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莱德谋杀

贝尔格莱德谋杀

1903年6月11日，时间刚刚过了凌晨两点，28名塞尔维亚军官集结在贝尔格莱德皇宫的入口处。一阵交火后，在这栋建筑前站岗放哨的卫兵被逮捕并缴械。谋反者从值班的卫兵队长那里获得了钥匙，之后闯入了接待大厅，迅速登上楼梯、穿过走廊，直奔王寝。最终，他们发现了国王的卧室。卧室被两扇厚重的橡木门保卫着，谋反者用一箱炸药进行了爆破。爆破的冲击力使得大门从墙体脱落，撞向室内的前厅，藏在后面的王家副官无一幸免。爆炸同样让皇宫的供电系统瘫痪，因此整栋大楼陷入了一片漆黑。但入侵者们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从附近的房间找到了一些蜡烛，闯进了国王的卧室，却发现亚历山大国王（King Alexander）和德拉加王后（Queen Draga）早已不见踪影。但王后阅读过的法国小说还在床旁边的桌子上倒扣着，格外引人注目。有人摸了一下床单，感受到床单上还有余温——他们两人似乎刚刚离开。在卧室进行了一番徒劳的搜索后，入侵者们手持蜡烛和左轮手枪，对皇宫里的房间进行了逐一排查。

一间，两间……军官们不断向储藏柜、挂毯、沙发和其他可能的藏身之处开火。而此时，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正在楼上与卧室相连的狭小的侧楼里瑟瑟发抖，平时，王后的仆人常在这栋侧楼给她熨烫、缝制衣服。搜查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期间，国王趁机悄悄地穿上了一条裤子和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他可不想赤身裸体地被敌人发现。王后也穿上了一条白色丝绸质地的裙子以蔽体，还套上了一只黄色的长袜。

在贝尔格莱德，其他受害者也遭到搜查和杀害：王后的两个被人普遍怀疑觊觎、图谋继承塞尔维亚王位的兄弟被引诱出王后的住所，然后“被带到皇宫附近的一个警卫室，在经过一番羞辱后被残忍地刺死”。杀手同样闯进了总理迪米特里捷·辛卡尔–马尔科维奇（Dimitrije Cincar-Marković）和军政大臣米洛万·帕夫洛维奇（Milovan Pavlović）的住所，两人皆遇难。当时帕夫洛维奇藏身于一个木柜中，遭到25轮射击。内政大臣贝利米尔·西奥多洛维奇（Belimir Theodorović）也遭到了枪击，但侥幸活了下来。其他大臣均被逮捕。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回皇宫。王家第一副官拉扎尔·彼得罗维奇（Lazar Petrović）已缴械投降，在一阵交火后被抓，并由谋反者们引导着穿过昏暗的门厅，被迫对着每扇门呼叫，以找到国王的藏身之处。进行第二轮搜查时，谋反者们终于在帐帘后面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入口。当他们中的一位准备用斧子将墙砸穿时，彼得罗维奇感到已回天无力，便答应劝国王出来。在与外面一墙之隔的距离，国王询问来者姓名，他的副官答道：“是我，您的拉扎尔，请为您的军官们打开门吧！”国王说：“我还能相信我的军官们的誓言吗？”谋反者们佯装顺从。于是，这位戴眼镜的胖国王穿着不协调的红色丝绸衬衫出现了，他的臂弯里搂着王后。之后，这对夫妻被冰雹般的、毫无方向的子弹射杀了。彼得罗维奇抽出藏着的手枪，进行了最后的、绝望的反抗，以保护他的陛下（之后人们才得知这一细节），却也被乱枪打死。这种暴行越发肆无忌惮，甚至演变成一场狂欢。事后，国王的意大利理发师（他被命令对尸体进行处理，给它们穿上衣服，以便举行葬礼）证实，尸体被利剑刺穿，被刺刀撕裂，部分已经被剖开，遭到斧子的砍击，直到它们四分五裂、无法辨认。这位理发师因此也受到了心理上的极大刺激。他们将王后的尸体顺着卧室的窗台扔了下去，这具赤身裸体、血肉模糊的尸体直接落到了花园里。据说，当谋反者们也对亚历山大国王做出上述举动时，他的一只手在一瞬间死死地扒住了窗台。一位军官操起军刀向这只手砍去，几根手指被砍下来，国王的身体坠落到了地上。当谋反者聚集在花园里抽烟并对他们的“工作成果”进行检验时，天空开始飘雨。

