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丽玫[1]
摘 要：一般都认为，日本人比西方人更具团队意识。甚至认为学习日本语言、日本文化的人比学习西方语言、西方文化的人更具团队意识。这种团队意识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日本企业文化当中。本文试图从社会构造以及日本社会的“共同体意识”来探究日本企业的这种集团主义的形成。
关键词：集团主义 横向社会 封闭性 家 命运共同体
一、日本社会的社会构造
“社会构造”这个词语是社会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基本用语，“（社会构造）是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首先对一定的社会、根据一定的方法论做实际调查，再对所得到的数据加以解释和综合，抽出被认为是其社会基本的原理，并加以理论化——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用‘社会构造’这个基本用语来表现——在此水平上，再与其他的社会进行比较。”[2]简单说来，就是指一定社会的基本原理。一般说来，社会构造是最难以发生变化的，即使社会组织发生很大的变化，社会构造等于社会基本原理也不会轻易改变。在社会人类学中，经常通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团以及由个人所组成的集团之间的关系来求证这个基本原理。中根千枝氏指出：“只有那些并不能从外部一眼即看出的并且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属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才是社会人类学所言的人际关系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最难以发生变化的部分。”[3]中根氏将日本社会与西欧社会做比较，认为与西欧社会的“横向社会（ヨコ社会）”不同，日本是一个“纵向社会（タテ社会）”。根据中根氏的说法，他认为“纵向社会”是明显的特征，就是与职业本身相比，人们更重视企业名称[4]。换言之，人们更看重对方作为社会人所归属的场所，而不是重视对方作为自然人的资格。
西方学者R.N.贝拉在1955年所写的《徳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渊源》一书中，试图画图来说明日本社会的特点。根据他所画的“社会体系的机能下位体系”图[5]，日本是一个以政治价值优先为特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相比，政治更优先。就图表而言，政治价值是以“完成”和“个别主义”的类型变数为特征。因此从结果上来说：“每一个人既代表家庭，又代表藩，亦代表全体的日本，并为此献身。这种精神与‘为了正义’的普遍主义献身精神相比，（对日本人来说）更具有优先性。”所谓政治价值优先，意味着无抵抗地将政治领域的各种价值观融到经济领域中去。因此，对于在企业中工作的每一个人来说，与其关心普遍上的正义，更重视自己所属的集团。对于他们来说，个人最大的关心只有自己所属的小集团。因此（每个人）只同自己所属小集团的上司以及部下——这种纵向关系的人们发生各种关联，而同横向关系的集团的人们是毫无关联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对于“外部”表现出丝毫的不关心，而与此相对照的是表示出对“内部”的强烈关心的一种封闭型的社会。岩田龙子将这种性质的日本社会以这样一张图来解释：
并做了以下说明：（在这种类型的社会里）一般认为，对于自己所属集团以外的世界的关心是非常缺乏的……社会的构成人员以自己归属哪个集团为媒介，通过这个唯一的媒介，来确信自己在这个社会里的定位。在这种类型的社会里，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不得已变成间接性的，其结果就是个人的主要关心的焦点，直接指向了自己所属的集团[6]。
在这样的封闭性非常强的集团内部，不可避免地孕育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上司对于部下的无限依赖和部下对于组织、集团（上司）的无限忠诚。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作为组织的企业，对于员工有一个全身心归属企业的要求，与此相对应，企业无限信赖员工。对于员工来说，“公司不是一个与员工个人签订一定协议的企业体，它对于自己来说不是作为客体的存在，而是我的，甚至于我们的企业，是被主体化的认识……是自己作为社会存在的全部，是相当于自己全部生活的依存地，是这样一种带着非常浓厚的感情上的认识”[7]。这恰如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是一个生活共同体……是一个明确的社会集团的单位。也就是说，根据居住（共同生活）或者（以及）经营体的这样一种范围的确立，（这个大家庭）成为构成社会集团的一个因素[8]。
