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太学生生活：考试入学，授徒讲学，亦可向名流学习

第四节　太学生的生活

汉代太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称“弟子”，东汉则称“诸生”，或曰“太学生”。太学生来源如上如所述，或由太常选送，或由地方选送。西汉对太学生人选要求严格，入学时要考试，凡举荐不合格者给予判刑。降至东汉，似无定制，或以“父任”入学，或公卿子弟，或试明经策向补弟子员额，或选大将军至六百石官吏子弟入学。入学的年龄也不一致，有十二岁的童子郎，也有六十岁的老翁。学生的生活费用又不尽相同，有公费、也有自费求学的。公费者由公家给俸禄，自费者食宿自理。学生成分也十分复杂，有家累千金的达官显贵子弟，也有的来自门卒，甚至一些家贫如洗的寒家子弟也可以入太学，一边佣工，一边学习，如西汉儿宽为同学做饭以换取读书的机会。匡衡“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汉书·匡衡传》)。东汉的公沙穆、桓荣、庚乘等，也因无钱粮，为人做佣工以游太学，从博士受业。西汉翟方进家贫，其母与他一同入长安“织履”，供方进读书，后来他勤奋学习，扬名太学。太学可以走读，也可住校，甚至偕家室同住。太学生有寒忙假，每年春秋季入学受业。太学生中的高材生，也可一面学习，一面授徒讲学。

太学生的学习，一般来说主要是从博士受业，学某一经或某经一个学派的学说。到了东汉，学生亦可向校外的名流通儒受业。如郑玄除了在太学受业，又去师京兆第五元先。王充一面在太学学习，又去师史家班彪，符融曾师事少府李鹰。这第五元先、班彪、李鹰等都不是太学博士。

值得注意的是，太学允许学生在课余时间自由探讨学问。当此之时，一些好学之士，不死守章句，博览群书。如班固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汉书·班固列传》)。因他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读，为当时儒者钦佩，成为汉代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出身“细族孤门”的王充，游学太学之时，因家贫无数，“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后汉书·王充列传》)。张衡在太学学习，勇于独立思考，“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列传》)。且常在课余与好友崔瑗精心研究天文、历史学，使其成为汉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发明了世界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科学仪器——“候风地动仪”，开创了人类用仪器测量地震的新纪元。汉代太学学生自由研究学术之风，是值得称道的优良传统，正是有了这一好传统，汉太学中培养出了不少大学问家和科学家，使汉代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为古代灿烂的明星。

汉代以利禄为诱士之饵，士以求学为入官之梯。而太学偏重考试，用考试的办法来督促学生的学习，考察他们的学习成绩，以成绩高下选补官吏。汉武帝初置博士弟子员时就曾明确规定，博士弟子和旁听生每年考一次，即所谓“岁试”。当时考试的方法有射策、对策两种。射策之法，始于武帝。其办法是，由主考者提出问题，按难易分为甲乙两种，写在纸帛上面密封。学生可随意取出解答，以问题难易而分成优劣。这种考试办法可称为口试，与近世的抽签考试相类。考试合格者可补文学掌故(掌管文书的小吏)，成绩优秀者可以做郎官，如有秀才异等，便须将姓名奏闻于皇帝，因材定秩，委以更高的官职。如果考试成绩低劣，“天材及不能一艺”者，令其退学。汉代许多官吏都是通过“射策”进入仕途，如儿宽“以射策为掌故”(《汉书·儿宽传》)，何武“以射策甲科为郎”(《汉书·何武传》)。房风“以射策乙科委太史掌故”(《汉书·房风传》)。至于对策，是将问题书之于策，令应试者解答，以文辞定高下。这种办法多用于应荐举的人对答皇帝的有关政治、经济的策问，如董仲舒以贤良文学被荐举，三问三对被任命为江都相。这些都是初创太学时的规定，一直实行到西汉末年，不过后世也常用这些办法取士。

西汉末年，王莽秉政，虽实行每岁一试的制度，但增加了录取人数，改为甲、乙、丙三科，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及至光武中兴，废王莽的制度，而恢复甲乙两科。但到了汉末桓帝之时，太学生人数猛增至三万人，每年要增加许多官吏去应付考试，已成困难。旧的考试办法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而改革过去的“岁试”办法，势在必行。永寿二年(156)，桓帝更定考试办法，实行两年考一次，废止人数的限制。第一次参加考试通二经的补文学掌故，不及格者可等两年后再考，合格者仍可补文学掌故。已补文学掌故的，满二年后可参加较高一级的考试，如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不及格者再过两年还可以参加考试，已为太子舍人者，满二岁后又可以参加考试，通四经的，擢其高第为郎中，不及格者过两年后再考。以为郎中，满二岁还可以继续参加考试，通五经，擢其高第补吏，隨才而用;未通五经者，过两年后依然可以再考，直至通五经为止。这样，可使太学生参加多次考试直到通五经为止，对于鼓励学生不断研究儒家经典，养成通材，有很大的作用。众所周知，汉初儒生往往一人只能通一经，发展的结果，一人逐步兼几经以至五经，有的还兼通古文。如班固的学生马融博通群经，遍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等书。郑玄曾受业于马融，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杂糅今古文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创立“郑学”，成了当时“天下所宗”的儒家，为魏晋以后经学的主流。(https://www.daowen.com)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太学考试的办法虽屡经改革，但因学生人数太多，虽允许多次考试，仍然有一些学生“结童入学，白首空归”(《后汉书·献帝纪》)。所以到了献帝初平四年(193)九月，为照顾这些老学生，全部给他们以太子舍人官职。于是在长安城民谣唱道：“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后汉书·献帝纪》注引刘艾《献帝纪》)

汉代太学生注重考试，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当时不仅太学生入仕需经考试，就是郡国岁举得孝廉、茂才、诏令特举得贤良文学，到达朝廷后，仍须经过复试，甚至尚书一类的高官，也要通过考试而后量才录用。所以考试是汉代，尤其是东汉选官的重要制度。太学生的入仕，也不限于考试，还可通过荐举、征辟或参加选举而取得官职的。

注重考试是汉代太学生的特点之一，但过于重视考试，出现了许多偏向。太学生在考试时，往往发生纠纷争吵。互相攻击，甚至为了争等级高下，“相更争讼，无复廉耻”，以至于闹到官府去争讼。灵帝熹平四年(175)，发生用贿赂改兰台漆书经典以合私意。因此灵帝命蔡邕写定五经文字，刻石碑四十六块，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立石经，令诸生正《五经》文字，已失争讼，固然是一创举，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究其原因，此事的发生，则反映了汉末太学考试流弊之深了。

太学是训练儒学人才的机关，培养了不少的博学通达之士，也教育出关心国家大事的正直青年。

知识青年，往往是革命的先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层出不穷的。而中国的知识青年第一次走出课堂，冲向政治斗争第一线的，便是西汉末年的太学生。西汉哀帝时，司隶鲍宣阻止丞相孔光“属吏不得行于弛道”，没收车马，因辱丞相之罪下狱。博士弟子王咸闻讯，举旗于太学门下，大呼道：“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纷纷响应，王咸率领千余人，拦住丞相车马，并上书哀帝。经太学生营救，鲍宣才得减死等，改为髡钳(古代刑罚名，剃去头发叫髡，用铁圈束颈叫钳)。王咸率领千人请愿，写下了我国教育史上太学生运动的重要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