1903年6月11日发生的事件掀开了塞尔维亚政治史的崭新一页。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塞尔维亚的历史十分短暂，而统治权几乎占据这个年轻的国家大部分历史的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现在荡然无存了。短短几个小时的刺杀行动后，谋反者们敲响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丧钟，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Petar Karadjordjević）作为继任者，登上了塞尔维亚的王位（当时，此人正流亡瑞士）。

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究竟是如何引来如此残忍的杀身之祸的呢？塞尔维亚的君主政体从未形成稳定的局面。问题的根源部分在于与王朝分庭抗礼的家族的存在。在使塞尔维亚从奥斯曼帝国的魔爪中解放的斗争中，奥布雷诺维奇家族和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渐行渐远。那位皮肤黝黑的领袖——“黑乔治”（Black George）彼得罗维奇（Petrović）是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诞生的第一位风云人物。1804年，正是他率领部队起义，成功将奥斯曼人驱逐出塞尔维亚，使塞尔维亚在若干年内都没有遭到侵略；但到了1813年，当奥斯曼部队蓄势发动一次反攻并获胜时，这位英雄却被迫流亡奥地利。两年后，在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š Obrenović）的带领下，塞尔维亚爆发了第二次起义。但米洛什是一位易妥协、顺从的政治家，他与奥斯曼政权达成共识，承认了塞尔维亚的公国性质。当彼得罗维奇重返塞尔维亚时，米洛什下令对其行刺，帮凶就是奥斯曼帝国。在了结了政敌之后，米洛什被授予塞尔维亚王子的头衔。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的成员在塞尔维亚以公国身份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时间内实施统治（1817~1878年）。

同时存在的两大对立阵营，地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小农经济为主体形成的争强好胜的政治氛围，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个国家形成了火药味浓重的君主体制。让人感到震惊的是，19世纪塞尔维亚的摄政王没有几人因为自然死亡而结束统治。公国的元勋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王子是位残酷的独裁者，他执政期间频频出现反叛事件。1839年夏，米洛什出于对长子继承王位的考虑而退位；长子米兰（Milan）当时因患麻疹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继位13天后便离开人世，直到死他都没有意识到父王让自己继承王位的意图。小儿子米哈伊洛（Mihailo）的统治也因为1842年的一场谋反戛然而止，这就为另一位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的后人——“黑乔治”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夺权留下了余地。然而在1858年，亚历山大也被迫退位，米哈伊洛在1860年重新问鼎王座。但在他第二次执政期间，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受欢迎了；8年后，他和一位女性表亲一同遇害，据说，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正是这起阴谋的支持者。

米哈伊洛的继任者——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四世的漫长的执政期（1868~1889年）终于保持了政局的连续性。1882年，即柏林会议授予塞尔维亚以独立国家地位4年后，米兰宣称塞尔维亚王国成立，自己当仁不让地成为国王。但政局的极度动荡仍然困扰着这个新成立的国家。1883年，政府尝试解除塞尔维亚东北部民兵使用武器的权力，这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地方起义——蒂莫克叛乱。米兰对起义者采取了残忍的镇压手段；在贝尔格莱德，那些被怀疑与起义有牵连的高层政治人士都遭到了迫害。