当然，对于构成这种“信赖”“忠诚”的伦理而言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序列制度”。在学历相同的前提条件下，员工的位置依据进入企业的年份来决定。即使是同时进入企业的“同期生”，也尽量做到“要升——直升”。这种“序列制度”被认为对于日本企业内部的“和”的维持、平衡的维护起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序列制度”，首先员工对于企业的“无限忠诚”就不能成立，当然我们也可以推测其后的企业对于员工的“无限信赖”也就无法产生了。
二、日本社会的共同体意识
如前所述，普遍认为日本人有很强的团队意识。事实上，在被誉为“日本三神器”的三大要素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集团主义”。“集团主义”在日本的历史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户公认为：将一个整体分割为最小的单位，并以个人为最小的单位和要素；以这个最小的单位——个人为中心和基本，来组成社会的整体，在此基础上思考、行动，这就是个人主义。所谓集团主义，是将作为要素的个人集中到一起，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统一的整体为中心和基本进行各项活动的主义[9]。没有个人即是“灭我”，将“我”消除，在“集团优先”的这个原则下，进行各种思考，采取各种行动，集团优先于个人。而个人主义恰恰相反，个人的立场被优先于集团而得到考虑。
在日本式经营企业里，集团主义又得到如何地体现呢？尾高帮雄指出日本企业完全贯彻了集团主义的经营惯用手段。并且还指出，“在日本的这些经营惯用手段里，都有一个共通的目标，并且这个目标，在结果上都最终指向企业这个被认为是命运共同体的集团的稳定、发展、繁荣。”[10]尾高邦雄以“命运共同体”来称呼企业，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中的每个人的目标都不是指向自己，而是指向“共同体”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小野丰明氏所言的“日本式经营的基盘，是框架，也是推进力，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封闭性很强的社会”[11]，指的就是“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被认为是日本式经济的基盘。日本社会的“命运共同体”，在历史上经历了“家”，再到“村”、“国”、“藩”的各种形态的发展。在这些各种形态的“命运共同体”中，归属其中的正式成员，在原则上，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或者终身保持着作为该集团的成员的意识和自觉性。这些成员，全身心地归属于共同体，同时也被期待着终其一生为了集团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作贡献[12]。
不管是“家”、“村”，还是“国”、“藩”，都是封闭性非常强的“命运共同体”。为了明确这个“命运共同体”的性质，我们先从它最基本的形态——“家”讲起。
这里所说的“家”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核心家庭或者一代家族，指的是历经几个世代相传的家父长制以及家产制集团，本来这个集团也是以血缘以及婚姻为纽带而形成的，但是大部分的“家”也将从属者和家仆当成“家”的成员[13]。这种性质的“家”与其说是消费单位，毋宁说是一种家产制的经营单位。因此在这个“家”里面，家业的继承与繁荣比血统继承更被看重。
带着浓厚“命运共同体”性质的这个“家”，小笠原和夫氏认为是伴随着武士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武士领主（在地领主）们以父子相传的形式将领地和武士的身份、职能代代相传下去。就这样，作为组织的‘家’得以形成。武士与武士团体的出现，同时也是形成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的‘家’的出现。”（村上泰亮、公文俊平、佐藤诚三郎《作为文明的家社会》中央公认社1979年）[14]“家”的构成，“虽然以父子、夫妇的血缘家庭为核心而得以构成，但是却不是单纯的家族，是一种超越血缘家族的、客观性的，并且世代相传的带有永存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家’是以家产、家业的持续继承为目的而构成的、以家名的连续性为象征、按父——子——孙男子直系亲属顺序来继承的独立的社会单位”[15]在现在的日本企业中，将上司称为“亲分”、将部下称为“子分”的这些做法，以及在车间的技能传授，大都不以文字资料来完成，来以“以心传心”的方式来达成的做法，都是因为受到“家”的父子关系意识的影响的缘故。小笠原氏认为这个“家”就是日本式经营的源流。
