常有意义的。笛卡儿的主客二分就是排斥的二分，比方设定人是唯一的主体，非人的一切都是客体。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抽离于客体之外的，是不参与客体的演化过程的，从而也可以是一种完全不带个人感情的分析认知。认知了客体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操纵它，可以利用认知到的知识从事各种制造活动，从而满足主体的各种欲望。这就是排斥性的二分法。实际上，今天已经有很多哲学家和学者在批评这种二分法了。您讲得很对，如果任何区分都不要，我们的思想也不可能达到清晰的程度和很深刻的程度。有些区分还是需要的，甚至主客体的区分也是必要的。显然您不赞成海德格尔的那种做法，海德格尔主张连主体和客体这些概念都弃之不用，所以他要创造出另外一套概念来。实际上，我也认为没必要走那么极端的道路。我们能不能这么说，您所说的体验之知，或体知，它不再设定排斥性的主客二分。如果我们认为体知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可不可以说，这个时候的自然科学已不再把自然物看做纯粹的客体，即毫无主体性的客体，毫无灵性的存在者，人不能不带任何感情和同情地去分析它、认知它、解剖它。如果我们把体知用在自然科学领域，那实际上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我们不再把认知对象看做纯粹的客体，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把它看成是主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杜：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前面已提到在生态学方面最有洞见的一个神学家Thomas Berry，他不愿意说他是神学家，神学家是theologian，主要研究上帝。他说他是一个geologist，以地球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上帝为出发点。但是，他还是属于广义的神学家。他的思想中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基本的信念，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自然当做一个客体的集合物，collection of objects。当然，长期以来，人们就是把客体当成身外物，完全跟人没有内在的联系，完全是自然客体的演化过程，人根本没有参与其中。所以，你不能带任何感情去研究自然现象。英文里有两个词，叫uninterested和disinterested，前面已提到。对某现象我可以very interested，但我必须要disinterested，所谓disinterested就是不带主观感情。后来有些人分析它是一种impartiality，它是公平的、公正的，就像法官在判案时不带入私人感情，只根据双方拿出来的证据做判断；其实它要求所有陪审团的人都能有这个能力，不把主观的意愿带进去。这个我觉得在任何一种辩论、讨论中，不要说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基本态度。

Thomas Berry认为，不能把自然当做一个collection of objects，即一个客观事物的集合体，而要当做community of subjects，即一个主体的社群。Community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要分析它的重要性。我不是完全不了解或者排斥海德格尔那个去掉主客二分的思路。我事实上非常同情那个说法。你说他有点极端，他就是要彻底打破主客二分，而这个在中国哲学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排斥性的二分法根本没有开展出来，我想是被主动扬弃掉了。很有趣的是，他想打破，因为他要从西方严格的分析哲学里跳出来，特别是他认为有一种机械性的思维，这种思维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有，所以他要回到苏格拉底之前。因为这种思维听不到Being的声音。这个我非常同情。所以大家认为他的思维能与东方思维产生共鸣，你从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里可以得到很多证明，因为他有一种还没有进入你思维之前的智慧。无论道家、佛家、儒家，都有这一面。

为什么说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没有经过修饰，没有经过外力的造作，是自然发出来的。这个“自然发出来”在中国哲学看来是最丰富的，像孟子所谓的“四端”都是这种赤子之心。对自然的了解很大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你如果把它当做排斥性的外在的东西，那你和它之间的关系不仅有不可逾越的张力，而且对它你可能成为一个宰制性的力量。例如，基督教把人作为万物的主宰，林·怀特对此批评得非常严厉。在中国的传统里，就没有这样一种思路，但是可能有黑箱作业和模糊思维，这是很大的一个危险。还不如一步一步地通过经验论的方法，通过基础的研究，把客观事物厘清，这样就能够积累、创造一种理论思维的体系。这段路是非常苦的。没有这段路的发展，你不能成就科学。但是你若只停留在这个阶段，又会把很多深刻的智慧一股脑儿全丢掉。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我们现在经过向西方学习的一百多年，它的科学理性所代表的多元多样、新知奇异，已经被中国的科学家们慢慢地在各个领域中付诸实施，但这些科学家对中国传统里的深刻的智慧是不是就一定要切断？我想不一定。传统中的很多东西不仅成为他们做人的精神资源，甚至可以成为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默会的知识”，成为一种必要的背景知识。将来科学的发展可能与这些精神传统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这种可能性慢慢开发出来了，现在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站在Michael Polanyi的视野上，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