19世纪80年代早期，塞尔维亚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现代的政党制度出现了（同步诞生的还有体现现代政治特征的报刊、政党会议、宣言、竞选策略和本地委员会等）。这些新生事物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不可抗力，但国王对此却采取独裁的手段加以钳制。1883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塞尔维亚议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对现存体制持反对态度。国王拒绝从占主导地位的人民激进党中委任政府幕僚，而是选择成立一个官僚内阁。法令允许设立议会，却又在10分钟之后将其取消。关于1885年那场与保加利亚的血战，王室做出的执行决策既没有咨询部长的意见，也没有询问议会，米兰与纳塔莉王后（Queen Nathalie）的唇枪舌剑和离婚丑闻也进一步侵蚀着君主专制统治。当米兰在1889年退位时（当时他只希望能够迎娶他的私人秘书——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他的离开似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管理塞尔维亚事务的摄政时期（此时米兰的儿子亚历山大王子尚幼）持续了4年。1893年，年仅16岁的亚历山大以一场奇怪的“政变”结束了该家族的摄政阶段：内阁大臣都被邀请参加晚宴，当大家热情地举杯时，国王亲切地告知所有人，他们都被捕了；年轻的国王宣布了当政的意图，声称自己拥有“完整的王权”；关键的部级大楼和通信部门已被军队占领。当贝尔格莱德的居民第二天醒来时，他们发现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告示，通知众人亚历山大已经获得了实权。

实际上，上任国王米兰仍然在幕后处理政事。米兰批准了摄政时期，而代表儿子发动“政变”的也是他。在当代欧洲很难找到如此怪诞的家族伎俩——退位的父亲成为继位的儿子的首席幕僚。1897~1900年，这种“米兰—亚历山大”共政的局面一直持续着，米兰被委任为塞尔维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成为掌握军政大权的第一公民。(https://www.daowen.com)

亚历山大的统治成为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末路。在他父亲的协助下，亚历山大很快将在登基典礼上人们赋予他的希冀挥霍一空。他将塞尔维亚宪法中相对自由开放的条款统统删去，取而代之的是新专制主义的内容：民主选举被取消，媒介自由被废止，并停办了报纸。当人民激进党首领们提出抗议时，却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亚历山大以手握生死大权的独裁者的姿态，恣意对宪法进行废除、篡改和中止。他从不尊重司法公正，甚至密谋对高层幕僚的暗杀活动。亚历山大和他的父亲米兰两人一同鲁莽地操纵着这个国家，更别提亚历山大的母亲纳塔莉了（尽管与米兰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但她仍然是幕后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这些都对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亚历山大决定迎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的遗孀，这样的结合当然并没有改善局面。1897年，他第一次遇到了德拉加·马欣（Draga Mašin），当时她是国王母亲的一位女仆。德拉加比国王年长10岁，在贝尔格莱德声名狼藉——人们都知道她已经没有生育能力，而且据说她的私生活十分不检点。在王家委员会召开的一次言辞激烈的会议上，部长们纷纷劝阻国王不要与德拉加结婚；内政大臣乔尔杰·根契奇（Djordje Genčić）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陛下，您不能和她结婚。她可能会成为任何一个人的情妇——当然也包括我。”这种耿直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根契奇之后也成为谋反行刺的军官之一。其他的高级军官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一次群情激昂的内阁会议上，代理总理甚至提议在皇宫中逮捕国王，或是将其五花大绑，强行驱逐出国境。幕僚上下反对德拉加的呼声过于强烈，以至于国王发现一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再提拔合适的高级官职候选人。亚历山大和德拉加订婚的消息本身就足以导致全体内阁成员辞职，国王不得不勉强集合了一帮乌合之众，组成婚礼上的“内阁”。