武士为了守住领地，将亲戚以外的家臣、部下等都网罗至“家”里，这个举动被认为对于“家”的性质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就是说，由于这个举动，“家”这个单位超越了血缘的限制。在这一点上，决定了中国和家族与日本的“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这个“家”中，没有什么比家业的继承与发展更为重要。因此对于“家主”的“孝”远远比不上对于整个“家”的“忠”来得重要。对于“家主”而言，使“家”发扬光大，不但是对于这个“家”的忠，同时也是对于他本人的孝。为了保护这个家，衍生出了强烈的连带意识。“忠”和“孝”这两个原本是“忠孝不能两全”的、从中国传播过去的道德意识，在“家”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媒介之上，一体化并得以日本化。
进入近代社会，一方面有武士自己的“家”，另一方面大名的家（藩）这种扩大了的“家”的形态也出现了。小笠原氏认为，作为藩的“家”是原来的“家”的扩大化，继承了“家”作为一个经营团体所具有的所有性格，也继承了“家”的超血缘性、功能性以及永续性。[16]
日本的近代社会也是武士社会。武士是社会的领导层，因此武士的思想也被强制推行到其他的三民阶层。伴随着武士思想的全民阶层的蔓延，作为经营团体性质的“家‘的组织和意思也得到了推广。中根千枝氏说到，对于无上重视“家业继承和繁荣”的“家”来说，不只可以让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成为家业继承者，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将家仆、家业里店铺的掌柜做为家里的成员，并且得到与家长的家族成员同样的待遇。[17]日本的养子制度以及养老女婿制度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能过这些制度的实行，“家”日渐地超越血缘关系的限制，成为了发展家业而拥有合理性功能的组织。
明治维新以后，“家”的概念被明治政府提升到国家理念高度，国家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为了繁荣国家这个“家业”而努力。这种想法被认为是支撑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战败后，“家”作为一个制度被抛弃，但是在日本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习俗中，直到今天还源源不断地残留着它的影响力[18]。但是，现今的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家”，不是藩，也不是国家，而是企业集团。集团成为一个隐蔽的“家”。在这个隐蔽的“家”中，原本毫于关联的人们，成为拥有同一个目标的家族成员，在“忠孝一体化”的意识下工作。也正因如此，日本企业员工养成“内部”与“外部”的意识差别。我们且不评判员工的这种“内外有别”的思想到底是好是坏，但是，谁都不能否认，遵从“家”的道德，被认为是现代命运共同体的日本企业的劳动道德之高。
1.中根千枝.『タテシャカイの人間関係』.講談社.1976，10
2.R．N贝拉著.堀一郎訳.『日本近代化と宗教倫理』.未来社.1978，3
3.岩田龍子.『日本的経営の編成原理』.文真堂.1977，3(www.daowen.com)
4.三戸公著.『公と私』.未来社.1984，4
5.小野豊明.『日本的経営と活力の源泉―国際化時代にどう対応するかー』.マネジメント社
6.尾高邦雄.『産業社会学講義：日本的経営の革新』.岩波書店.1981，5
7.小笠原和比古.『サムライの思想』.岩波書店.1997，6
8.八巻直ミ.『日本のマネジメント』.日本能率協会.1980，11
【注释】
[1] 周丽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日本社会。
[2] 中根千枝.『タテシャカイの人間関係』講談社，1976.第21页
[3] 同上第24页。
[4] 同上第31页。
[5] R.N.贝拉著，堀一郎訳.『日本近代化と宗教倫理』.未来社，1978年3月，第39页。
[6] 岩田龍子 『日本的経営の編成原理』.文真堂，1977年3月，第72页。
[7] 中根千枝『タテシャカイの人間関係』.講談社，1976年10月，第33页。
[8] 同上第34页。
[9] 三戸公著.『公と私』.未来社，1984年4月，第96页
[10] 尾高邦雄『産業社会学講義：日本的経営の革新』.岩波書店，1981年5月，第43页
[11] 小野豊明『日本的経営と活力の源泉―国際化時代にどう対応するかー』.マネジメント社，1984年9月，第75页
[12] 尾高邦雄『産業社会学講義：日本的経営の革新』岩波書店，1981年5月，第57页
[13] 同上第56页
[14] 小笠原和比古『サムライの思想』 岩波書店，1997年6月，第4页
[15] 同上第4～5页
[16] 同上第155页
[17] 如前『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第35页
[18] 八巻直ミ『日本のマネジメント』.日本能率協会，1980年11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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