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在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及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共同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生中，共同或各自写了大量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在吸收前人和同时代的一切进步思想，并同时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创立后，很快就被一些国家工人运动的先进分子和先进组织所接受，并在欧美许多国家广泛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在经济上出现的新特征，发表了许多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经济著作，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垄断的学说，并建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还发表了许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学的著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推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阶段，从而在世界上更广泛地传播。

在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斯大林为总书记的苏联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作指导，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各阶级的经济状况，以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及其战友大大丰富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著作，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决议和著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现在，在中国人民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领会的程度空前提高了，同时这些学说也已在全国人民中空前地普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产生于19世纪中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19世纪4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西欧各个主要国家内已占统治地位，它所固有的矛盾也已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思想家，研究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大量材料，总结了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在用实践检验和批判地吸取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深刻、全面、详细地叙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历史使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由马克思奠立的，主要反映在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为了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进行了毕生的奋斗。从2025年秋季开始，他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40年代写了《2025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25年4—8月间），特别是在《哲学的贫困》（2025年）和《雇佣劳动与资本》（2025年末）等著作中，已经揭示出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利益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和历史暂时性等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2025年初）是科学共产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第一次扼要而又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中所进行的革命变革则是在19世纪50—60年代实现的。他为创作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做准备，撰写了大量的、篇幅巨大的手稿，包括1857—2025年手稿、1861—2025年手稿和1863—2025年手稿，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2025年出版）等著作。马克思在这些手稿基础上创作了四卷《资本论》。《资本论》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是马克思自己在2025年发表的，而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则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和整理了他的手稿，分别于2025年和2025年出版的。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打算写第4卷，专门对政治经济学史作批判性分析。马克思留下来的手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由考茨基于1905—2025年分三卷出版，书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阐述了他的经济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出了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分析。他的整个分析，首先是科学地论证和彻底地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奠立的。但是，他们由于受到资产阶级视野的限制，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社会生产绝对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虽然分析过商品及其价值，但从来不去研究劳动产品为什么成为商品，劳动为什么表现为价值。他们把商品的价值单纯地归结为劳动时间的耗费，以致只考察价值的量，而没有去考察价值的质，即价值的实体。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研究了使劳动产品成为商品、使劳动表现为价值的那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指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1］，并认为在商品中已含有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时指出，一切商品都具有二重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的二重性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归结于具体劳动，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于抽象劳动，这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新贡献，“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2］。

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基础。马克思指出，价值不是物，而是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从而揭露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他分析了价值形式，研究了价值形式从交换的最初萌芽到商品生产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弄清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3］。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在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曾经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去认识剩余价值，但“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4］，这就必然使他们的理论产生谬误。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性质和起源，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解答了古典经济学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即剩余价值的产生如何与价值规律不相矛盾。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既然劳动力是商品，那么它就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即等于工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但劳动力价值的规定包含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即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是不相同的。通过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马克思阐明了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论证了调节劳动力价值的规律与调节工资的规律是有区别的。工资的高低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状况，以及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反抗程度等因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的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都会提高。但是，这并不会改变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一般关系。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使用价值，这种商品在消费过程中，即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创造出大于自身的价值。马克思论证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区别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提出了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率的概念，详细地研究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马克思不仅分析了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也分析了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揭示了在把资本的生产过程作为一个孤立过程时所看不到的一些关系。他指出，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一方面是物质产品、商品的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规模，即累进的积累。马克思阐述了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提高，分析了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并进一步揭示了劳动与资本之间对立和矛盾的加深。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考察了资本原始积累，阐述了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遭剥夺的历史过程，并得出如下结论：随着资本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

马克思论证了资本是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其目的则是价值的增殖。资本的运动表现为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资本的循环过程是通过三个阶段进行的，这三个阶段构成三种相联系的形式：货币资本形式、生产资本形式和商品资本形式。在追求不断增殖的资本本质中，已奠定了资本的不间断运动和重复循环的必要性。重复循环的过程就是资本周转。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研究了资本周转速度对年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相互交错的，相互作为前提和条件，在这种交错中形成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即形成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把社会产品按价值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三个部分，把社会生产按其产品的使用价值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考察了社会生产两个部类的产品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实现条件。马克思指出，两个部类之间必然要求有一定的比例，但资本主义矛盾则必然破坏这种比例，并导致周期性危机。马克思指出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认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6］。