对这段婚姻的争议同样使国王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米兰因德拉加即将成为自己的儿媳妇而勃然大怒，辞去了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职位。在一封于1900年6月写给他儿子的信中，他称亚历山大“正将塞尔维亚推向深渊”，并在结尾处警示他：“在你做了这般蠢事之后，如果有哪个政府把你驱逐出境，那我将是第一个拍手称快的人。”但亚历山大非但对这些意见充耳不闻（他和德拉加于1900年6月23日在贝尔格莱德完婚），还利用他父亲辞职之机，加强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之后，米兰的同党和德拉加的敌人被逐渐从军事高层和行政部门中清除，国王的父亲处于被持续监视的状态，接着他被勒令离开塞尔维亚，之后又被下令永远不得返回境内。米兰定居奥地利，并于1901年去世——这对于那对夫妻来说莫不是一种解脱。

1900年年底，这段君主专制统治也曾拥有一段短暂的受欢迎时期——王室宣称王后怀孕了，这引发了公众的同情。但1901年4月，有人称王室宣称德拉加有身孕只是安抚舆论的诡计，这又使得民愤四起（首都大街小巷都在流传，王室以“假婴儿”的把戏来稳固塞尔维亚王位的继承权，但最终还是暴露了）。但亚历山大对这些糟糕的征兆并不在意，仍大肆宣传，鼓吹对王后的盲目崇拜——斥巨资举办公共活动来庆祝她的生日，将军团、学校，甚至村庄都以她的名字命名。同时，他对宪法的践踏更加猖獗。1903年3月，国王借机在深夜中止宪法，对新式媒体和组织进行压迫的法律条文也在匆忙的草拟中，45分钟之后，宪法内容被更换。

直至1903年春，塞尔维亚举国上下大多数人都团结起来，共同抗议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的统治。在1901年7月的选举中，人民激进党获得了数量占绝对优势的议会席位，他们对国王的独裁控制愤恨不已。在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和银行业家族中（特别是那些业务涉及牲畜和食物出口的家族），很多人都看清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亲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将塞尔维亚的经济禁锢在奥匈帝国的垄断之下，剥夺和封锁了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者进入世界市场的权利和途径。1903年4月6日，贝尔格莱德爆发了一场游行示威，抗议者谴责国王恣意篡改宪法，但这次示威活动被警察和宪兵残酷地镇压了，18人殒命，50人受伤。尽管被捕者几天之后就被释放了，但还是有百余人（其中不乏军官）被逮捕并监禁。

在不断加剧的对立中，塞尔维亚军队也成了反对者的中坚力量。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军队是塞尔维亚社会中最活跃的组织机构。在这样一种仍旧以极不景气的乡村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中，想升职可谓步履维艰，但成为一名军官正是能够获得地位和影响力的不二之选。这种优越性在米兰国王那里得到了强化——他慷慨地拨款给军队，扩大军官队伍，其代价就是削减了本来就短缺的国家高等教育资金。但自从1900年，米兰突然被驱逐之后，军官这一美差就迎来了它的末日：亚历山大国王削减了军事预算，军官的薪水逐月减少，甚至还出现了拖欠。此外，还通过了一项任人唯亲的政策：国王及其妻子的朋友和亲戚能够被晋升到关键职位。人们普遍相信一个事实（尽管官方出面否认），那就是国王没有一位血缘上的继承人，他计划将塞尔维亚王位传给德拉加王后的兄弟尼科迪耶·伦耶维卡（Nikodije Lunjevica），这激化了人们的愤怒情绪。

