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

加拉沙宁曾在1844年写道：“对塞尔维亚来说，与奥匈帝国达成一致并和谐相处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直到1903年，贝尔格莱德和维也纳之间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仍很小。从贝尔格莱德方面看来，它在这两个国家共享的那条漫长的国境线上并无防御能力。塞尔维亚的首都气派地坐落于多瑙河和萨瓦河汇流处，距离奥匈帝国的国境线只有很短的车程。塞尔维亚的出口物资大多数运往奥匈帝国，大多数进口物资也来自那里。该地区地理上的规则在俄国的政策里得到了加强。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俄国向保加利亚伸出援手，帮助其在奥斯曼帝国之外形成了一个大的国家实体——其目的还是想让保加利亚依附于自己。由于已经预见到有朝一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将会在马其顿的领土问题上产生分歧，当时的米兰王子（也就是之后的国王）面对这一威胁，积极寻求与维也纳建立密切的关系。因此，正是俄国对索非亚的帮助，将塞尔维亚推向维也纳的怀抱。只要俄国继续用保加利亚作为筹码推行其巴尔干政策，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的关系似乎就会和睦。

1881年6月，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达成了一项商业协议。3周后，双方又追加了一项秘密协议——该协议由米兰王子亲自协商并签署，其中规定了奥匈帝国不仅要承认塞尔维亚王国的地位，还要支持塞尔维亚兼并马其顿领土的事业。塞尔维亚方面则同意不会破坏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地位。该项协议中称，塞尔维亚“绝不允许任何发端于自身领土的政治的、宗教的抑或其他的针对奥匈帝国的阴谋，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新帕扎尔的桑扎克”。米兰更是力图加强这种联盟关系：在咨询奥匈帝国之前，塞尔维亚不会与任何第三方签署“任何形式的条款”。

毫无疑问，这些共识小心翼翼地建立起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良好的关系，但它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它并没有涉及塞尔维亚公众敏感的生活层面——他们从骨子里是反奥匈帝国的，双方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越发让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感到无法接受；此外，缔结关系的是一位古怪的、越发不受人欢迎的塞尔维亚君主。但是只要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在位一天，他们就至少能够保证塞尔维亚绝对不会与俄国联手共同对付奥匈帝国，且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也将一直直指马其顿，以抗衡有朝一日与保加利亚的冲突，而不是指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892年，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贸易协议。1889年，秘密协议又续签了10年，尽管它继续成为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政策的有效纲领，但之后它还是被废止了。

1903年王权的更迭重置了这一关系。奥匈帝国很快便承认了卡拉乔尔杰维奇的政变，部分原因是佩塔尔曾向奥地利人保证，他会继续保持塞尔维亚亲奥的姿态。但不久后，塞尔维亚的新任领导人却表现出将塞尔维亚的经济和政治推向独立的意图。1905~1906年，贸易政策、军备订单、复杂的财政情况以及地缘政治相互错杂，使得双方出现了危机。奥匈帝国试图实现三重目标：确保与塞尔维亚的商业协议，确保塞尔维亚的军备订单继续流向奥匈帝国的工厂，以及向塞尔维亚提供巨额贷款。但三项目标中没有一项达成，这使得两位邻居之间的关系疾速冷却，这件事的结果对奥匈帝国来说也是个十足的灾难。塞尔维亚的军备订单被法国的施耐德–克勒索公司接收，而这家公司正是奥匈帝国公司——波西米亚的斯柯达的竞争对手。奥地利人迅速做出反应，中止了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猪肉贸易，消费者为此抗议，引发所谓的“猪肉战争”（1906~1909年）。但这项举措却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塞尔维亚很快发现了其他的出口市场（特别是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并开始建造大规模的屠宰场，借机从长期依赖奥匈帝国的加工过程中解放出来。最终，塞尔维亚完成了一项大额借贷，而且贷款方不是奥匈帝国，而是法国（这也算是对塞尔维亚军火订单寻求法国卖主的“礼尚往来”）。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停下来，思考法国提供贷款背后的故事。正如所有新兴的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常常举借外债，完全依赖于此，大部分借款是为军事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在米兰国王统治时期，奥地利人情愿作为贝尔格莱德的债主。但自从这些贷款超过了贷款方的资金，它们不得不借助多种多样的抵押：一定的税收或是铁路特权。来自铁路、印花税和酒水的被抵押的收益应当由塞尔维亚政府以及债券持有人代表联合控制下的特殊国债来支付。这一举措使得塞尔维亚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陷入动荡，并且丝毫没有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财政挥霍起到限制作用，这导致直到1895年，债务额累积超过了3.5亿法郎。破产的脚步逐渐逼近，贝尔格莱德又谈成了一笔新贷款，通过这一举措，所有的旧债被合并，并按较低的利息来计算。抵押的收益被置于分管之下（其中一部分管理者是债权人代表）。

换言之，诸如塞尔维亚这样脆弱的借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巴尔干国家以及奥斯曼帝国）只有在同意财政控制特许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理想数额的贷款。这种财政特许意味着主权国家职能的部分担保契约。主要出于这一原因，该地区的国际贷款成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当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外交手段和强权政治。法国的国际借贷高度政治化。有些国家的政府政策被认为是违背法国国家利益的，法国从不会让贷款流入这些政府，只有在获得经济或政治特许的情况下，贷款才得以进行。有时，它也会勉强为一些并不可靠但在策略上十分重要的客户提供贷款，以防他们另寻其他出路。它在寻求潜在客户的过程中表现出攻击性和强硬的态度。以塞尔维亚为例，塞政府于1905年夏被告知，如果他们在贷款方面不给予法国优先权，法国面向塞尔维亚的资本市场将全部关闭。在意识到策略和财政之间的关系之后，法国外交部于1907年将商务部门和政治部门合并。