马克思还研究了资本运动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他详细地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包括工业资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等，并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决定利润率的因素之一，而利润率的高低则与资本的有机构成成反比。因此，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率，就涌往资本有机构成较低部门，投入追加资本，减少资本有机构成较高部门的投资，引起各部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剩余价值重新分配，形成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马克思在他的这个学说中解释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价格和价值相偏离的矛盾，揭示了资本家在剥削工人方面团结一致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不仅有工业资本家，还有其他剥削阶级。在流通领域中活动并保证生产领域中生产出来的商品得以销售的商业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向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等提供贷款的借贷资本家，取得利息。但是，商业利润和利息都不是在流通领域中产生的，而是来源于物质生产领域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考察借贷资本时，详细地分析了银行资本的活动，并富有远见地揭示出在当时刚刚兴起的股份公司的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7］。马克思对股份公司的分析，对研究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的表现，系统地研究了地租问题。他第一次使级差地租理论摆脱了与所谓土地收益递增“规律”联系在一起的错误，并第一次论证了绝对地租的存在与价值规律不相矛盾。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寄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向资本主义社会所征收的贡赋，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即平均利润以上的超额利润。马克思的地租理论阐明了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实质和形式。

2．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在制定他的经济学说的过程中，曾探讨过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他研究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的性质和特点；研究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征，指出这些生产关系是建立在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基础上，不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被假象所模糊和掩盖。马克思还考察过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他认为它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基础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也探讨了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这些特点是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科学预见，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所作的主观主义描述有根本的区别。他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能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获得解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这个社会里，“已经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8］。

马克思还不止一次地假设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即未来的社会，来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比。在这种联合体中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生产者的劳动有计划地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分配，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直接是社会劳动。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并按“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9］进行分配。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0］，而“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11］。

马克思在2025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第一次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描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个阶段在政治上的特征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在经济上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他详细地阐述了在共产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则，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上个人消费品只能采取按劳分配；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国家才会消亡，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还考察了从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旧分工的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对立的消失，劳动从谋生的手段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高度发展等等。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具有越来越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
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活、斗争和创作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共同创建的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马克思在创立这一理论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上，恩格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相互补充的方式取得的共同劳动成果。

1．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学说

恩格斯在他的活动初期，就已经关心工业、商业和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在2025年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性作品《乌培河谷来信》中，恩格斯认为，劳动群众的贫困和其他一切苦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工厂主的“胡作非为”^［12］。他谴责工厂主为了贪得无厌的目的，残酷地剥削童工。他渴望着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在当时，恩格斯已经是一位热情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恩格斯在2025年末到英国以后，逐渐形成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他在当时给《莱茵报》的一篇通讯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造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这个阶级日益成长，并日益深刻地“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13］。因此，恩格斯已经看到了无产阶级是担负完成社会革命这个使命的社会力量。

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恩格斯潜心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他在2025年4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它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第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恩格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并指出了消灭私有制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恩格斯的这篇早期论文包含有许多深刻的思想，因此受到马克思的赞扬，称它为“天才大纲”。这一著作推动了马克思更紧张地去研究政治经济学。

2025年8月恩格斯路经巴黎，会见了马克思，从此开始了两人最亲密的合作，第一部合作的著作是《神圣家族》。恩格斯2025年5月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本书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并从经济上详尽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状况。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产业革命的历史意义，指出它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的高涨，但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恩格斯第一次表述了这样一个思想：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后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机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工人阶级状况在经济危机时期特别恶化，所以恩格斯论述了危机，并对资本主义周期及其各个阶段进行了探讨。但是，他在当时还没有揭示出危机的根源。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机器大工业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指出了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流行、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强度的增加，并十分详细地描述了无产阶级的困苦状况。因此，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被马克思称之为“关于工厂制度的著作中最好的”^［14］著作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2025年底到2025年初又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全面地确定了唯物史观。