1901年夏，塞尔维亚军队中一位相当有天赋的年轻中尉酝酿了一场军事谋反行动（该中尉在1914年发生的事件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因为他拥有强健的体格，令他的崇拜者联想到肩膀宽阔的古埃及公牛神“阿匹斯”，他也因此获得了这样一个绰号。在塞尔维亚军事学院毕业后不久，他就在参谋部谋得了一个职位。由此可见，他的上级相当器重这个年轻人。迪米特里维奇天生就是政治阴谋领域的佼佼者。他的行动极其诡秘，他能够绝对地投入军事和政治工作；他的手段非常毒辣，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出奇的冷静。迪米特里维奇不是能够统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领袖，然而他却具备十足的能力，能在小群体和私人交际圈中令对方信服，向他的信徒传达一种使命感，并消除质疑、煽动极端行动。他的一位合作者对其如下描述：“他是一种神秘力量，我在他的命令面前完全顺从，尽管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样做并不合理。”另外一位谋反者同谋甚至对“阿匹斯”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感到困惑：他并不聪颖过人，又不具有雄辩能力和口才，他的想法似乎也不能自圆其说；“然而，他的确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位仅仅依靠他的出现就能将我的思路带到他的方向上的人；他只用最普通的方式道出寥寥数语，我就会完全臣服，成为他的意志的忠诚执行者”。迪米特里维奇从小生长在男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这是他上述高人一等的能力的根源。在他成年后，妇女只是被边缘化的存在，他对她们从来没有性欲。他的居所杂乱无章，他所有策划阴谋的地点都是烟雾缭绕、全体成员皆为男性的世界——贝尔格莱德的咖啡厅。曾经这是些非常私密的场所，但现在，人们在这里的对话并不需要确切被对方听见，人出现即可。在他最广为人知的一张照片上，这位谋反者魁梧、强壮，留着髭须；他身旁还有两个同谋，摆出一副明显心怀不轨的表情。

迪米特里维奇原本计划在1901年9月11日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一次舞会上谋杀这对王室夫妻（当天是王后的生日）。这项计划似乎出自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2]的小说——两位军官被委派袭击多瑙河发电站（该发电站为贝尔格莱德提供电力），而还有一位的任务是摧毁为舞会场地提供电力的稍微小一点儿的公电站。一旦陷入黑暗，4名出席舞会的刺客就趁乱点燃窗帘，敲响警报，然后逼迫国王和他的妻子服毒自尽，了结两人的性命（这一方案巧妙地避免了混乱之中寻找武器的可能）。他们在一只猫身上成功检验了毒药的毒性，但这缜密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发电站由重兵把守，无法进入，并且王后最终并未出席舞会。

他的其他计划也都失败了，但他并不气馁。这些谋反者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兢兢业业”，试图扩展政变的范围。他们“招募”了百余名军官，其中不乏年轻人。1901年年底，有些公民政治领袖也加入进来，当中的一位便是前内政大臣乔尔杰·根契奇——在反对国王的婚姻一事上直言不讳的那位。1902年秋，谋反组织正式有了自己的秘密誓约。其构思者便是迪米特里维奇，他将组织的目标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预感国之将陷……罪魁祸首便是国王和他的情人德拉加·马欣；我们立誓要将他们除掉，以践行我们的宗旨。”

1903年春，谋反组织的成员扩大到120~150人，计划在皇宫内刺杀这对王室夫妻的方案已经完备。如要执行计划，则需要周密的准备；然而，国王和他的妻子深知自己不得人心而草木皆兵，因此对于安保措施近乎偏执，增强了他们的安全防卫。如果没有一帮侍从跟随，国王从不单独出现在城里；德拉加王后因为过于担心发生意外，曾将自己禁足在皇宫长达6周。皇宫内和周边区域的安保力量增加了一倍。一时间，关于一场即将到来的谋反暴动的谣言风行，1903年4月27日的《泰晤士报》还援引了贝尔格莱德的“匿名信息来源”，称“针对王室的一个军事谋反组织发展得如此壮大，以至于国王和政府都不敢采取措施与之对抗”。

对线人的征募（包括皇宫护卫队的军官和国王的随从副官）确保了刺客们能够顺利在哨兵把守的地方杀出一条路，进入皇宫内部。谋反的日子在行动的前三天才确定——当得知所有的关键谋反者能够各就各位时。这项计划应该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之后立刻被广而告之，以防止警方或是国王政权的残余势力的介入和破坏。谋反者在大功告成的一瞬间急于宣扬自己的行为，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国王和王后的尸体被从卧室窗户扔出。“阿匹斯”本人也在突围进入皇宫的刺杀小分队中，但他没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在皇宫主入口处与卫兵的交火中，他中弹了，身负重伤，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差一点儿就因为失血过多而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