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本书2003年有一个译本《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译者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何道宽教授。

我之所以重新翻译该书是出于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一个焦虑，它源于“该书很重要”的认知与“该书读不懂”的现实之间产生的撕扯。经与校内校外很多教师同行和研究生交流，我发现这种焦虑普遍存在，于是就有了这个重译本，目的在于恢复《对空言说》的本来面目——一本联通传播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阅读的经典之作。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就是让它能被“读懂”。

我最先接触到本书是2004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期间。此书2003年被作为复旦大学“传播、文化和社会译丛”之一引进，一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的必读书。当时我对传播思想史/观念史的兴趣和了解都尚处在懵懂阶段，加上从译本看，该书立论怪异，行文扭曲，不知所云，所以没能读下去，后来便被我束之高阁而蒙尘了，脑中留下的印象仅仅是它是一本“奇怪”的书，读不懂乃纯粹是自己水平太低。后来留校任教后，随着学术兴趣的扩展和转移，觉得有必要重新阅读这本书，于是又找出来，时时翻看，但仍然觉得此书逻辑断裂，支离破碎，难以卒读。

2013—2014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学，发现该书也是传播学博士项目导师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以及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研讨课上的必读书。在哥大的听课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该书的兴趣和迎难而上将其攻克的决心。于是我在亚马逊上买了一本英文原著，读后发现，原著内容虽有一定难度，但英文结构清晰、表达流畅，颇好理解，读来趣味盎然，与原中译本中不少地方的佶屈聱牙和不知所云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我决定重新翻译此书，并参考大量资料，在适当地方添加注释（《对空言说》全书有译者注共250余处），以帮助读者在理解原著上进一步“跨越鸿沟”。所以读者现在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中文译本，而且也可以说是一个中文译文加注释本。

翻译的主体工作是从2013年底开始的。我在离曼哈顿哥大新闻学院（116街）咫尺之遥的109街一间斗室里不断耕耘，窗外飘着大雪。这是一间房价极高，但条件却很糟糕的房间，采光阴暗、供暖不足，而纽约的冬天寒冷漫长。幸亏有妻子的体贴照顾和小儿的懂事好学，使我能坚持下来。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仍唏嘘不已，也对家人感激不尽。翻译工作时断时续，基本与我在哥大的访学相始终。在此期间也会到哥大新闻学院普利策楼的5楼上课，参与理查德和舒德森两位导师的课堂讨论；有时候，还有幸与两位教授一起进餐，边吃边聊，地点就在学校附近的中西餐馆，轻松随意。记得有一次舒德森教授带我去了一家希腊餐馆，餐馆的名字叫“Symposium”，该词既可指柏拉图的对话《会饮篇》，也可以指“学术研讨会”。餐馆的菜单当然是“It's all Greek to me”（英谚，字面意思为“这对我而言都是希腊文”，引申意为“我根本不懂”），但与舒德森的聊天却很开心。他对我的学术兴趣和手头的翻译工作给予了不少指点和鼓励，让我很受鼓舞。

学术翻译是一件苦差事——它做起来极为吃力，但可见的效益（同时在学术考核和金钱回报上）却极有限。正因如此，几乎每次在结束一个翻译项目后，我都会发誓绝不再做任何翻译。然而对于自己极有兴趣的作者和著作，我常常是带着自学的想法开始，但读着读着又动“何不顺带翻译出来”的念头，最终以令我腰酸脖子痛的翻译结束。翻译过程快乐而痛苦，痛苦而快乐，这也许就是译者的宿命罢。

在微博上，有网友说道：“现在的我对西文学术书籍的中译抱着感恩的态度，也愈发不理解一些因为翻译问题就大发雷霆的读者。其实你想想，只要原著几十分之一的价格，可以买到一本书，所有外文单词都给你查好了，尽可能按通顺的方式组合给你读，让你可以快速、高效看到书本的‘义理’。这多好！而‘辞章’对学术书本来就是次要的。”

我觉得，此观点既有道理，也不全有道理。有道理是因为，学术翻译确实不易，在它不计入学术成果考核，翻译报酬“相当于零”的背景下，学术译者的辛劳得不到对等的回报，仍然不辞辛劳，迎难而上，实属不易，因此值得体谅。此话不全有道理是因为，由于版权保护原因，一本书引进后其首译本与重译本之间往往要间隔十年以上。因此译者——尤其是对名家名作——要尽量保证首译本的质量，否则会给著者作品在读者中的接受和传播带来极大的误解和阻碍。