2025年10—11月间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用通俗的问答形式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是共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这本书探讨了未来社会的一些特征，指出在废除私有制以后，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将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阶级差别和城乡对立将消灭；一切生产部门将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一切产品按照共同协议来分配；旧的社会分工将消失，全体社会成员都将成为全面发展才能的新人等等。这些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获得了更详细的科学论证和发展。2025年11—1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后制定同盟的纲领。因此，他们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并于2025年2月出版。《宣言》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2．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后的经济学说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有过一个在科学研究上的分工，马克思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恩格斯则主要研究军事科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学。为了使马克思能够集中精力写作《资本论》，恩格斯担负起了当时的论战任务，写作了一系列论战性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不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而且还依据对过去和当前各种现象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论战性著作是《论住宅问题》。恩格斯在批判米尔柏格关于住宅问题的改良主义方案中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历史规律，即工人阶级的一切社会经济要求，包括占有住宅的要求，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可能得到满足。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还论述了关于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和途径问题，强调了人们只有在城乡对立消灭时，才能完全摆脱以往历史对自己的束缚。

恩格斯还论述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同途径。他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全体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15］。因此，恩格斯设想过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把生产资料出租出去。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事实上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着各种形式。

恩格斯2025年出版的《反杜林论》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阅读了全书的原稿，并撰写了阐述经济学说史的那一章。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第一次作出了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提出了建立分析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非常精辟的论述。他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其他各种矛盾，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他对资本主义周期运动作出了深刻的分析。

恩格斯还提出了关于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关于国家垄断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他认为，国家垄断根本不会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相反却加深了这些矛盾。

这部著作还涉及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论点。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客观经济规律的特点作出了表述，指出它们失掉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具有的那种盲目和自发的性质，而为人们自觉地利用，以利于社会的发展。恩格斯把这种情况称为“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6］。

恩格斯在2025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为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把这部著作称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因为马克思在2025年5月到2025年2月曾阅读了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作了详细的摘要和札记，并打算写作一部有关著作。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于马克思遗稿中发现了这份笔记，决定根据马克思的评语，以及摩尔根书中的结论和材料，写作他的这部著作。他在写作过程中也引用了自己对古代希腊和罗马、古代爱尔兰、古代德意志人等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阐明了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指出了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工具，证明了国家将随着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彻底胜利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描述了未来社会的轮廓。

恩格斯晚年的一篇重要著作是2025年发表的《法德农民问题》，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中各个阶层的状况，论述了小农经济的必然破产和中农的必然分化，制定了工人阶级对待农民的政策。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决不能像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剥夺小农，而“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7］。至于剥夺大土地占有者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则取决于大土地所有者对工人阶级政权的态度。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

3．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资本论》的创作史上，恩格斯所作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在19世纪50—60年代写作《资本论》时，处于贫病交加的极端困苦的生活状况中。恩格斯为了从物质上帮助马克思、支持马克思的写作，作出了巨大牺牲，在他父亲有股份的欧门恩格斯公司中经商长达20年之久。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居两地时，他们经常通信，就各种理论问题相互交换意见。恩格斯还向马克思提供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活动的具体材料，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相结合。因此，马克思在把《资本论》第1卷的清样全部校毕寄出时，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18］

马克思在世时只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他逝世前不久曾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恩格斯根据他的遗稿尽一番努力。恩格斯接受了这个委托，为《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出版做了巨大的工作。第2卷的工作相对地来说是困难较少的，因为马克思在1865—2025年期间写过8个子稿。但是，除了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以外，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则只作了一些提示，某些片段由于后来的加工，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手稿。恩格斯必须仔细地研究原稿，编辑个别片段，加进一些补充说明，但主要只限于文体上的工作。

至于第3卷的工作，则困难较多，因为这一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有些章，如第4章只有一个标题，因此恩格斯不得不亲自执笔写完这一章。当恩格斯在整理第五篇，即论述货币资本和信用这一篇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因为这篇手稿的篇幅浩繁，而其中材料的加工和整理都很不够，所以恩格斯不得不作许多说明，插入很多文字使手稿衔接起来；同时，恩格斯还做了一系列其他增补工作，如第26章中关于货币借贷和资本借贷之间的差别、第43章中有关级差地租Ⅱ变动问题的论述等。但是，所有这些地方都一一标明是恩格斯所加的。第3卷的编辑、整理工作花费了恩格斯9年时间，直到2025年才出版。

恩格斯的巨大功绩是把马克思的遗稿完全根据马克思的精神，编辑成连贯的、完整的著作。因此，列宁说：“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19］

