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主体论与80年代精神构造的再审视

3.主体论与80年代的精神构造

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当中，李泽厚的批判逻辑看似是简单的，正如他自己所论述的：“我在《批判》一书、主体性提纲以及关于中国思想史论的著作中，在肯定人类总体的前提下来强调个体、感性和偶然，这正是我希望从强调集体（人类、阶级）、理性、必然的黑格尔—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指出历史是由人主动创造的，并没有一切事先规定好了的‘客观’规律。”^[40]但对从“文革”的幻灭中“清醒”过来的人来说，任何对于前者的批判都必然会导致精神结构、感知方式、价值判断的重组，李泽厚其实是通过这种批判方式创造了一种精神结构和价值结构重组的方式，而这种方式连同其所包含的内容也塑造了另外一种不同于革命主体的“新人”，正如钱理群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以“一代人的精神特点与学术特点”为标题对这一代人的解剖所表明的：

在《心灵的探索》的“再版后记”里，我这样写到这本书：“这是我的《狂人日记》：第一次发现‘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第一次明白：数十年‘时时吃人的地方’，‘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用怀疑的批判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社会，现实，重新审视既成观念中的先验的前提的道路；”……这大概是很能说明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期，在文革结束以后，像我这样的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的。^[41]

但对于“李泽厚—康德”的主体论是怎样切入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逻辑当中的，这种“文革”语境固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围绕着“人性”、“人道”等主题所作的理论准备和事件上的积累，前者如朱光潜所重新翻译的《202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知识界引起的广泛关注和震动，同期朱光潜在2025年第3期的《文艺研究》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性美和共同美》的文章，通过对美学问题的讨论，将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重新引入到社会中来。而事件上的积累，如“伤痕文学”所造就的社会心理空间，为李泽厚的主体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丁耘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https://www.daowen.com)

无论正统派们怎么想，时代的要求是从“人”这个概念向前推进。思想的要求如此，社会经济文化的要求也是如此。经李泽厚轻轻一拨，青年马克思对老年马克思之局就变成了康德对黑格尔之局，省却多少麻烦，打开无限生机。经由康德，一方面可以直接继承十八世纪的整个启蒙传统，另一方面绕开了与正统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黑格尔—马克思一系，取道新康德主义奔向原先几乎属于“不可接触者”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奔向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的另一种可能。李泽厚发现了一个比“人”更有意蕴的概念——主体性。他试图通过这个概念深入思索改革时代的主要问题：如何论证并建设现代社会？在这个现代化过程如何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主体性’概念还触及了一个当时不那么显著的问题：在那个新旧交替、剧烈变革的大时代，如何确定个人的生活意义？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约为“社会”、“文化”、“个体生命”；或者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为“现代”、“传统”、“安身立命”。至少在改革的前半段，思想领域是被这样三个问题轴所宰制的。^[42]

再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李泽厚所确立的主体内容，也就是审美的、实践的和伦理的自由意志，这种历史主体所承担的现代化内容已经彻底地脱离了“十七年”所设定的轨道，而重回到“五四”所提出的“现代化想象”和“生活世界”的构造，这条道路所完成的对历史的改写也构成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八十年代所提出的选择也针对着文化领域，提出了一种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设想，以纠正毛的‘否定辩证法’。我们要重新评价毛的得失，寻求另一种选择的现代性”^[43]。这种现代性的表达则是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用一种历史的线索所阐释的“漫长的20世纪”漫长的现代化道路下的表达，笔者将在后面作重点的论述。

沿着这条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逻辑也正是在李泽厚所确立的线索下展开的“以李泽厚的康德解释为原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参照系，为这三十年来的思潮起伏绘出一个比较清楚的图景。雄心勃勃的后学们从康德开始了他们80年代的新长征。甘阳引介了卡西尔。这位提出‘人是符号动物’的新康德主义者有助于把关注从‘理性批判’转到‘文化批判’上。在‘社会’问题（或者‘现代性’问题）轴上，同新康德主义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斯·韦伯开始得到重视。韦伯研究者苏国勋、甘阳等参与了社会学的学科重建工作。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导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崛起。社会学与经济学一同带动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复兴。逐渐坐大的经济学把社会学重建时那种对现代性的深沉思索简单化为‘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适应该体制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不幸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主流基本沿袭了现代经济学的这个倾向。社会学复兴时刻的那个关注，除了被年轻的福柯研究者们一度保持之外，主要通过马克斯·韦伯的对方，康德主义的真正终结者马丁·海德格尔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44]。以李泽厚的康德为参照，我们也就得以勾勒出这六十年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发展脉络。20世纪50—70年代，马克思主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主体性实践哲学占有重要地位，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这种主体性实践哲学沿着几条不同路径与西方的“现代资产阶级学术”对接，如新康德主义、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德国浪漫派、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甘阳、苏国勋、刘小枫、柳鸣九所做的工作正是填充了李泽厚所确立但还不丰满的主体概念，也正是这样一个主体终结了具有革命意志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正如贺照田在《当代中国精神的深层构造》开篇所提出的那样：“李珍景是韩国2025年代学生运动中涌现出的重要理论家。他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汲取资源，展开了他80年代一系列的思想、理论活动。80年代后期他被捕入狱，其间发生了苏东巨变。巨大的冲击与困惑使他90年代一出狱便动身到中国来，他要亲眼看看社会主义。这次中国之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相应产生社会主义的主体。”^[45]李珍景的观察是准确的，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的确早已被替换掉了。而这样的主体所承担的现代化事业，除了在“国富民强”这一民族主义的理念下进行扩展外，并未对现代化的本身的复杂性有着高度的警惕，一旦改革的步伐加快，“现代性的后果”也就随之而来，80年代后期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使得这种主体以及其所设想的现代化方案的破产。20世纪90年代海德格尔的登场，也预示着一种与“政治”和“经济”无关的纯粹“个人”开始主宰当代人的精神结构，但在官僚—资本的社会逻辑结构中，这种纯粹的“个人”也很快被商业资本所征用，成为一个欲望化的个人。2025年的“新左”和“自由主义”之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个人的一次纠正，90年代后期政治哲学成为当代知识界的显学，哈耶克、施特劳斯、哈贝马斯、施密特、萨义德等人的学说在中国的普及，也正是在这个已经亏空掉的欲望化的“个人”基础上，重新构造一个“政治人”的谱系。以李泽厚为原点来重新观察，这六十年的历史路径，我们会发现这段历史完成了一个有意思的轮回，也就是从“革命”理念的政治人到“现代政治”的个人，从以革命理念对西方的批判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和后殖民思路，使得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一个历史的起点。但无论如何，李泽厚及其同行者所设计的历史路线恰恰是这个历史循环中的中间点，回到这个中间点，才使我们得以更清醒认识到80年代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