在回复以上微博网友时，我说道：“学术翻译是否可以在学术圈内实现社会化，即将原著和译本在网络上公开，让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比较、讨论，以快速实现一本的迭代改进，最后得到最接近原著的译本。”但是显然，如何保护原著版权是实现这种社会化翻译的最大的挑战。鉴于这一挑战在近期不可能克服，所以我们只能希望译著的首译本能尽量保证其质量。

关于本书书名的翻译，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

何教授将书名译为《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台湾学者夏春祥教授认为这一翻译存在着三个不足^[1]：(https://www.daowen.com)

一、结合彼得斯自述“此书为1986年文章的回应”，以及他的探究多在厘清传播领域中大众传播研究角色的脉络，communication应该译为“传播”才算是恰当的理解，毕竟他在经营、回应的是自身在传播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愿景期盼与阅读经验。

二、思想史和观念史不同，而彼得斯谈的是传播作为一种观念的演变历史，因此将“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观念史”比较恰当。

三、在英文原著中，“无奈”的情绪或许是书中论及传播的背景之一，也是论证的起点，但到了全书后半段，尤其是第五章与第六章，彼得斯发展了一个相当正面且积极的理解，指出媒介对于本质性传播问题的现实作用，继而带出了传播概念中“身体”面向（此时若以中文来表达，比较贴切的词汇是“沟通”）的重要性，因此，片面凸显“无奈”反而局限了全书主旨的彰显。另外，书的主标题“Speaking into the air”源出于《圣经·新约》。考究《圣经》原文，该段话确实有“意思无法传达”、“表达出来的话语，他人无法理解”之意，但同时亦有“信念坚定，不受影响”的指涉。

基于以上三点，为了更忠实地回应彼得斯在书中的主要想法，夏教授建议将书名译为《话语的摸索与寻绎：传播观念史》。

我完全同意夏教授以上三点，但觉得他建议的中文译名为“信”而过于累赘。我认为中文中的“空”字较能精炼地译出彼得斯使用“Speaking into the air”的两个意图：交流鸿沟之不可逾越，使人如对“空”言说；因此，我们应采取“撒播”的交流观，如广电对着“空”中播音（on the air），让“有耳者，皆可听”。因此结合与彼得斯本人的交流，与复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的商定，以及与南京师大卞冬磊副教授以及彼得斯门下诸位学生（现在也早已为人师）的邮件讨论，我最后选择将书名译为：《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

在考古学界有一个貌似悖论的共识，即对古代社会，离开解读对象所在时间更久远的研究者可能要比近者更能全面了解考古对象。这是因为，相较早期的研究者，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后发优势”，能获得更多的其他考古发现和更强大的研究分析工具进行“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帮助解开当下的考古之谜。《对空言说》出版于1999年，距2015年已经有十六年了。这给我这个译者以一个后发优势——在阅读彼得斯出版此书后的各种论文和专著后，再看这本《对空言说》，我有如具备了“上帝之眼”，对他思想的来龙去脉有更加清晰的掌握，这对于更流畅地翻译原著无疑助益巨大。另外，此译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即何道宽教授的首译本基础之上——进行的。何教授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翻译筚路蓝缕，功勋卓著，我在此也向他致敬。

本雅明在论翻译时说，译作和原文之间无“忠实”可言，而“忠实”也不是翻译的终极目的。这当然是他别出心裁的高论，但忠实原文却实应是对译者的基本要求，因此在翻译中我力求做到这一点，然彼得斯作为“文字大师”的隽永耐读，却有时不得不“心向往之，实不能至”。彼得斯写信给我，赞赏我作为译者的艰难付出。他说，“你知道，德语词‘任务’（Aufgabe）的原意是‘放弃’。这多么有趣啊！”翻译《对空言说》这一“任务”完全源自我对该书的兴趣，在翻译过程中也多次有“放弃”的念头。但读彼得斯，他的思想和文字让你欲罢不能，所以完成这一任务，固然艰难，却是我目前为止收获最为丰硕、最引以为豪的译事。此书的翻译从2013年底在纽约开始，能在2015年底在上海完成，这也算我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要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黄旦教授。在上海译文出版社计划将此译著报送申请上海市文化基金资助时，黄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此书撰写了推荐信。同时也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张吉人编辑及团队，他们的出版专业水平和工作效率让我印象深刻。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此书的出版不会如此顺利。尽管我作为译者想让自己的译作尽量不留遗憾，但遗憾终究难免。读者如在阅读中发现错误，一定归咎于我，并希望能不吝来信指出，以便我改正。我的电子邮箱是：dengjianguo@fudan.edu.cn。

邓建国

2015年12月30日

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办公室

[1]夏春祥：“言诠与我群：评介《话语的摸索与寻绎：传播观念史》”，《传播研究与实践》，2012年2（1），第203—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