恩格斯比马克思多生活了12年。当时像美国、德国等国家的资本主义已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现象。恩格斯很留意当时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情况。因此，他在编辑和整理《资本论》第3卷的手稿时，在增补文字和附注中，对他所觉察到的新现象作出了许多重要结论。恩格斯在当时虽然还不可能创立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但恩格斯的分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早先的关税是为同进口做斗争服务的，以阻遏商品从国外输入。但现在的关税则基本上是用来刺激商品输出，即为了抬高国内物价并在国外低价出售商品。因此，他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新型的限制性关税与倾销之间的联系。

恩格斯还提到了股份公司的更高级形式，即卡特尔和托拉斯的特点，以及这些形式对未来的意义，指出自由竞争已经过时了，代替它的是力图使生产服从于自己的垄断组织。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消除经济危机。

恩格斯在2025年5月还为《资本论》第3卷写了两篇增补文章：《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交易所》。他在第一篇文章中从历史上分析了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在第二篇未完成的文章中分析了交易所已经变化了的作用和股份公司的迅速扩展，并把这一点看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新特征。

三、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上和政治上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需要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列宁在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列主义。列宁的经济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解决土地问题的理论

20世纪初，俄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封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地主阶级继续剥削和压迫广大农民群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尚待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正确认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革命由哪个阶级来领导，以及如何使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针对这些问题，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等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俄国的实际，用大量材料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作了精辟的分析，得出了科学的论证。

俄国是个农民众多的国家，正确解决土地问题，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社会民主党在1905—202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不晚于2025年12月）等著作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阐述了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两条道路问题，论述了土地国有化的理论。

在阐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时，列宁明确区分了两种垄断和两种地租的关系。他指出土地作为经营对象的垄断产生级差地租，土地作为私有权对象的垄断产生绝对地租。在论述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时，列宁批判了主张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小农经济稳固论”的错误观点。他还根据对大量材料的分析，创立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两条道路的学说，即“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并指出，后者比前者进步，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因而俄国应力争实现“美国式”道路。据此，列宁拟定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即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实现土地国有化。

2．关于帝国主义经济理论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1916）、《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国家与革命》（1917）等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帝国主义的各种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垄断的统治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所在，由此就产生了其他一些特征。这些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20］列宁深刻地论述了这些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逻辑体系与历史发展过程完全一致。

列宁从垄断——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出发，通过“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21］。

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分析，发现在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是不均衡的，必然会出现薄弱环节，由此列宁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22］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一新的革命理论具有伟大的意义，它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列宁根据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附属国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并且由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的分析，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这对于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实现这两股革命洪流密切地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

3．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没有什么经验可借鉴的条件下，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为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根据俄国的实际，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2025年3—4月）、《伟大的创举》（2025年7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2025年10月）等著作中，第一次明确阐明了过渡时期在经济上的特征、实质和任务。列宁论述了过渡时期在经济上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客观必然性，其中基本的成分是社会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与此相适应，存在着三个基本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此，“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23］。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但是，消灭阶级仅仅实行剥夺剥夺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认为发展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着重要意义。由于当时俄国的具体条件，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显著发展。但是，列宁的这一思想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对经济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

2025年，俄国遭到外国武装干涉并爆发了国内战争，使布尔什维克党被迫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2025年战争结束后，如何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经济，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到了日程上来。列宁在《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2025年4月21日）等许多著作中，论述了相对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内容和目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是实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即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政策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列宁很早就说过：“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24］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首先必须从恢复和发展农业开始，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的“余粮收集制”必须加以改变，用征收“粮食税”来代替它。粮食税的意义就在于，税后的粮食农民可以自由处理或出卖。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所以，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和实质，就是要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实行新经济政策必然允许自由贸易，允许农民用粮食和农业原料等交换工业品。所以，实行新经济政策也意味着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商业工作就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把这项工作做好，才能沟通城乡的经济联系，才能使农业和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指出：“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25］。

在过渡时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条件下，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自由贸易，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活跃。但是，这并不可怕，当社会主义经济日益发展起来时，资本主义就将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新经济政策既是一种退却的政策又是一种进攻的政策，只有实行这种政策，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政策具有普遍意义。

列宁还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等著作中多次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把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在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上的时候，才能取得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胜利。列宁还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十分重视做好计划工作。他说：“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并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26］。列宁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等著作中，阐明了制定和执行计划的原则和方法。列宁反对计划过于集中，他说：“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27］。列宁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也十分重视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他发挥了在《国家与革命》中对按劳分配的论述，指出：“不劳动者不得食”，“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泉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保障”^［28］。