在这样的背景下，塞尔维亚1906年的贷款事件便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借用一位研究战前金融情况的美国分析家的话，法国与塞尔维亚的财政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和重要”。塞尔维亚3/4的债务来自于法国，这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是一笔巨额的义务——偿还计划已经规划到1967年（实际上，1918年以后，塞尔维亚就一直没有对债务的大部分进行偿还）。这笔资金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购买军火（尤其是大炮），而这些交易大部分是在法国完成的，这不仅让奥匈帝国感到恼火，英国的外交官和军火供应商同样十分头疼。1906年的贷款使得塞尔维亚不惧怕奥匈帝国的商业压力，并且帮助它开展一场旷日持久的关税战。1906年，驻塞尔维亚的英国使节报道：“帕希奇先生抵制奥匈帝国要求的事件无疑取得了成功，这标志着塞尔维亚的经济和政治解放迈出了重要一步。”(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在金融领域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塞尔维亚经济整体呈现出不景气局面的事实。这个国家的经济下滑态势与其说与奥匈帝国的关税政策脱不了干系，不如说它深深根植于其历史背景和土地结构。塞尔维亚的成立和后续的扩张同时伴随着剧烈的逆城镇化过程，大部分穆斯林城镇已经饱受数十年的骚扰和驱逐，人口锐减。取代奥斯曼帝国周边地区相对城镇化甚至世界性大城市的帝国结构，是一个完全由信奉基督教的小农生产者组成的社会和经济体；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塞尔维亚本地贵族阶层的缺失。此外，王朝阻止大庄园进行合并，以防止出现新兴的统治阶级。城市不断缩水，而人口增长率却狂飙突进；年轻的家庭对成百上千公顷的边缘土地进行开拓，社会对于婚姻和生育并无限制。自19世纪中叶到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这段时间，这种人口恣意的增长丝毫没有改进和逆转塞尔维亚经济的颓势和衰落。19世纪70年代初至1910~1912年，农业的人均产值下降了27.5%，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于耕地的过度开发导致了大规模滥伐森林。因此，养猪业赖以发展的牧场数量锐减，而养猪业是塞尔维亚传统农业中利润最大、最高效的产业。到19世纪80年代，舒马迪亚地区美丽的野生森林景观（同时也是适宜养猪业发展的不二之选）几乎消失殆尽。

如果单从商业和工业部门的增长来看，事态发展会不会更乐观一些？这些领域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塞尔维亚的企业很少产生于对国内生产制造商品的需求。农村人口很难接触市场，基础工业十分落后。与此相比，塞尔维亚的邻居保加利亚靠纺织厂为工业增长提供了驱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靠对内投资，布达佩斯一家食品加工公司最先让塞尔维亚的梅子果酱得以包装、出口；19世纪对丝绸和葡萄酒的高需求同样也是国外企业家带动的。但是这种对内投资十分缓慢，当外国公司试图在塞尔维亚开展业务时，排外主义、官僚腐败和低劣的商业伦理等多方面的影响使得它们放慢了脚步。有些地方的政府制定政策鼓励投资，但即便如此，当地豪强对外国公司的阻挠仍旧是不可小觑的问题。

对塞尔维亚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样欠缺：1900年，塞尔维亚国内只有4家师范学校，小学老师中有一半并没有接受过教育学的训练，大多数学校班级并不是在专门的教学楼上课，并且只有大概1/3的孩子是真正来上课的。所有的弊端暴露了这个国家农村人口教育意识的薄弱，在他们眼里，学校只是政府设立的陌生机构。1905年，为了批准一项新的收益来源，议会决定向教科书征税（议会大多数是由农民构成的），而家庭蒸馏工艺甚至都不在税收范围内。这一结果导致文盲的比例大幅攀升：该国北部地区的识字率为27%，而东南部地区仅有12%。

这种糟糕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它意味着塞尔维亚社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仍然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同质性。乡村生活与农民的口述文化传统（如那些非凡的神话故事）之间的纽带从未切断，甚至连贝尔格莱德（1900年，其识字率仅有21%）也仍然只是一个农村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这个“农民城市者”的世界深深地受到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与血缘关系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现代化意识的发展并不是来自对世界的开创性认识，而更像是以一种与现代思维相互抵牾的方式，仍然沉迷于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

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特殊联系的现实解释了战前塞尔维亚表现出的几大明显特征。在如此缺乏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的经济体中，军队难免成为主角。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在面对来自军事指挥机构的挑战时，民政系统为何不堪一击——这也是影响1914年夏天席卷塞尔维亚那场危机的关键因素。然而，对正规军队保持警惕的农民文化，使得非正规的民兵组织以及游击队系统的党派冲突成为家常便饭，这也是塞尔维亚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以来所面临的中心主题。对于一个军国文化不断扩张且缺少与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受过良好教育阶层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加强了19世纪其他国家的议会系统）的政府来说，民族主义成为唯一的、最有力的政治工具和文化传统。这个国家几乎普遍对兼并土地抱有热情（这些土地至今都未成为塞尔维亚的国土），这种热情根植于流行文化中对神话的崇拜，同时也来源于对土地极度渴求的农民——他们自己的土地已在不断缩水，变得越来越低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塞尔维亚的经济困境是奥匈帝国惩罚性的关税制度造成的，或是由于来自奥匈帝国的束缚，那么这种论点虽然可疑，但或许也会得到最热烈的赞同。商业和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使得塞尔维亚的统治者们不得不依赖国际金融，为了寻求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们需要为军队筹集资金。这也是为什么1905年之后塞尔维亚与法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从金融和地缘政治上来看，这是塞尔维亚迫切的需要。