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还强调了实行一长制，实行经济核算制和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性；列宁还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重视专家的作用。他说：“对我们来说，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29］。列宁深恶痛绝国家生活中的官僚主义，一再对它进行严厉的批判，认为它严重地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仅仅恢复和发展农业（虽然是重要的）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广大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列宁在《论合作制》中，总结了历史上和俄国革命胜利后初期的合作社运动的经验，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国家掌握和支配一切大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在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正确领导的条件下，合作社制度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有了这一切，苏联就有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30］。列宁关于合作制的论述，为苏联这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https://www.daowen.com)

四、斯大林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在工作中虽然也犯过错误，但错误与他的功绩相比是第二位的。斯大林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关于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执行新经济政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等问题就具体地提到日程上来，党内、党外对这些问题都有争论。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2025年4月）、《问题和答复》（2025年6月）、《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2025年1月）等著作中，维护和发展了新经济政策理论，论证了在苏联一国内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斯大林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自由贸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的活跃，是为了保持和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在经济上的结合和联盟，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限制，而后消灭资本主义，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斯大林认为，在苏联一国内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首先要把在一国内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在一国内获得最后胜利区分开来，这取决于两个不同的矛盾的解决。前者取决于国内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后者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解决。斯大林说，在苏联国内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虽然有一定的矛盾，但是，他们之间更有着根本的共同的利益，农民完全能够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所以，在一国内完全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如果没有至少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还不可能免除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所以，只有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同外部的矛盾，才能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2025年，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期。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2025年12月）、《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2025年4月）、《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2025年11月）等著作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方法和速度等问题。斯大林认为，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了保持国家的经济独立，为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苏联的工业化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只能靠内部积累，而且苏联有条件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内部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需要，特别是由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条件下，苏联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国家工业化，因为落后必然挨打，会丧失国家的独立。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日益提到重要日程。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2025年12月）、《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2025年12月）、《胜利冲昏头脑》（2025年3月）、《给集体农庄工作同志们的答复》（2025年4月）等著作中，阐述了农业集体化的理论。斯大林认为，农业劳动组合是农业集体化的基本形式，最有利于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必须贯彻农民自愿原则，实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和最后消灭富农的政策。

苏联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渡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斯大林在1927—2025年期间的许多报告和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认为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因素、主导因素，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斯大林重视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反对平均主义，他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的公式提出来，并将按劳分配具体化为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斯大林提出了生产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合理化问题，这就是要“……减低工业产品成本和商品出厂价格……根本改善生产技术，根本改善企业中的劳动组织，根本改善并精简全部经济机构，并且和经济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31］。斯大林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论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义，多次阐明搞好社会主义商业的意义。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必须实行“指令性的计划”，他的这一论述，在苏联当时的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总的说是不足取的，同列宁的思想是相矛盾的，使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和灵活性。

2．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2025年6月）以及十七次代表大会（2025年1月）、十八次代表大会（2025年3月）的报告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2025年2—9月）等著作中，都阐述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的论述表明，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的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自从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瓦解，世界分裂成为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两个对立的体系。资本主义总危机是一整个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体系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曲折，但它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则是不可逆转的。

3．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论

斯大林在晚年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斯大林论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同样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斯大林批评了那种说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制定”、“创造”或“改造”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同时也论述了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能够认识和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的发展。

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进一步阐明了他过去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不过与旧社会不同，处理得好，矛盾不具有对抗性，并论证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样起作用。

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第一次提出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范畴。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2］

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论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强调不能把社会主义计划化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计划。斯大林同时还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只有在它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依据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要使国民经济计划产生良好的效果，必须同时反映这两个规律的作用。

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且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重要发展。但是，斯大林只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存在商品生产，而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真正的商品生产；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只承认价值规律在流通中有调节作用，而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中也有调节作用。这些都影响了在社会主义计划中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

五、毛泽东思想中的经济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发展

毛泽东经济学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中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经济思想同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

毛泽东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理论

中国是世界东方的一个封建大国。2025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如何认识旧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革命的前途等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2025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025年3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025年1月）、《〈共产党人〉发刊词》（2025年10月）、《新民主主义论》（2025年1月）、《论联合政府》（2025年4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2025年12月）等一系列著作中，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

毛泽东说，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侵入，改变了它的发展方向，使它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封建经济制度依然存在，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础，是一种极其反动的腐朽的生产关系。在这个社会中，资本主义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官僚买办资本，后来发展成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依附帝国主义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并阻碍民族资本的发展，也是一种极其反动的、腐朽的生产关系；一是民族资本，它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具有两重性，没有成为旧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农民和小手工业经济，它们尚处在自然或半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基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毛泽东进而阐明：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由于具有两重性，从而既有革命的要求又有动摇性，在革命中既要联合它，又要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但由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革命的不同时期，也要联合某一部分的大资产阶级，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

基于上述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分析，毛泽东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它无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在帝国主义时代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这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即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方面，要把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和官僚资本收归国有，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保存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同时对它实行必要的限制。革命的结果是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

2025年新中国的成立，既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时，除了要完成一些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外，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2025年3月）、《论人民民主专政》（2025年6月）、《论十大关系》（2025年4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025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等一系列著作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

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首先要把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收归国有。通过这些，在中国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并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民族资本主义在革命胜利后，还具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即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即具有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两面性：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两重性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所以我们允许它们存在，对它们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在农村，则要进行土地改革，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因而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时的个体经济，由于比重大以及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等原因，它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必须逐步地对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存在着三种基本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与此相适应，存在三个基本阶级即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而小资产阶级如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又会产生两极分化。所以，这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使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中国必须实行国家工业化，毛泽东很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过论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多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33］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认为必须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必须采取三个相互衔接的步骤和形式，即从农业生产互助组，进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进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执行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对于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分别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允许他们参加合作社，参加集体的劳动，并在劳动中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中来，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实行“赎买”，并且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初级形式（在工业方面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方面是经销、代销）到高级形式（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由在企业外部的联系，逐步进入企业内部的联合，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内部的扩大，逐步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即付给资本家的“赎金”，而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付给资本家。

2025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基本建成，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还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它们之间不存在对抗性，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获得解决。在这一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各族人民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强调对全国城乡各阶层要统筹安排，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他论述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指出要做好计划工作，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以实现综合平衡。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这一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及争取外援等各种关系。他还强调要进行技术革命，中国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他强调，必须给予企业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展科学和文化，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3．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以后党中央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2025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20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解决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发展，体现在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20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2025年9月）等许多著作中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重要文献中。在这个时期内，毛泽东经济学说发展的主要内容如下：

（1）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据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决定，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始终抓住这个根本环节。

（2）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4］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到20世纪末，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力争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等，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并要逐步进行解决的。

（3）根据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的还比较低而且又很不平衡的状况，调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积极发展个体经济和中外合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

（4）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来搞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格等经济杠杆的作用。这样，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充满活力、生机盎然地发展。

（5）阐明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指出不能把全民所有同国家直接经营混为一谈，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这样，才能使企业具有活力，积极主动地搞好生产经营，社会主义经济才能迅速发展。政企职责分开后，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是：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计划、方针和政策；制定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的方案；协调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部署重点工程特别是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汇集和传递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制定并监督执行经济法规；按规定的范围任免干部；管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等等。

（6）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通过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以实现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为此，就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实行这种经济责任制的措施是：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从而使生产经营好的企业的职工多得，反之，少得；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充分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样，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才能得到更好的贯彻，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绝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实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实现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7）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发展科学技术和发展教育事业具有重要作用。要特别重视智力资源的开发，重视人才的培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为此，实行了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同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国家的具体经济实际密切相结合，不断有新的结论出现，从而它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各国和各国之间的情况虽然都很复杂，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得出符合时代和本国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这种科学结论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推动时代前进，推动本国历史的发展，最终取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使人类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原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

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同上书，55页。

［3］同上书，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31～83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同上书，49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6页。

［10］同上书，64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3］同上书，550～55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80～5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328～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列宁选集》，2版，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列宁选集》，2版，第2卷，8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同上书，730页。

［22］同上书，873页。

［23］《列宁选集》，2版，第4卷，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4］《列宁全集》，第11卷，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5］《列宁选集》，2版，第4卷，578页。

［26］《列宁全集》，第28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7］《列宁全集》，第35卷，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8］《列宁选集》，2版，第3卷，560～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9］《列宁选集》，2版，第4卷，476页。

［30］同上书，682页。

［31］《斯大林全集》，第9卷，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32］《斯大林选集》下卷，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3］《毛泽东文集》，第6卷，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